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肃反”谁是主凶？

二十世纪席卷全球的“红色革命”是人类文明史上美丽的罂粟花。

斯大林大肃反则是“红色革命”史上永不消逝的痛。

斯大林肃反基本上消灭了列宁创建的苏联布尔什维党。

列宁遗嘱中提到的6位苏共元勋除斯大林外全被污为“人民的敌人”枪决或刺杀。

领导十月革命的第6届中委会成员2/3枪决；十一大中委会27人被枪决20人；十五大政治局7人除斯大林外全被枪决或暗杀；第1届苏维埃政府15名成员中除已去世5人外和斯大林外的9人全遭枪决……

1936—1938年间，苏共一半的党员——约120万人被逮捕。早在1929—1931年的清党运动中就有25万人被开除党籍。

大清洗几乎整个消灭了苏联红军的军官阶层，红军指战员和政工人员有4万余人被清洗，其中1.5万人被枪决。大清洗枪决了5名元帅中的3人，4名一级集团军级将领中的3人，12名二级集团军级将领的全部，67名军长中的60人，199名师长中的136人，397名旅长中的221人……

世界上任何一支军队，它的高级指挥干部在任何一次战争（包括二战）中都没有受到这样大的损失，甚至全军覆没的结果也不至如此。就是缴械投降的德、日两国所损失的高级指挥干部也比这少得多。

更可怖的是：所有被枪决的苏共高官显贵在监狱里都受尽了灭绝人性的酷刑折磨，以至把“死”当成一种渴望，全在法庭上老老实实“背诵”体制栽赃的莫须有罪名，生怕背错一个字得不到“枪决”的恩赐重回监狱受刑。

斯大林大肃反是典型“为敌复仇”式自相残杀。

冥冥之中好象天数注定，斯大林在不经意中为“红色革命”的敌人疯狂报仇雪恨？“红色政权”的领袖元首，居然不自觉充当“红色政权”的最大掘墓人？

其实斯大林并非“红色肃反”的罪魁祸首。在世界红色革命史上，斯大林不是肃反第一人，也不是杀人最多的人。

二十世纪所有的红色政权，无一例外都发生过自相残杀的肃反悲剧，只是程度不同。

在世界红色革命史上，为敌复仇式自相残杀的“肃反第一刀”是毛泽东砍下的。

1930年，毛泽东在赣南苏区肃AB团，5000多名红军官兵被强加“莫须有”罪名，在受尽惨无人道酷刑之后被血腥冤杀。毛的肃反搭档邓发则在闽西苏区屠杀了6000多人。当时中央苏区的红军总数不到4万人，这一下就被自己人屠杀了四分之一，超过了红军与国民党军队正面战场的战死人数。

毛泽东在四十年代的延安整风运动中上升为我党军政第一人后，就篡改中国红色革命史，把江西苏区的“肃反扩大化”强加到“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头上。这真是典型的欲加之罪，当时王明远在万里之遥的莫斯科，在没有手机、程控电话等现代通讯工具前提下，王明怎么可能对被严密封锁的中央苏区实施瞬息万变的遥控指挥？

中央苏区的“红色肃反”在全国红色根据地引起连锁反应。

1931年冬，张国涛在鄂豫皖苏区掀起肃“改组派”、“AB团”、“第三党”运动，团以上的红军指战员被屠杀一空，6000多名红军官兵和红色干部身首异处。红四方军总指挥徐向前的妻子就在肃反主刑场之一的红安县七里坪镇王锡九村的黑洼被石头砸死。

1931年冬鄂豫皖苏区的红四军不到2万人，这一下就杀掉了三分之一。

下面有必要晒一晒鄂豫皖苏区被张国涛肃反残杀的部分红色高干：红12师师长许继慎、红11师师长周维炯、红11师政治部主任熊受暄、鄂豫皖军委参谋主任李荣桂、红10师参谋主任柯柏元、原红33师政委姜镜堂、军政治部主任王培吾、秘书长陈翰香、红12师政委庞永俊、继任政委吴荆赤、红12师副师长肖方、红10师副师长程绍山、政治部主任关叔衣、红12师参谋长兼红36团团长魏孟贤、红10师政委陈奇、中央独立1师师长徐百川、中央独立2师师长王效亭；鄂豫皖特区军委副主席郑行瑞、黄麻起义的领导人和鄂东北苏区的创建者徐朋人、戴克敏、曹学楷、陈定侯、王秀松、六霍起义的领导人和皖西苏区的创建者舒传贤、皖西道委书记方英、原红1军独立旅旅长廖业琪；红28团团长潘皈佛、政委罗炳刚、红30团团长高建斗、红29团团长查子清、政委李奚石、红32团政委江子英、红33团团长黄刚、继任团长王长先、红38团团长任难等人都被先酷刑逼供后野蛮屠杀。红4军4个师12个团的干部，幸存的只有2人，有的团、营、连级干部，被杀了三、四茬。鄂豫皖红军中，总共被肃掉军级干部17人，师级干部35人，团级干部44人。

在所有被肃反的死难者中，只有许继慎一人是被公开审判，因不服罪被绑在马上拖得皮开肉绽，最后和周维炯一道被保卫局秘密勒死在牢房内。时年许继慎30岁，周维炯26岁。许继慎的妻子王望春是师政治部秘书，当时已怀孕，也被秘密杀害。

大屠杀足足进行了三个多月，除红四军军长曾中生、旷继勋、徐向前等少数人外，创建鄂豫皖苏区的元勋几乎被杀光。曾中生和旷继勋在红四方面军转战到川陕后又被张国涛残杀。

红四方面军在川陕根据地继续奉行自相残杀的“肃反”政策，手段也倍极残酷。萧华将军的夫人女将军王新兰出身于川北根据地著名的“红军之家”，王新敏、王新正两兄弟，王新诗、王新国、王新兰三姐妹，加上入赘到王家的任俊卿，总共6人参加了红军。1933年深秋在峰城山残杀红33军特务营营长任俊卿时，居然强迫王新敏、王新正两弟弟“坚定革命立场”充当行刑刽子手，亲手用大刀吹下了姐夫的人头。即便是经受了如此严峻的考验，王家兄弟也难逃一死，一个月后也被保卫局处决。二姐王新国则在炉霍被肃反，罪名居然是“长得太漂亮了，白皮嫩肉的，一看就是个地主资产阶级家庭混进革命队伍的千金小姐，不‘肃’掉不放心。”

三十年代红色苏区肃反最疯狂的是湘鄂西，三万红军杀得只剩下四千人，杀得只剩下五名共产党员？

红色苏区的主要肃反对象除了功勋卓著的高干外，中下层干部战士主要集中为下述三类人：一是改编的国民党俘虏或从敌营投诚起义过来的官兵；二是出身地主、富农家庭的干部官兵；三是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

和那些吃不饱饭娶不上媳妇，为生存所迫揭竿而起的工农官兵相比，那些生活有保障的地富子弟和青年学生投身红色革命带有更多的“理想主义色彩”。这批人在“宜将剩勇追穷寇”的四十年代末期“改旗易帜”也许有见风使舵投机分肥的阴暗动机；但在“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的二三十年代之交铤而走险则多属于“理想主义”的驱动，拥有更为充分的革命气节和进步情怀。这是社会革命最为可贵的力量，是推动社会进步的主要依托。红色肃反把这批真正的社会进步力量清洗残杀掉后，红色革命自此误入“反理想”和“反智”的赤裸裸功利歧途，离推动社会进步的目标越来越遥远。

因此二十世纪以苏联为代表的红色政权最后多背离了革命初衷，堕落成了“剥夺本国人民基本权力”的黑色政权。

“红色肃反”给二十世纪的红色政权造成致命创伤已成为不争的事实；但谁是“红色肃反”的幕后主凶则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二十世纪“红色肃反”谁是主凶？

是斯大林？毛泽东？张国涛？波尔布特？金日成……

好象都不是！

二十世纪“红色肃反”的主凶应该不是某一个具体的人？而是“现代极权专制体制”。“现代极权专制体制”才是系列“红色肃反”的自杀机器。“红色肃反”的内在根源是“权力争斗”。“现代极权专制体制”则使“权力争斗”表现为“你死我活”、“残酷无情”和“灭绝天良”。

“现代极权专制体制”权力争斗的主要特权：一、政治权力的获取不是通过宪法依据的“民意授权”；而是赤裸裸的暴力和谎言欺骗；二、权力的运作不遵循法定程序；三、权力交接依靠阴谋和暴力，既不遵从民主国家的“民意基础”；也没有皇权专制体制下约定俗成的继承定制；四、权力缺乏刚性的监督制约；五、权力岗位含金量大，掌权者可在自已的职权范围内为所欲为。

仔细分析上述那些权力特征，就能发现“现代极权专制体制”下政治权力是高度垄断排他性的，权力争斗是你死我活不可调和的。任何人只要卷入这种体制的权力漩涡，就无法使自己置身事外，都会自觉或不自觉沦为政治斗争的迫害机器。

红色政权每次发生权力重新洗牌时，都要对前朝的权力骨干和他们的追随者进行迫害清洗，把权力转移到政治新贵手中。1931年张国涛来到鄂豫皖苏区后，迫不及待进行大肃反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从红四军高干手里夺权，同时为了孤立高干对中下层追随者大开杀戒。

因为权力岗位巨大的含金量，习惯了“权力享受”的权力魁首们都无法战胜自身弱点主动告别权力。为了能长期垄断无限权力，权力魁首们就要不断“清洗”掉那些潜在的或假象的权力竞争者，消灭追随他们的人。

这就是“红色肃反”的体制动力！

现代极权专制体制下的“红色肃反”不但表现出残暴冷血你死我活，而且永远不会自动停止，政治人物逃过了这一次不一定能够逃过下一次，政治迫害恶梦无穷无尽永不见底。除了平时的不间断零散清洗外，每隔三五十年都要把“大批量血腥肃反”再来一次；每次“权力重新洗牌”都伴随清洗迫害悲剧。所以“苏区大肃反”后是“延安整风”，然后又是“文化大革命”。

前苏联如果不在九十年代初毅然决然告别这一自杀体制，下一次“斯大林肃反”一样不可避免。

我们的改革开放部分告别极权体制，三十来来“有惊无除”；但这并不等于肃反清洗会一去不返？只要极权专制体制得不到根本的变革，文革恶魔随时都能够追上我们。

点击与作者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