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需要什么样的市场经济

通过三十余年的经济体制改革，中国建立了初级的市场经济，成绩卓越。但也出现了资源浪费、效率低下、创新不足、增长的不可持续性及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等问题。中国的市场经济依然幼嫩、脆弱、不完善。

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在不同的国家或历史时期表现为不同形态。一为亚当·斯密和约瑟夫·熊皮特所推崇的创业资本主义 (entrepreneuria capitalism)，以私有产权、自由竞争、优胜劣汰、创造性的破坏为典型标志。另一种是流行于拉美、东南亚与俄罗斯等国的国家资本主义（state capitalism)。

正如一些学者所指出的，中国目前实行的市场经济带有权贵资本主义的浓厚色彩。权贵资本主义就是国家资本主义，或更准确地说是官僚资本主义。因国家只是一个抽象概念，其具体表现与运作依赖着一个拥有巨大权力的庞大官僚体系。官僚资本主义通过政府过度的政治和行政权力，从事以盈利而非以社会价值为目的的经济活动，通过行政垄断、特殊法规、监管政策、产业政策等，让国企尽享稀缺资源，获得在电信、电力、电视网络、航空、铁路、金融等行业的特许经营权，享有低息银行信贷、资本市场融资的优先权等。

官僚资本主义通过裙带关系，优惠特定的机构与个人，尤其是子女、亲属、前同僚、部下等，实行官商勾结、黑箱操作、内幕交易，侵占其它市场参与者的合法权益，践踏了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核心原则，增加了私人投资的风险与成本。

官僚资本主义下的垄断与寻租，限制市场准入、压抑竞争，从而使得市场经济的效率无法发挥与释放。 它并不创造财富，只是财富不合理的转移与再分配。

由于政治与行政权力的高度集中，权力使用的高度不透明，缺乏适当的制衡与问责，官僚资本主义导致腐败盛行，在国企与民企，有特殊政府关系人脉与无关系的市场参与者之间，造成了极不公平的游戏场。

与此迥然不同，创业资本主义保障企业在公平透明的法规与政策环境下自由竞争、优胜劣汰，使得资源配置效率最大化。政府的主要功能与职责是提供公正司法、税收、国防、监管等社会公共服务，而非直接参与或肆意干预经济活动。在创业资本主义下，国企无存在的合理理由。私人企业部门总体上更有经营效率，能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更高利润与资本回报、更多税收。

自由竞争制约了政府官僚体系的滥用特权，公平透明的环境大大压缩了滋生腐败的空间。在创业资本主义下，虽不能总是确保收入分配意义上的公平，但至少确保社会稀缺资源得到最合理的配置与使用，净增添了国民财富, 从而为减少收入分配差距提供最佳保障。

从中长期而言，创业资本主义的最大优势是巨大的创业与创新能力。以美国为代表的创业型资本主义下，洛克菲勒、亨利·福特、比尔·盖茨、扎克伯格这样的创业者层出不穷，白手起家，凭个人聪明才智勤奋敬业，创立世界一流的企业，为社会创造巨大的财富。

官僚资本主义在一段时期内也可享有经济繁荣，但腐败、低效率与不公平竞争，压抑了人们创业与创新的积极性，阻碍技术进步、产业结构调整与经济转型，最终导致经济丧失活力，走向停滞，并酿发社会与政治危机。拉美就是前车之鉴。

中国人均GDP刚过5000美元，经济追赶潜力依然巨大。但近年来体制改革的滞后与停顿，已开始制约中国经济发展，并造成机会与收入不均等严重社会问题。为保证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中国必须果断地摈弃官僚资本主义，培育发展创业型的资本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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