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立军事件有两个最大的看点：其一是中共树立的“打黑”英雄、重庆副市长王立军出奔美国领事馆寻求政治庇护，并声称要与其旧主薄熙来“鱼死网破”，从而揭开了更深，也是更高层的黑幕。媒体与公众的关注往往倾向于这一点。然而在我看来，此事件中更大，也更有价值的看点在于，在得知王立军进入美国驻成都领事馆寻求庇护之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重庆市委书记、红色太子党薄熙来立马派遣重庆市长黄奇帆率领70车武警与装甲车，全副武装，浩浩荡荡开入成都，包围了美国驻成都领事馆，从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交史开启了新的篇章。
自中共政权与美国建交以来，虽有1999年“误炸”中共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而出现的中国“群众”攻击美国驻华使领馆事件，虽然其后证实幕后有中共的煽动和组织，不过毕竟当时可以说是“群众义愤”，民间自发的行为，与中共官方无关。可是这次薄熙来派出武警、装甲车包围美国领事馆，一来他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重庆市委书记，又是红色太子党的身份，不能再说是群众自发行为；二来正值副主席习近平出访美国前夕，没有义愤可言，只有私愤可泄；三来包围美国驻成都领事馆的武警和装甲车完全是中共在编的官方武装，与民间没有丝毫关系。因此这次薄熙来出兵包围美领馆事件，完全是中共官方的行为，而且显然是违背国际法的。尽管事后中共与奥巴马政府都低调处理，然而该事件的严重性质并没有因为官方的刻意淡化而改变，这也是美国国会要对此展开调查的主要原因之一。
值得一提的是，有人把薄熙来出兵包围美领馆说成是“警变”，而事实上这是一次兵变。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武警不是警察编制，而是部队编制。在中国，武警的士兵都是服兵役者，而非面向社会招募的警察，武警的军官都是军衔，而非警衔，武警部队是受中央军委领导的，武警的所有高级将领都是中央军委主席任命的，可见武警的性质是兵而不是警，所以发动武警越界包围外国领事馆完全就是一场兵变。
如果反过来，在美国有一位州长派遣国民警卫队越界包围中国驻美领事馆又会如何？这位州长肯定会被立即解除职务并被逮捕受审。可是在中国，诡异的是发动这场兵变，酿成重大外交事件的薄熙来非但没有被捕，反而还在继续担任重庆这一直辖市的重要领导职务，甚至还公开会见了来访的加拿大总理。这说明什么问题？这说明中共中央的权威已经荡然无存了。无论中共如何千方百计地掩盖，薄熙来的胆大妄为，以及党中央的软弱无力都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据媒体报导，当王立军托庇于成都美领馆，薄熙来发兵越界围困时，薄公子的下属、重庆市长黄奇帆居然对中共中央派去的“钦差大臣”、国安部副部长邱进不买账，就在美领馆门外当着老外与下属的面与之激烈争吵，让这位“钦差”，更让中共中央颜面扫地。更可笑的是，该事件曝光，导致舆论哗然，举世瞩目之际，薄熙来跑到昆明，摆出一副凭借其父旧部第十四集团军对抗中央的姿态，而胡锦涛党中央非但不敢拿下祸首薄熙来，反而把四川的公安厅长和一个副省长当替罪羊，撤职了事。与中共喉舌媒体长年刻意制造和灌输的假象正相反，当今中国弱主强藩的政治现实，在这一事件中已经暴露无遗。
为何历来强调中央集权，推崇“马克思加秦始皇”的中共，当前居然走到了弱主强藩这一步，中共中央对地方上的兵变甚至装聋作哑，视而不见？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
有道是“合久必分，分久必合”，自秦始皇以下，几乎历朝历代都搞中央集权，想把权力集中在中央，之所以有分有合，不是想与不想的问题，而是能与不能，行与不行的问题。中央集权的可能与可行都必须要有一个前提条件，那就是中央朝廷在民间草根具备足够的威望。
两千年来，中国的政治就是中央朝廷、地方藩镇与民间草根这三方的博弈。而中央集权就是弱化、束缚地方藩镇的权力，尽可能实现中央朝廷对民间草根的直接统治。因此中央朝廷在民间草根有无足够的威望，也就是民间草根愿不愿意主动接受中央的领导就成了中央集权能否可行的必要条件了。
如果中央在民间有足够的威望，中央的政令在民间的实施就顺畅，那么地方藩镇只起到一个上传下达的作用，其权重就比较轻，上不足以威胁中央，下不足以为害地方。此时藩镇的角色就只是牧羊人而已，因此过去地方首长称作“州牧”。
反之，若中央在民间草根没有威望，人民不愿接受中央的领导，那么中央的政令在民间就难以推行，此时中央必然借重地方藩镇，赋予其更大的权力去压迫民间草根，而地方藩镇的势力必然会在中央朝廷与民间草根的矛盾与对抗中坐大。
中央与民间的矛盾越激烈，赋予地方藩镇的“维稳”权力就越多，地方藩镇欺上压下的空间也就越大，这样就形成了的地方藩镇两头通吃的局面。到了后期，藩镇对上足以威胁中央，对下肆意为害地方，到了这一步的时候，中央集权事实上已经崩盘了，而中共红朝现在已经走到这一步了，所以中共中央的弱势与地方藩镇的强势，人们常说的的“政令不出中南海”，也就是当前这个形势下的必然。
网民经常将中共红朝叫做“后清”。鉴古知今，彰往考来，我们不妨看看晚清的政治走向。由于清朝是中国最后一个王朝，有足够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可以借鉴，爱新觉罗皇室又十分重视对皇子们的教育，因此清朝的统治经验可谓集历史之大成，对封疆大吏的权力也做了尽可能周到的限制，因此自削平三藩之乱以后，前期并无藩镇之害，直到历史转折点的出现。这个历史的转折点就是太平天国起义。
当时洪秀全的太平天国占了东南半壁江山，而且卡断了北京清廷的生命线——运河漕运。为了扑灭太平天国运动，满清借重有“曾剃头”之称的酷吏们，赋予地方官吏以及他们的私家武装——团练更多的权力。当然朝廷也知道，在此期间地方上必然会出现滥杀无辜邀功以及劫掠民脂民膏发国难财的事，然而为了“维稳”大局，朝廷打开潘朵拉魔盒，放出那些鹰犬，纵容其残民以逞。所以当时真正的赢家不是朝廷，而是在朝廷与民间草根的战争中坐大，掌握了实权的曾国藩、李鸿章等地方藩镇以及他们的私家武装——湘军与淮军。因为朝廷的权力与民间的财富在“维稳”的过程中不断流向地方藩镇，由此而形成这些封疆大吏尾大不掉之势。
即使如慈禧亲信的张之洞，出任地方大员后还是将地方藩镇的利益放在首位，因为在藩镇权重的政治态势中，一旦将谁放在那个位置上，他必然会基于自己的切身利益而很快适应新的角色。
之后虽然慈禧太后为了弱枝强干，借“杨乃武与小白菜案”打击湘军势力，将杨嗣昌等一批湘军系统的地方官员革职，又借中日甲午之战废掉了李鸿章的淮系，不过地方藩镇的势力一旦形成，即使有慈禧那样的权斗智谋也无法从根本上扭转这一态势。因为从根本上说，地方藩镇的坐大是中央朝廷与民间草根的矛盾与对抗造成的，这一根本矛盾不解决，削藩都是空谈。鹬蚌相争，必然渔翁得利。
当然得势后的地方藩镇也看到了这一点，所以他们必然会阻挠中央朝廷与民间草根之间试图实现和解的任何政治改革，反而会千方百计加剧中央与民间的矛盾，因为那就是地方藩镇既得利益的根本所在。所以从历史上看，虽然自秦始皇以下，历代朝廷都想搞中央集权，不过一旦中央在民间失去了威望，中央朝廷与民间起了大冲突，比如汉之黄巾，唐之黄巢，清之太平天国，地方藩镇势力必然随之急剧扩张，中央在民间层出不穷的反抗与强藩的蚕食侵吞之间穷于应付，直到耗干而趴下，这几乎就是历代中央集权的宿命了。
当年罗干的连襟何祚庥在抹黑法轮功，试图挑起“法轮功事件”从中渔利的时候就把法轮功说成是“太平天国”，而心胸狭窄，满脑子阴谋权斗的江泽民也根本就不懂修炼为何物，一意孤行发动对法轮功的残酷镇压，从而将一亿法轮功修炼者推向中共政权的对立面。为了镇压法轮功，中共向地方藩镇与政法系统释出更多的权力，纵容这些鹰犬肆无忌惮地侵犯最基本的人权，强夺民财，甚至草菅人命，等于是打开了潘朵拉魔盒，从此给中华大地带来深重的灾难，也毁灭了中共政权自身的存在根基。而薄熙来其人，就是在对法轮功的迫害中最凶残的封疆大吏之一，他也因此而以“群体灭绝罪”在多国被起诉。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薄熙来所搞的“重庆模式”，那些无法无天的肆意妄为，无非是将他过去对法轮功群体所做的扩大到更大的范围，针对更多的人群而已。这场对真善忍的信仰及其修炼者的迫害，以及法轮功学员在世界各地的讲真相与反迫害，还有九评与三退运动的出现，让中共在民间彻底失去了威信，只有更多地依靠地方藩镇去维持其统治。作为交换，中共也势必要给地方藩镇更多的好处，而这种代价，中共完全转嫁给人民头上了，因此中国人民承受着地方藩镇更多的劫掠与压迫。
这些年间，中共官吏所表现出来的贪婪和残暴，对人民合法财产的掠夺，对基本人权的侵犯也激起了民间层出不穷，愈演愈烈的抗争。为了镇压人民的抗争，中共也不断向地方藩镇与政法系统释出更多的权力，并默许他们掠夺更多的民脂民膏用来支撑对民众的迫害，由此而激起人民更多的，范围更广大的抗争。中共已经陷入了这个无法摆脱的恶性循环。当前中国弱主强藩的政治态势，就是这样形成的。
时至今日，薄熙来犯上兵变，党中央却视而不见，这说明中共中央的权威已经崩解了。如今的党中央就是一只纸老虎，已经没有能力，或者没有勇气去直面来自强藩咄咄逼人的挑战了，即使这种挑战已经到了兵变的层面，已经到了蔑视“钦差”的程度，已经酿成了重大外交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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