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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大事了”--从官媒异常中嗅出端倪

作者:山王天  2012-04-11 12:10 桌面版 正體 打赏 0

“关心国家大事”,这几乎是当年每个知青基本的政治素养。我也不例外,对国内外时政新闻非常关注。当时,我们虽然远在边陲,但并不封闭。很多大事要事,我们都能从广播和报纸上知道。所以大家对邮递员特别有好感,他不但带来温暖的家信和友人问候,还带来“政治食粮”报纸。

我们一般都会从报纸的字里行间,发现一些政治信息。尤其是林彪事件,就是我们在《参考消息》等报章和广播中推测出来的,当时在连队引起了很大的躁动,我自己也差点成了散布谣言的反革命。

我最早的异样感觉是来自半导体收音机。我们宿舍里只有一个上海知青有个半导体收音机,是红旗牌的,音质很好,还能收到莫斯科的华语广播(当时收听苏联台,就是收听敌台,是要受到政治处分的,所以没有知青去惹这个麻烦)。

9月29日晚上,我们在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联播关于国庆招待会的消息时,发现一直主持这种招待会的周恩来没有出席。接着,从10月1日国庆节那天的广播中,我们虽然听到了周恩来的名字,但是历年来在国庆节都出面的毛泽东和林彪没有公开露面。本来每年这个时候,我们都要反复收听《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两报一刊”)的社论,但是那天竟破天荒地没有发表任何社论。

尤其是10月2日,我们收听到《人民日报》一篇署名“黎帆”的政论文章,标题是《学习鲁迅反对假马克思主义的斗争精神》。文章提醒人们:“要分清营垒,拔去从背后射来的毒箭”。谁是假马克主义者?谁在背后放毒箭?一连串的疑问,在知青中蔓延开来。疑惑归疑惑,议论归议论,实际上无论是上级领导,还是连队群众,谁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于是我就跑到连部翻看《参考消息》,想从国外的报道中,找出点答案。那个时候,《参考消息》没有一定级别的党员干部是看不到的。但是那年年初,我已经在连队党支部会议上被批准入党,并且还临时被任命为副指导员,所以连党支部那唯一一份的《参考消息》我得以能够经常看到。而其他我们连的任何知青,当时都不可能看到这份由专人登记保管的报纸的。

记得是在国庆节上班后的某一天,我从10月1日出版的《参考消息》上,发现了一条《纽约时报》新闻社发自莫斯科的9月27日电讯,这则消息上说:“勃列日涅夫在访问巴尔干国家回来后,立即在机场同政治局的其他委员举行了紧急会议,是为了……或者是估计关于中国发生异常事件的消息”。我感到非常奇怪,几乎一整夜都在想:中国发生了什么异乎寻常的事件,令勃列日涅夫深夜一下飞机就举行会议来研究中国问题——但我百思不得其解。

这天的《参考消息》还刊登了塔斯社纽约28日的电讯,标题是《葛罗米柯谈中国问题》,葛罗米柯当时是苏联的外交部长。消息说:“他在今天的联大会议上说:‘……作为这些计谋的目击者的那一代人还没有退出生活的舞台’”。这带有威胁语气的话是什么意思?虽然艰涩而难懂,但我想可能是中国政坛高层出了某些事情,否则不会引得外国政要如此隐晦的表达,而且他是谈“中国问题”时说这样话的。

接着10月2日的《参考消息》又转载了共同社东京30日电,云9月29日下午,尼克松在白宫和葛罗米柯会谈。“单独讨论了中国问题”,“单独会谈半小时,甚至不用译员”。我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如此秘密,问题如此严重,中国肯定出什么事了!”

这天的《参考消息》还刊登了英国《泰晤士报》的29日电讯,标题是《苏联删去了对中国的警告,令人迷惑不解》。文中说,在29日莫斯科时间1点24分播发的葛罗米柯在联大发言英文文本中,对中国的警告的被删除了。“可能是勃列日涅夫在最后时刻下令修改了这篇讲话。”我据此分析,中国确实发生了事情,而且一开始似乎对苏联非常有利,但后来的发展却又似乎不太有利,故才会有删改文稿的事情发生,否则便不好解释了。

不几天10月6日的《参考消息》在第3版刊登了苏丹共产党人凯尔文一个月前(9月9日)在《尼罗河镜报》上发表的文章《对付反动政变的解毒剂》,此文很长,但《参考消息》在其文前发了一个摘要。摘要文字惊人之短,只有一句话:“莫斯科的傀儡在阿联和苏丹搞政变,是苏联要使这些国家完全屈服于他”。

这是近1个月前的文章,现在在《参考消息》上全文发表,肯定有政治背景和政治含义。我当时想:“这是不是在暗示:中国也有人要搞政变,而此人是苏联的傀儡呢?”随后,我在日记中写了一篇短文,标题是《发生了什么?》。并且把我的猜测与排里的北京知青讲了,希望他们或者写信,或者打电报,问一下家里是否确实有事情发生?

尤其让我们惊讶的是10月8日收听到的广播,毛泽东会见了埃塞俄比亚皇帝海尔•塞拉西。但是过去这种场合都有林彪陪同,而这次没有!这太不寻常了,于是我想起了10月2日《人民日报》那篇学习鲁迅文章的作者——“黎帆”。从文革开始,几乎所有重要文章的署名,都有深奥的含义。比如“江河”,是指“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核心小组”;“龙峻渠”指的是“黑龙江省军区”等等。难道这个“黎帆”是“林反”的谐音?是“林彪反”了?

推测到这里,我感到浑身都冒汗了,想都不敢往下想了。第二天一大早我便坐着嘣嘣车(即拖斗车,因为他发出的声音是嘭嘭的,所以我们都叫之为嘣嘣车)到营部打听。营教导员说我神经过敏,训了我一顿。但是政治保卫干事(营党委委员,矮矮的个子,姓魏)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里说:“你吃豹子胆了,你这是反党,你知道不知道!林彪是毛泽东的接班人,已经写在党章里了。幸亏营党委还没有批准你入党,否则不是混进个反革命分子来了吗!”

我让他这么一说,真是吓怕了,后悔不该如此莽撞和幼稚——我这不是在拿自己的政治生命开玩笑嘛!。好在就是在这天中午,邮递员带来了好几封北京来信,几乎都说道:“那个副统帅出事了!”魏干事在食堂也听说了,连饭都没吃,一溜小跑找到我说:“你赶快回连队吧!好像是有事了。”

我当时真是惊呆了,马上向连队奔去。连队离营部25华里,我只走了不到2个小时。路过一连时,我还特意把十八中的同学郭新渝叫了出来,告诉了可能发生事的消息,郭新渝当时真的惊呆了。我来不及多说,以习惯的动作与之告别,快步赶往八连。快到连部的时候,一个北京女知青(她父母都是军队领导干部,是高干子弟)走了过来,在我耳边悄悄地说了声:“常排长,我爸来信了,说林彪垮台了!”

那几天,无论是在田间,还是在食堂,无论是在知青宿舍,还是在老乡家里,大家都悄悄地议论开了。但是稍后一封北京来信,引起了我们一场后续性的、也是错误性的推断。那封信说:林彪9月13日叛逃。我和一班长朱小明(北京知青)、连队通信员华继荫(上海知青)等查看了所有的近期报纸,发现9月14日至25日的《人民日报》等大报上,都有“林彪”的词句出现。26日越南劳动党代表团团长黎清毅在宴会上致辞时,还和往常一样说:祝林彪身体健康。但我注意到,作为东道主的李先念在致辞时,一个字也没提到林彪。于是我们判断,9月13日叛逃可能有误,如果是13日已经叛逃了,那么以上的报道证明新闻单位和兄弟党领袖们或者不知道,或者就是在25号前后才叛逃的。然而,后来的事实证明我们完全判断错了。林彪确实是13日叛逃,并摔死在蒙古的温都尔汗荒原之中。

我们正式知道这件事,已经是在1971年的11月1日了。那天连里召开了干部会议,由吕金龙指导员传达了中共中央关于林彪、陈伯达反党集团的七个文件。其中一份是由毛泽东9月18日批示“照发”的文件,这个文件的第一句话就是:“中共中央正式通知:林彪于1971年9月13日仓皇出逃,狼狈投敌,叛党叛国,自取灭亡。”

(原标题:1971年9月,我们也猜测“出大事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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