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心中一直有一个疑问——“到底什么叫做改革开放？”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我也想找到一个适当的场合来陈述我的想法。我在《资本主义精神和社会主义改革》一书中，以一个学者的身份来谈一谈我心目中的改革开放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思维。
有很多人说我是“反改革”，说我忽略了邓小平先生提出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道理，像这一类的批评，已经见怪不怪了。因为这类批评对我来讲，已经是司空见惯。我要请各位思考一下，你认为我们的改革开放是成功的吗？我们回头看一看，邓小平说过一句话：“先让一部分人富起来。”各位注意到没有，当时讲这句话的时候，全国老百姓是一致支持的。当时在“社会主义”的环境里，竟然能够喊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可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有什么条件呢？我想把这个条件重新定义清楚，我不希望在这个基本问题上面，我们学术界或者企业界再有任何争论，以及任何的怀疑。它的条件就是，可以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可是其他人不能变得更贫穷，这就是原则。也就是邓小平所说的“走向共同富裕”。
今天你们可能会怀疑，这个制度有效率吗？一个注重公平，一个以公平为基本原则的制度（包括美国和欧洲）是有效率的吗？我告诉各位，我不想谈论它是不是有效率，但至少有一点可以肯定：如果你把公平放弃了的话，马克思的预言就会成为真实。这不是我个人的理解，这是西方这么多伟大的经济学家和伟大的政府政策制定人一致的结论。今天你翻开资本主义精神的代表著作——比如微观经济学，会发现效率改进的先决条件（帕累托改进）竟然是以公平为基础。什么是以公平为主呢？就是一部分人可以先富起来，但其他的人不能更贫穷。
但是现在，我们走到了什么地步呢？基尼系数从当时改革开放的接近于零到现在的0.5，你们觉得我们的改革开放符合历史的发展规律吗？我绝对不能接受这种导致一部分人富起来而由其他人负担社会成本的改革。我在这里再次阐述一下我的观点，并把我国在这二十几年来的改革开放一条一条列出来，做一个评论。
谈谈我们的教育改革。我对政府官员和企业老总讲了这么一句话，我说：“各位来宾，你们记不记得，二十多年前你考上清华、北大的那个情景。你当然记得。你的父母含着眼泪把你送到火车站。他们买不起硬卧车票，给你买一张硬座的站票，让你站到北京上清华大学。你毕业了，功成名就之后，把你的父母接到大城市居住，而你就开始搞教育产业化的改革了，你断送了当初和你一样贫穷的农村子弟唯一脱贫致富的机会，因为学费提高的结果是他们再也念不起大学了，你怎么忍心啊？”
什么叫教育改革？这是最为荒谬的一种改革。市场化就是通过价格机能，使得供需平衡。你怎么能够把市场化的概念引入到教育里面呢？教育本身就是精英取向的供需不平衡的制度，你把市场化的概念引入教育制度里面来干什么呢？要搞供需平衡吗？到最后你要花更高的学费才能进大学。我们没有政府大规模的贷款制度来补贴穷人，如果你进行市场化，其结果是让很多的农村青年不是因为成绩不好念不起大学，而是因为没有钱念不起大学。配套的制度和措施是教育改革的先决条件。我们没有这种配套措施，你怎么敢随便把市场化的概念放在教育改革里面呢？这又是一个改革成本由全社会最为贫穷的人来承担的荒谬改革。
我们再来看看医疗改革！当一个急诊的病人送到医院去的时候，部分的医院第一句话不是“你哪里不舒服呀？”而是“你有没有保证金呀？”如果你没有，你就在走廊里等死吧！我们可能见怪不怪，可是我告诉你，在香港任何一家医院，病人看急诊是免费的。各位知道香港老百姓为什么愿意出这笔钱吗？因为这是对人性、对弱势群体最起码的关怀。我们这里有吗？我还要告诉各位同学，你到美国看病是什么情况。美国的法律规定，必须先给你治病，治完病之后再向你收钱，如果钱不够，可以分期付款。这是对于弱者的关怀与情怀！可是我们今天有吗？当然我承认政府在这方面也在努力做好，例如我们第18次调低药品的费用。但是问题不在这里，是在一个没有法治化的游戏规则之下，你控制不住收费的标准，尤其是控制不住民营医院的收费标准。
在美国，看病的保险不是每一个美国人都有的。在美国相当多的穷人是没有保险的。保险需要一年几千美元。综观美国、欧洲、亚洲，几乎没有哪一个国家的医疗改革是成功的。既然医疗改革是这么的艰难，医疗改革的问题是这么的多，我们怎么敢这么轻意把市场化的概念强加在医改上呢！这种改革还不如不改，因为你太不了解国际大势了，你把市场化看得太神圣了。最后我们发现，很多民营企业家打着医改市场化的招牌大赚利润，而成本却由社会上的病人来承担，这又是一个改革利益属于少数人，而改革成本由社会大众承担的错误改革。
这就是我们的医疗改革。那么我们其他的改革呢？比如说“股改”。什么叫做“股改”，我们到底清不清楚“股改”的概念？让我们回头看一下英国这个“邪恶的帝国主义”怎么做“股改”的！英国有很多的国营企业，所以在撒切尔夫人时代进行了“股改”。但是“股改”有股改的原则，这种改革都是和国企改革相对应的，那就是经营好的国有企业进行“股改”，而经营不好的国有企业不能进行“股改”。因为“股改”本身牵扯到英国中央政府的背书。只要政府把坏的公司推出，股民赔了钱之后就会骂英国政府。中央政府怎么敢对老百姓言而失信，怎么敢在老百姓的心目之中失去其信用形象呢？因此，只有把好公司进行“股改”，希望老百姓可以赚钱。而现在我们的“股改”，是好好坏坏的公司全部进行“股改”！最后的代价就是我们的政府将信用一起赔了进去。
最后我只问监管单位三句话，第一，你敢不敢保证上市公司在“股改”前不大量收购流通股？你不敢保证。第二，你敢不敢保证上市公司不敢篡改选票，不敢贿赂选民？你也不敢保证。我们已经知道的贿选事件，曾经在上海被大规模报道。第三，你敢不敢保证，推出法人股之后，上市公司不会制造假消息，在高位套现离场，坑害股民？最后，监管单位什么都不能保证！而在什么都不能保证的情况之下进行“股改”，甚至把坏公司都一起进行“股改”，这就是对政府信用的破坏，也是对股民的再一次掠夺！是让全体的股民一起跟着受罪，承担着改革的成本。这种“股改”能够成功吗？“股改”失败之后怎么办？就算了吗？谁负责呢？在今天日益复杂的经济环境中，我们这种简单地引用一些国外的先进概念而创造的政策，必须要检讨。
我们今天太喜欢使用表面简单肤浅的现象进行改革，而不实事求是地深究各种改革的本质问题，这才是改革的最大危机之所在。当然，还有很多改革都值得我们批评和关注，包括农业改革、房改、金融改革、银行改革，其共同的结果就是改革由少数既得利益者独享改革成果，而改革成本由全社会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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