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官员公开财产，是对纳税人的交代，也是公权者的义务，本无任何借口和条件可讲。何况有法规规定，民间呼声比雷声还大，但是，这层纸就是无法捅破。原因何在？
与财产隐匿相对应的是官员普遍腐败和钜额“三公”消费引发的巨大民愤。三者皆指向个人特权和不当得利。民间普遍认为去年“三公消费”高达九千亿元，官方不会公开这种数据。“三公”特权受到社会强烈诟病，全在于随处可见，即刻激起民众不满反应，不像官员财产隐匿。原国家统计局副局长贺铿曾表示，作为副部级官员，靠工资自己买不起房子。今年两会上，这位全国人大代表、人大财经委副主任表示：“靠工资现在仍然买不起房！”，但是，他遗忘自己“三公”消费样样有份。因此，财产不公开仅是吏治腐败的一部分。
官员财产申报据称在体制内部已形成制度，但是，贪官监督贪官，等于老子管儿子。这种内部申报，只有作为把柄整治政治对手和惩治不听话官员时才发挥威力。全国人大代表、重庆律师韩德云，今年两会将第六次向全国人大递交官员财产公开提案。他表示现在财产内部申报不是问题，关键是公开，只有公开才有监督。这只不过是望梅止渴，给政府贴标签而已。
曾有官员公开叫嚣“当官不贪，我当官干嘛啊？”。专制制度赋予贪腐正当性，所谓政府反贪有三个作用：一是权力斗争需要，二是杀鸡儆猴，三是做样子忽悠老百姓。制度性腐败，尚有一个最大的制度特性，即权力与忠诚交易──上级庇护下级，下级对上表忠诚得到的赏赐。所以，制度赋予官员贪腐正当性、合理性。
之所以要求官员公开财产，这既是国家主权归民、权力让渡的需要，也是纳税人供养官员应得到的报答。最主要还在于“权力使人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中国贪官数量和贪腐数额一再被刷新，动辄窝案、数亿计。何况反贪局官员贪腐常有曝光。这并非人性贪婪，而在于专制制度纵容并豢养贪官。
当然，不公开财产，还有一个主要因素──恐惧。既怕丧失权力、财产和泽被子孙亲友的特权等既得利益，更怕因贪腐家产太多而受到人民反抗和清算。人们想像不到贪官有多贪，贪官想像不到人们有多仇官。这是一个死结。上下皆贪、无官不贪，这当是专制制度特性之一，也正是制度溃败的症候。
说真的，政府官员已没信仰，也不相信法律和报应，他们只迷信权力本身。新闻监督和权力制衡，本是限制贪腐的两大利器，但这二者牢牢被政府控制。所以，对官员主动公开财产不容乐观。当寄望于公民社会发育和民主宪政制度出现，那时，恐怕有一大批贪官将被投进监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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