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时期的“天信仰”
《中国人的信仰》（四）
到了春秋乱世，随着周王朝实际统治能力的丧失以及金属冶炼技术的普及和提高，铸造青铜九鼎无论在政治上和技术上都不再是一件困难的事情。根据近年的考古发现，春秋时代楚国就已经自己铸造青铜九鼎，这是与历史文献记载楚国国君称王的年代相一致的。考其楚国铸造青铜九鼎的具体年代，应该就在楚庄王北伐中原、向周定王的大臣王孙满询问九鼎“大小、轻重”的公元前606年前后。楚庄王铸造青铜九鼎，其用意非常清晰，就是要获得直接代表“天”统治天下的权力。因为青铜九鼎就是“天子”的象征。
春秋乱世，王室衰微，也催发了当时的精英人士对于“天”与“天下”的诸多思考，其中包含了对于上古传承下来的“天”之信仰的开始松动，比如孔子同时代的郑国人子产就说过“天道远，人道迩”这一类的话，表明了当时的精英人士对于“天”和人类社会之间关系的开始进行思考，而不再是一味的“仰而信之”。但如果因此就下结论说中国人在春秋时代就已经放弃或摆脱了对“天”的信仰，则是不符合历史真实的。孔子所在的春秋末期，是中国的学术思想开始萌发并且迅猛发展的时代，子产就是孔子的尊之为师的思想精英之一。正是在子产等思想精英的启发下，孔子开始整理、删述、撰作“六经”，把原本属于周王朝典章制度的“六经”作为教材教书育人，使之成为可以在世间自由流传的学术思想，从而开启了中国学术思想之门。掌握在天子及百官手中用于统御万民的神圣的典章制度下降为掌握在民间学者手中可以自由传播讨论的学术思想，这些典章制度原来所维护和拥戴的制度性“信仰”就开始发生了松动和瓦解。但是，需要强调指出的是，这种“信仰”的松动和瓦解只是发生在思想精英人士之间，对于那些与思想职业渊源不深的普通大众来说，天还是那个神圣的“天”，地还是那是神秘的“地”，都是需要无条件地敬畏和服从的神圣所在，不敢有半分的怀疑与亵渎。即便是开启了中国学术思想之门的孔子，也只是“敬鬼神而远之”，虽然有所疏远，但却严格恪守着“祭如在，祭神如神在”的规则，从来没有半分的不敬。并且，到了人生的关键时刻，孔子所倚仗的，依然是对“天”的敬畏与信仰：“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获罪于天，无所祷也。”
孔子开启了中国学术思想之门，直接引发了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思想盛世，而思想的驰骋、学术的驳难，依靠的是理性的思维与辩证。这种局面的出现对于信仰世界的维系是灾难性的。读战国诸子著作，除了《墨子》以外，的确看不到对“天”的信仰存在的更多证据。这是一个思想史的事实。据此，学术界得出一个很流行的结论：中国人自古以来就缺少宗教的神圣性，中国文化的精神基础不是宗教，而是伦理。这种观点是从解读中国经典文献之上得出的学术结论，但却不是中国人真实的精神历史，因为这种学术结论只是考察了思想精英们留下的传世著作，而没有把中国历史上大众的精神状态纳入考察的范围。即便是在战国时代百家争鸣的思想盛世，依然可以清晰地捕捉到来自于非精英的社会大众对于天地鬼神的信仰轨迹。这一点，在代表下层大众思想价值的《墨子》中论述得很清楚。《墨子·明鬼》详细地论证了鬼神的存在以及对鬼神信仰的先天性必要；《墨子·公孟》则明确地提出：“夫智者必尊天事鬼爱人节用合焉为智矣。”并批评儒者说：“儒以天为不明，以鬼为不神，天鬼不悦。此足以丧天下。”《墨子·天志下》则更加直截了当地说：“天子有善，天能赏之；天子有过，天能罚之。”
春秋乱世直至战国时期，王政衰落，夏商周三朝建立并且实行的“天”的代理人制度——天子代表“天”统御天下万民的制度名存实亡，人们对天的信仰也陷入一种混乱的状态之中。当然，信仰的混乱与瓦解状态，对于人们的思想是一种极大的解放，百家争鸣的思想盛世由此而来并且为后世创造了丰富的思想遗产。但是，对于以恢复社会秩序、拯救天下万民为己任的儒者来说，这种信仰的混乱与瓦解就意味着社会秩序的混乱，就意味着“天”的代理人统治天下的制度受到致命的威胁。孔子作《春秋》，言“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乃是因为“《春秋》，天子之事也。”所谓“天子之事”，就是天子在春秋祭天之时通过巫祝向天汇报天下大事的“祝史正辞”，其文本简称为《春秋》。汉儒董仲舒据此称称孔子作《春秋》为“奉天而法古”，继周之“赤统”之后创立了“黑统”，就是说孔子在这个时期是“天”的代理人，受命于“天”，建立“道统”。孟子继孔子之后充实和发扬了这种建立在“天信仰”之上的道统，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贵民思想，并依据这种贵民思想阐发以民的利益得失为判断标准的“仁政”政治哲学，更进一步指出在地上承载这种“天道”的是“士”阶层，所谓“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士”秉持“天道”就能够“乐以天下，忧以天下”，就可以“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所以孔孟之后，虽然中国迭经战乱与外族入侵，中华文明始终未曾断绝，成为人类社会唯一从远古传承至今的文明实体（尽管这个文明实体从今天的文明标准衡量有着诸多不如人意之处），这就是因为中国社会在统治者所秉持的“王霸杂之”的“治统”之外，始终有着“士”阶层坚守的“道统”的存在，与“治统”相对抗，尽其所能地约束着专制统治本性中那种为所欲为的恶的东西，所以中华文明得以不绝如缕，延续至今。
（《脸背后的中国》节选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