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体制鬼都会腐败!

“这种体制，鬼都会腐败！”这是一位中共元老惊人之语。在我看来，绝对是一句振聋发聩震醒国人的忧愤告诫！准确地说，“只要是专制，鬼都会腐败！猪都会暴行！”这样忧愤孤直的诫言也一点都不为过，对于生活在专制黑暗的社会里近十四亿中国人来说甚为感同身受，倍感深刻，坚信不疑。

专制独裁是一种流氓政府，是通过发动政变或暴力革命夺取政权后自行组织的政府，是典型强行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一个牺牲人权和搜刮民生的嗜血政权，是一种建立在以“人”为代价的社会制度。目前世界上的绝大多数国家的政府都是民主政府，流氓政府只是极少数的一小撮另类，而且正处在末世狂欢中悲鸣狂想，苟延残喘，惶惶不可终日。民主政府具有合法性，因为它是总体民意的反映；流氓政府不具有合法性，因为它不是通过理性合法和真理正义的手段获得的政权，是利用暴力推翻旧的政权后组织的新的统治工具，它对国内人民实行的是专政。所以，它是世人共睹世界公认的反人类反人民反人性反人道的流氓政府！是地地道道的人民公敌！

流氓政府是靠自己的武装力量来维持的政府，谎言、暴力和收买是专制独裁的一大特色。所以，流氓邪恶，暴政无遗，是这种制度的必然产物。它之所以不敢、不愿意接受人民的监督，更不想人民知道它的种种腐败行为，因为它是一个痞子匪徒流氓执政的非法政府。流氓政府的本质决定其必须对人民进行严防和监控，“防民之口，甚于防川”赤祼祼恶累累狰露专制流氓的邪恶面目。它对一切媒体实行严格的控制，不让人民说它的坏话，不让人民说对它不利的话，不让人民发表自己的思想和见解，不让人民对它暴政的批评和抗义。它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维护和巩固其政权达到长治久安为目的，继续变本加厉变相剥削百姓。在流氓政府的心目中是没有“国家”和“人民”的两个概念，“国家”只不过是专制暴政的机器工具，是专门用来控制和镇压人民的，“为人民服务”根本就不存在的，执政为民是瞎扯忽悠，什么“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等等这些冠冕堂皇道貌岸然的贻人口号，纯粹在放屁。

流氓政府说的是一套，做的是另一套。它对人民倡导的是符合人类最高道德和伦理标准的理念，但是私下里却做的是一个十足龌龊流氓邪恶的行径。流氓政府对人民实行残酷的剥削、压迫和镇压，是狠毒残忍、惨无人道和空前绝后的。流氓政府对人民表现出来的是兽性，而不是人性。它对人民巧取豪夺，坏事做尽，丑事做绝。它对人民的生命权、财产权和生育权可以随意地蹂躏和剥夺。处于流氓政府管制下的人民，如同笼中的鸟儿，圈内的猪狗，随时都有被凌辱、虐待和扼杀的危险。流氓政府与人民的关系，始终是对立的关系，是斗争的关系，是不共戴天的关系。当今世界如北韩、伊朗、古巴等四大天王属于此类。

由是，制度决定人类社会的生命人权与生俱来的自由、尊严和博爱，“人”在不同社会制度下的生活有着不同的命运，尤其是深深生活在水深火热的专制社会里的人们越来越处于一种黑暗吃人的地狱里，只能在悲悯无奈、痛苦不堪和绝望无助的黑夜无边中苦苦挣扎，只有在苟活偷生绝然凄惨的千呼万盼中苦觅希冀和曙光。

在专制流氓的国家里，人民生死不起，猪狗不如，什么都不是，什么事一旦与邪恶的政治挂上钩，一旦搭上一党专制的权力鬼魂，每一个人如着魔中邪一样就没有办法了，就没得救了。可以狗仗人势，官仗党势，恃强凌弱，专横跋扈，恶贯满盈，尤其是在这种流氓邪恶权贵集权黑帮裙带关系的社会里，官商勾结，权势汹天，可以贪污，可以受贿，可以制毒，可以拐骗，可以抢劫，可以强拆，可以杀人，可以强奸，为所欲为，无法无天，不可一世。在一党专制的庇荫（政治包养）下的所有官僚，尤其是一党专制把军警当成私己的暴力工具为其保驾护航，一手遮天，官商勾结权力黑化的腐败邪恶已经到一种无可收拾的地步了，这种为了既得利益的专制官僚集团，官官相护，流氓十足，万恶不赦，官僚庇护了他们该庇护的一切，包括直系、旁系、秘书、司机、情妇（情夫）等构成了权力黑社会的死结标本，祸害社会，祸国殃民。这种黑暗制度便于权钱交易，便于侵吞国有财产，至使国有财产大量流失。尤其以建设为名，大搞圈地、圈钱，暴力拆迁，扼杀言论，强奸民意，践踏人性，残害生命。所以，才有人人贪婪自私、作恶多端、惶恐不安和天怒人怨的国富民穷、国进民退、权贵民贱、钱禽人兽、群魔乱舞等中败露出令人绝望的腐败邪恶崩溃败落的社会迹象。

无疑，专制独裁是当今世界上最卑鄙最无耻最黑暗最狠毒最残忍最流氓最邪恶的政体，正是其邪恶毒素侵害着国家和人民，穷凶极恶，穷奢极欲，其毒无穷，其祸无穷，深令人类世界的高度关注、警惕和觉醒。难怪在中国，原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吴南生就给我们国人说了一句震撼人心沉重深刻的话：“这种体制，鬼都会腐败！”

中共中央前总书记赵紫阳一针见血地指出：“对于腐败，自己过去认为是由人的素质不行，或用人不当，以及社会风气不好造成的。其实不然，腐败的产生乃是制度的产物。由于是公有制，没有产权约束；由于是集权，权力不受制约；由于没有公开监督，形成了体制性的腐败……这是灾难性的。”

“权力，不管它是宗教还是世俗的，都是一种堕落的、无耻的和腐败的力量。”、“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这是英国思想家阿克顿对人类的告诫。

权力就是一种腐蚀剂，就是一剂毒药，就是一个大染缸。人的本性是自私的，还有诸多的缺陷，如果在一个不正常的社会里，一旦他掌握了权力，就会受到加倍的腐蚀和诱惑，他的人性的缺陷就会加倍甚至几十倍几百倍的放大。尤其在专制流氓的国度里，如果一个人掌握了绝对的权力，他会绝对的败坏，一个掌握了绝对权力的人还会是一个好人吗？这是绝不可能的，因为这是人性本恶和制度根源的基本常识。统治者和我们每个人一样都有人性自私、贪婪和恶习的缺陷，其心理肯定都有阴暗、卑下的一面，这是人性的缺陷，没有人能够超越和避免的。人性的缺陷对一个正常人来说，特别是我们普通的老百姓，由于受到层层权力的管辖，我们人性的缺陷受到威慑、受到约束，我们还不敢充分的表现出来。但是，一个人如果有了绝对的权力，意味着他不受监督和制约，干了坏事不受惩罚，腐败邪恶在所难免的了，最典型的就是专制的贪官，贪婪无度，强取豪夺，欺行霸市，抢钱民女，杀人越货，为所欲为，甚至可怕是人们也不知道，还以为他在那整天为人民服务呢，这样的话，他就会把他人性的缺陷多少倍的放大出来。这就是专制国家流氓邪恶的本质特征。

所以，专制制度是人心向背，让人类社会恐惧不安；民主制度是人心所向，是人类社会必然归程。那些高谈“人民素质”决定民主论，纯粹就是在专制流氓政府滋生下的权贵集权犬儒帮凶的一种荒谬论调，是在政府腐败无能、欺压百姓、官民对抗的日益恶化和无能为力的情况下，为了达到分化矛盾、瓦解民心、忽悠民众改采取的一种别有用心、蓄谋阴阳的卑鄙、无耻和龌龊的流氓手段，其目的无非就是令民众混淆是非、颠倒黑白，让民众凝聚分离，令民心分化溃散，从而达到牢牢控制继续维持现状的专制制度，痴心妄想的末世狂欢。生活在专制国度里的人们应该深悟心得，专制政权长期无耻精心的谎言、移植、洗脑和驯化，以其卑劣流氓邪恶的“毒素文化”灌输浸透着人们的心灵，使人性变异，让人心变兽，进而搜刮民生，祸害生命，祸国殃民，把人民推到一个生存命线的绝活悬崖上，使人民被迫正义抗暴。专制流氓政权一旦遇到危机与挑战，他们本能的反应，不是疏导和反省，而是堵塞和高压，甚至动用国家专政机器，采取极端残忍进行暴力镇压，屠杀人民。所以，犬儒奴才为了配合主子合唱共舞的颠覆真理、蔑视正义、歪曲事实、扭曲人性和混淆是非以及蛊惑人心和迷惑人民的策略计谋只能一厢情愿，这种穷途末路自作聪明黔驴技穷的卑劣所为只有制造更大更深的加剧和激化人民之间、官民之间和社会之间等深刻尖锐性的矛盾，必定会给未来社会埋藏和隐患着更加不敢想像一触即发的灾难后果，这就是在当代专制社会里所面临危机的人们的一种人人日渐自危、惶恐不安的背景中所激发出来的语言暴力，尤其中国，这些都从最近韩寒的“谈革命”、“说民主”、“要自由”的三论中得到充分见证。

中国官员的专制流氓和腐败堕落，使这个国家目前社会心态恶化，都已经到了一个严重爆裂边缘，这一切都是中国政治生态在权贵集团的“权力”操控下持续恶化所酿成的社会黑化标本的死结，也就是社会发展分配不公造成的利益诉求渠道不畅通的根本原因，归根结底是一个邪恶的社会制度惹的祸──专制暴政。

这种心态不畅的变化，并不是中国人本身的问题，说他们的心态不太端正，也更不能随意说与国人根本素质的关系。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如果说中国民众对社会存在大量的不满和愤恨，绝大多数人相信更大程度上不是个人，很显然这就是专制社会灌输给我们人人的流氓邪恶的毒素文化造成的。

所以说，专制制度人心向背，它与人类社会普世价值背道而驰，与世界各国格格不入，与民主制度水火不容，与人民不共戴天。在民主国家面前，专制流氓国家的丑态表演唯有愚蠢无能，笨拙卑劣。民主制度国家发展史显示，现在绝大多数发达国家都有一个由弱到强的变化过程，像美国、德国、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以及北欧、西欧等许多国家，他们在发展阶段，并没有出现贪腐风暴。即使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如香港、新加坡、以色列、南非……也没有发生大面积的腐败。可以说，查遍世界史，也只有专制独裁、暴政的社会制度，才这么黑暗邪恶，流氓无耻，腐败透顶，尤其在中国，世界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像当代中国这样方方面面、上上下下全国性立体式的疯狂贪腐。

原中共广东省委书记任仲夷还多次表述过这样的观点：目前的体制，最大的弊端就是缺乏对权力的有效制约，这是当前腐败蔓延的根本原因。这种体制下，清官很容易变成污吏，好人变成坏人。我们现在是自己监督自己，如同用自己的左手来监督右手，是远远不够的。同一身体、同一体制、同一利益，谈何监督？吴南生说：“这种体制，鬼都会腐败。”我认为他说得有道理。

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是什么？任仲夷的回答非常干脆：民主。政治改革的最终目标就是建立民主政体，这是毛泽东当年在延安回答黄炎培问话时的承诺，这是中国共产党还未完成的历史任务。

由是，凸显中国社会矛盾的核心根源是政治，而不是经济。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应该选择一条怎样的道路？任仲夷的答案非常明确：走改良主义道路，要改良，不要流血的革命。

2005年11月份在他去世之前，还在对他身边的人说：“我是一个坚定的改良主义者！”

改良对于当政来说是专制为了巩固政权一种的绥靖，也算是专制蜕变的一种进步吧，如果走得稳行得通，逐渐向民主社会转型是极有可能的，这不无疑对于像中国这样具有顽固漫长专制历史的国家来说是一种发展机遇和进步意义，但前提条件，必须具有人性智慧的开明领导人，就像上世纪八十年代出现的胡耀邦、赵紫阳这样的民主开明的领导人，痛惜的是，中共这种专制暴政扼杀了两个良知的民主政治家的命运，以及丢掉了中国正初显曙光的路途，这样绝好的发展机遇经过89年以后，当局彻底堵住这条使中国走向光明的道路，赤祼祼还原专制暴政的本性，血淋淋狰露其流氓邪恶的嘴脸，中国已经失去改良的机会，所以，对于当时来说，任仲夷等老一辈民主开明领导人的改良主义还是相当有市场的，但是，对于今天的中国来说，改良已经无法承担和改变这种专制的黑暗制度了，因为今日的中国特色社会已经构成了一个庞大的权贵集权专制官僚利益捆绑一起的腐败集团，甚至动用国家机器来作为保护伞，我行我素，专横跋扈，无法无天，而且越来越兽性、自私、贪婪、黑心、狠毒、流氓和邪恶。中国需要一场彻底的变革，请记住，彻底变革并不意味着暴力革命，中国是否像前苏联一样和平过渡民主社会，这就要看看当局的智慧和全民的觉醒了，这也是人们普遍的心理期望，这个短暂期望考验中共当局的时间段不会太长，当局不要专横愚蠢和自我聪明地错误低估和颠覆误读中国人民的心智和力量，今日的中国人已经不是20年前的中国人了，初显觉醒的中国人已经彻明白了社会制度癌症的根源所在，如果不彻底切除这个癌症毒瘤，中国是没有希望的，中国人民也永无出头之日，社会只会更加动荡不安，甚至亡国灭族，这绝对不是危言耸听。如果一个和谐社会只能以箝制思想、扼杀自由和暴力维稳的话，那么一切都是空谈，一切都将不可救药，等待它的只有狂风暴雨，雷声震天，唯有暴力更暴力！中国社会是走向“暴力”，还是转向“和平”，取决于当局特色维稳的“暴力”与“和平”，当局的反思和诚心是中国目前暂存的心智诉求，但专制本质决定没有这样的“心智”，所以，中国只有彻底抛弃专制制度，中国才有希望，才能实现民主自由，才能走上正常法制国家的发展道路。

漫长的专制，给中国蒙上了挥之不去的阴霾，给中国人民所制造的伤害和悲剧是无法言语的。历史证明，专制独裁是行不通的，这种以“人”为代价的社会制度是违背生命伦理和发展定律，最终只有走向衰落和消亡。

不为民执政者，必亡。这一点孔子都得出结论。孔老二的儒家文化虽然带有婊子奴才的愚民思想，但他一些道德伦理的精华论语还是值得人们赞同和传承的，这一点我们中国人都必须明白。比如季康子问政于孔子曰：“如杀无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对曰：“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

这段话的意思是，季康子问孔子如何治理政事，说：“如果杀掉无道的人来成全有道的人，怎么样？”孔子说：“您治理政事，哪里用得着杀戮的手段呢？您只要想行善，老百姓也会跟着行善。在位者的品德好比风，在下的人的品德好比草，风吹到草上，草就必定跟着倒。”

但是，中国历经了两千多年的专制制度，几乎所有的君主都是暴君，都是依靠流氓残忍专制暴政的手段维护政权的，是人类历史上最赤祼血淋的国家之一。尤其是，49年后这个专制复辟的新王朝，手段之残忍，流氓之邪恶，是世界稀奇罕见的，也是人类史无前例的。

人类社会的管理和发展，依靠圣人和道德来执政理念是达不到预期理想的效果，也是行不通的，道德在一个没有民主法制的社会，其能给人类社会带来多少的人性仁慈、自由、尊严、文明、大爱的进步价值和历史意义？权力与道德扯得上关系吗？在专制独裁的社会里，“道德”执政理念本身就是戏弄人民一种流氓文化的洗脑手段。历史已经证明，在中国这个新王朝经过半个多世纪的专制暴政，搜刮民生，践踏人性，蹂躏生命，给中国和中国人民带来空前浩劫是罄竹难书的。尤其是视民如畜，草菅人命。所有中国人如生活在一个狗蜗和猪圈的世界里，生死不起，猪狗不如。正像王霄先生所说：毛时代是养狗，狗既有狼性，也有羊性；邓时代是养猪，猪只知道吃，整个一脑残。所以，全民失忆，全国沉默！

朱厚泽先生说：“一个失去记忆的民族，是一个愚蠢的民族；一个忘记了历史的组织，只能是一个愚昧的组织；一个有意磨灭历史记忆的政权，是一个非常可疑的政权；一个有计划地自上而下地迫使人们忘却记忆的国家，不能不是一个令人心存恐惧的国家”。

专制独裁是滋生权贵集权的一种裙带关系的官僚腐败制度，它不但导致中国社会的道德彻底沉沦，并且导致中国人民的思想力全面退化。关于这一点，谢韬指出：

有个同志曾经讲过两句话，毛泽东时代对中华民族的最大损害：一是使全民族失去了思考，全中国当时8亿人，只有一个脑袋会思考；二是道德的破坏，使每个人变成了二重人格，当面一套背后一套，成为常态。邓小平时代使全民族失去记忆：反右不能谈，大跃进不能谈，文化大革命不能谈，liusi不能谈，丧失记忆的结果是用新的愚民政策进行统治。

这样的专制制度能不腐败吗？这样没有人性的社会制度，能对人类文明进步做出贡献吗？对于这样流氓邪恶暴政无遗的社会制度，我们中国人已经无法以言语来表达和形容了，天怒人怨，天理难容。连中共的贪官在狱中都道出这样令人肺腑的心声：祸国殃民也殃官的体制啊！
中共政府的腐败现象和贪官污吏足以令举国上下民怒震天，深恶痛绝，其腐败和黑暗无论从广度和深度来说，也是人类历史上和世界各国中独一无二的。中共的腐败和黑暗事例数不胜数，如果用文字来记载，我相信一辆火车也装载不了，在此，笔者只仅列举一些官方的文字记载来印证这种腐败溃烂权力黑化的触目惊心。

在中共贪官案件中，湖南郴州领导集体腐败应该算是一个非常突出的重大案件。从这个小小地级政府的集体官员腐败中会令我们对中国这种专制制度的深度思考和理性探讨起到一定积极作用和启示意义。

2006年前后，湖南郴州发生了令世人震惊的贪腐窝案，郴州市原市委书记李大伦、原市长周政坤、原纪委书记曾锦春、原组织部长刘清江、原宣传部长樊甲生、原副市长雷渊利相继被查。除雷渊利外，其余5人均位列中共郴州市委11人常委领导班子中。

郴州腐败窝案也以涉案面之广、涉案人员层级之高、涉案手段之恶劣，引发了民众对腐败痼疾的深度关注。

知名学者王明高致力于反腐研究10余年，在上述窝案主角入狱期间，曾多次和有关部门工作人员一道前往访谈调研，并形成《巨贪曾锦春》一书，日前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

王明高说，这6个人中，除樊甲生意志消沉外，其余5人都在访谈中对自己进行了深入反省，对于目前权力监督和反腐败中存在的制度漏洞，也作了深中肯綮的剖析。

王明高说，这些人在位的时候也许暗藏机心，勾心斗角，但与他们分别访谈时却发现，对于体制机制中的问题，他们有着认识上的高度一致。这些落马者相互之间的评价，也为了解他们的更多侧面提供了新视角。

从访谈中可见，好几名落马者都表示要以自身经历为模板写反腐小说。曾锦春甚至已经完成了一部35万字的小说，题目叫《贿孽》，内容主要是写他的受贿情况和与情妇的生活。

以下内容节选自王明高与他们的对话实录。记者在整理过程中发现，他们在若干问题上都有类似的感触和体悟。因此，记者在整理时，按照话题的相似性进行了归类，以更好地告诉读者这些人在落马后普遍在反省、思考些什么。

对此我有三点看法：一、要适当分散和制约党内一把手的权力，纪检监察干部、检察长、法院院长，这些人应不受地方党委书记的制约和牵制。二、扩大差额选举，特别是要逐步实现对党政一把手的差额选举。三、进一步完善对一把手的追责机制，真正做到对人民群众负责，人民群众的份量越重，就越能向老百姓负责。　

周政坤：对一把手的制约、监督、教育十分重要……在官场，跟领导想法不一致，你就很难提拔。

刘清江：关键问题就是一把手的权力特别是党委书记的权力过大。有的地方一把手权力过大，民主集中制成了一个形式，我当过一把手县委书记，亲身体会到这一点……一把手不表态，你所有的事情都不能动。就我的任职经历来看，有的地方不按照制度规矩办事的问题越来越突出，有时甚至靠一把手一句话来处理事情。

市委常委会上肯定是市委书记最后发言，形成这么一种潜规则了，一把手表态说了算。对一把手缺乏实质监督，是产生贪污腐化的重要原因……一把手说了算的问题一直没有解决好……民主集中制成了一种形式，都是一把手说了算。

谁来监督县委书记、市委书记？当然，县委书记受市里监督，领导干部接受上级监督，其他同级都不会监督你，社会也没有这种风气，不敢，不讲也不会去讲，讲了还得罪人。你提县委书记的意见，你还敢反对我，马上一个建议，到人大政协任职。

李大伦：现有制度下要加强对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权力的分解，要加强人大的监督、新闻媒体的监督、人民群众的监督。

你纪委书记、检察院检察长的乌纱帽是我给的，你敢监督我？搞舆论监督，你市委宣传部长、市广电局局长，乌纱帽也是我给的，更不敢监督我，哪个敢不听话？对外地的记者，可以通过主管部门做工作。

一、我是市委副书记，又是纪委书记，谁也不敢管我　

曾锦春：我的素质低劣……我是（上世纪）90年代末才开始变质的。

李大伦：我在郴州工作的时候，省纪委就来调查过他(曾锦春)三次。当时告他状的人比较多……曾锦春把“两规”的权力用得太随意了，完全把权力当成了自己谋私的工具。

对权力的贪婪必然带来腐败。曾锦春太贪权，把权力都揽在自己手里，在郴州他几乎是什么事情都要管，他这样能不腐败吗？

雷渊利：不属于他（曾锦春）管的事、不属于他权限范围内的事，他都要管，要捞好处。在郴州，纪委插手矿山管理、招投标，全国罕见。

我分管城建、工程招标，是郴州市工程招标领导小组组长，这里面纪委要派人查，我知道曾锦春的为人，凡是有利益的地方、有权力的地方他都要参与。虽然纪委只是派一个人去，可能只是个科长、副科长，但这是曾书记的钦差啊！

刘清江：我当时知道，曾锦春的有些活动几乎是半公开的，在群众中影响恶劣。我不是污衊他，他的办公室一天到晚，都是一些老板提着装着钱的蛇皮袋子去，组织部里有些干部家属在纪委工作，他们都清楚，有时会传出来。

曾锦春：还有个重要问题是谁来监督纪委，谁来监督纪委书记。纪委的权力大，纪委书记到底由谁去监管，这是个监督盲区。我是市委副书记，又是纪委书记，谁也不敢管我。

现在纪委属于同级党委领导，但对纪委书记，同级党委监督不了，纪委自己也监督不了。李大伦作为市委书记多少有点违纪，他也不敢监督我，怕我向省纪委专门报告。同级党委监督纪委成了空话。纪委书记出了问题很难管到。对于人大、政协和群众来说，纪委管党内的事，我当纪委书记的时候要搞什么就搞什么。

就我的教训来说，有两点值得总结：第一，在党委分工上，不要让纪委书记插手别的事情，纪委工作要严格按照纪委的职责办事。第二，纪委书记任职不能超过两届，更不能在本地任职超过两届。纪委书记和纪委干部要异地交流，在本地任职时间长了关系多了，纪委工作就不好开展。　

中纪委应该直接对下面的各级纪委监察部门行使监督权，专门成立监督局，只监督纪委工作。现在监督部门的监督力度远远不够，很多时候讲好话的居多。

我再去当纪委书记的话，可以一看就知道什么地方有腐败，该怎么去反……我知道腐败的高发区，一是工程投标，另一个是吏治腐败。吏治腐败是最大的腐败，司法也是易发区、高发区。公路建设有百分之三十至百分之四十的利润，建筑工程有百分之二十的利润，也容易产生腐败。

雷渊利：我认为纪检部门特别要独立，由上级部门直线管理，不属当地党委管理，各地的纪委要经常交流。（这里笔者注：问题是直线管理最高层不是民选，是专制内定的官员，这样也起不了实质作用，只要是专制，腐败无所不在，这是根本）

二、人事调动形成了上下级的人身依附关系

李大伦：当时在郴州，各级领导干部的任命，组织部是第二位的，我作为市委书记不同意就干不成，组织部长必须看我的脸色办事，一般的干部才由组织部自己决定任命。这就产生了上下级的人身依附关系。

在当时的郴州，这个县委书记、那个领导干部的产生，实际上就是市委书记的意见，由市委书记提议组织部考察，然后拿到书记办公会讨论，书记办公会实质上就是我的办公会，副书记不敢提反对意见，因为副书记也是我提拔上来的。最后拿到常委会上，书记办公会通过了的，一般来讲就没有人反对了。实质上，这个领导干部乌纱帽的产生，就是市委书记一个人的意见。　

比方说，我要选一个领导干部，候选人我就选一个陪衬的，差距很大的，让我中意的那个一定能选上。九九归一，从干部的选拔任用程序、过程，到最后的结果，都没有真正的民主，是一种形式。这就形成了一种官员之间的人身依附关系。

郴州市的县委书记，我李大伦不点头，你是绝对搞不成的……反对我的人很少很少，凤毛麟角，除非你不要乌纱帽了。

周政坤：樊甲生当时是市政府副巡视员，李大伦要让他当市委常委、宣传部长，找我商量。我说，大伦啊，跟你讲直话的人不多，还是把他放到巡视员的位置上放心一些。李大伦说已经定下来了，我说，我知道你已经定下来了。

刘清江：我在任郴州市委组织部长时，在重要干部的任免上没有任何话语权，开书记碰头会、常委会，哪个敢不听书记的？其他常委也心知肚明，市委书记要任免哪个干部，肯定要赞成。市委书记要提拔一个副市长谁敢反对？可以说，成了一手遮天。

在一批重要部门的领导干部任命前，比方说要任命某县县委书记，市委书记会跟我说：“我要任命某个职位，你是个什么想法，有什么意见，你看看‘张三’怎样，去考察考察。”他的话也不会说得很明了，但你一听意见就明白。如果我们说推荐“王五”，书记就会说“我没有什么印象”，那就表示肯定不行了。

三、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　

李大伦：有两句话，最早是我在梦中想起来的，“好的制度可以把坏人变好，坏的制度可以把好人变坏”；“普遍出现的问题要从制度上找原因，经常、反覆出现的问题要从源头上找原因”。所以现在中央提出反腐要从源头上找原因，惩治和预防并重，这是完全正确的。
权力高度集中，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要解决腐败问题，就必须解决权力高度集中的问题，要尊重权力，但更要制约权力。

雷渊利：在领导干部任命上，有一个重要问题：不要把最有权的地方分给一个人，要特别注意形成权力制约制衡。

我觉得彻底严格的政务公开是预防腐败的重要制度途径。

周政坤：政治上的腐败比经济上的腐败更危险，培养了一批新的权贵阶层，怎么做到有效地预防腐败很重要。领导干部能上不能下，形成了权力阶层，相互之间必然形成各自的体系和派系，各自维护自己的利益，而且这种体制跟市场经济交织在一起，就必然形成政治上的腐败和经济上的腐败。

我们国家，除了财产申报制度外，还必须形成比较彻底的财产公示制度，包括子女、配偶、家庭……

曾锦春：制度总的来说是好的，关键是落实。制度不落实，就成了挂在墙上的月亮。

雷渊利：在当时的郴州，纪检部门的监督对同级领导干部基本上没有发挥应有作用，市委组织部门考察干部的时候也是流于形式，局限于交流意见。

监督太重要了，同级纪检监督不到位，干部一旦处于没人管的状态或缺少监督就会蜕变。
　
如果纪检部门发现有人举报官员贪污腐败，被查出有问题，即使够不上犯罪，也应该及时派人面对面地警示他。组织部门培养一个干部真的不容易！如果发现问题能及时提醒，如果有人早一点找我雷渊利谈话，提醒我出了什么问题，我这人再笨也肯定会警醒。

检察院的同志查处我时告诉我，他们早在2002年就查过我，不过受贿金额不大，是小问题，加上证据不足，后来就不了了之。那个时候，如果有人及时找我谈一次，趁我还没有病入膏肓，我老雷就是一头猪，犯罪之心也会被吓跑。

四、情妇就是套在脖子上的猎物夹

曾锦春：我当乡党委书记时，抗拒过很多诱惑，当县委书记时一个情妇都没有，在1998年前都没有过，主要是到郴州当纪委书记时开始腐化的。卜某是第一个情妇，她在外面利用我的关系，打着我的牌子，到处搞工程搞项目……我从一个老板手里拿了120万元给她。

情妇就是套在脖子上的猎物夹，只会越夹越紧，成为你的祸害。情人、美色不能要，她们无非是为了你的权和钱……跟我关系好的几个女人，都是看中我的权和钱，不然的话，怎么会和我这个糟老头好？

曾锦春：家庭对我影响很大。我变腐败，老婆有一定的责任，没有当好贤内助，她主动代我收别人的钱。儿子的需求也高，也影响我走向了犯罪。那些老板无孔不入，我不认识他们，他们就通过我老婆、儿子送钱，求我办事。家属收的钱很多都没有经过我的手，钱拿了他们就花了……我老婆受贿50多万，我儿子（受贿）一两百万，女儿（受贿）二十几万。

雷渊利：有了女孩子以后，她们跟你在一起，无非就是要你的钱、房子什么的……很多情妇都是用青春赌官员的钱和权，腐化堕落使领导干部发生了蜕变。

黄某跟我的时候才十七岁，生了个儿子是我的，于是，我们算了账，这个孩子从长大到大学毕业，到参加工作，到讨老婆，到买房子、买车，要700万；她后来又怀孕了，说怀了个女孩，又翻番，就是1400万。为了讨她开心，我把1400万存在账上。

对于情妇，我心里清楚，纪检部门、组织部门知道后，政治前途都没有了，但当时存在侥幸心理，认为只要严格保密，多注意场合，不让别人发现，纪委不会知道的。

虽然有很多女人，但不是同时的，今年跟你明年跟她，这个月和那个月的女人不一样。整天苦思冥想的是怎样去搞钱，讨好这些女人，怎样让生活过得好一点。那种生活很累、很辛苦。办案人员找我的时候，我说我终于可以解脱了。
……

腐败和黑暗就这样蔓延和疯狂，可怕的是在这片苦难的神州大地上，人们司空见惯，心照不宣，无能为力，心灰意冷，悲悯绝望。在一个没有民主自由的国度里，在一个没有媒体和公众舆论监督的社会下，专制、流氓、黑暗和邪恶只有越来越猖獗和暴行。在这样一个任人为亲，任人为奸，任人为己，只为权贵集权官僚谋事和利的社会，这样的统治阶层，能为大众利益着想吗？作梦吧！

所以，少数掌控多数的财富，500多户掌管着亿万户的国家，“人民为我服务”绝对就是真理！这就是共产专制！公车消费，公款吃喝，公费出国，共产共妻，所有政府部门都是我家的，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你们这些贱民算个屁，我是流氓我怕谁！这就是专制邪恶赤祼血淋的本质！在这样的政治体制下，不黑暗、不流氓、不腐败是不正常的。假如你当官的话，你不可能做清官！只要是专制，在这样国度里共舞的所有官员，都是一丘之貉！

从当前中国社会的钱禽人兽、群魔乱舞的病态现象来看，中共湖南郴州市官员集体腐败案只是中国的冰川一角，像铁道部原部长刘志军等特大贪污腐败案件依然很多，只是深藏在邪恶制度的庇护下，继续祸国殃民，祸乱中华，这就是中华民族的悲哀！湖南郴州市官员集体腐败案只不过是小儿科一桩在激起民愤无奈曝光中作样给民众看的特色案件而已，这样小级别的官员都贪污这么多巨款，而且生活这么腐化堕落，还对现行的体制进行深刻反思和批露，这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沉重关注与深刻思考，尤其是对推动中国社会进步能唤醒国人汇集一起，共商事举，为拯救中华民族尽心尽责，使我们的祖国早日平稳过渡到民主社会中来，是近十四亿中国人民期盼的心愿。中国社会的奇形怪状，中共官员腐败透顶，足以令国人忧愤无奈，除了深恶痛绝，就是民怒震天了。类似这样的腐败案太多太多了，在此笔者不作一一例举了。只是，从一个个案件中我们每一个中国人深深感到：现在的中国共产党太腐败了！

一个社会的制度优劣，从明星大腕、权贵官僚家属移民大潮中都可以看出来，在世界所有国家中，排队移民进入最多的国家，肯定是最好的国家。而排队移民外出最多的国家，肯定是最恶劣的国家。有的属于完全封闭的国家，即不准进入也不准外出，是一个死国家，犹如死细胞。例如北韩（可笑的是，还有人视北韩为榜样呢）！这是一个判断国家优劣最简单最准确的标准，其他任何复杂的论证、宣传、导向等等，都是多余的。

根据美国政府的统计显示，中共部级以上的官员（包含已退位）的儿子辈74.5%拥有美国绿卡或公民身份，孙子辈有美国公民身份达到91%或以上。显而易见，中共高官子女及后代选择当美国人，而不是做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恰恰是对中国现行制度是否优劣的最佳回答。俗话说，覆巢之下，安有完卵。经历过中共残酷斗争的中国高官们深知，在这个连基本人权都无法保障的国度里，身家性命随时都可能送掉，因此让自己成为外国人的亲属，可以为自己留条后路。一旦面临深渊，就可“三十六计，走为上”。而如果博得“上位”，那就可以再为自己和后代大捞特捞。从中共高官们的如此选择来看，他们根本没有想好好地建设自己的国家，没有想好好地照看自己的百姓，而是完全是权力、利益当头。

可叹，可怜，可悲的是，当被蒙在鼓里的不少中国人在那里痛骂着美国的“霸权”，痛骂着西方民主的虚伪，痛骂着美国和西方国家“欺侮”中国、利比亚、伊拉克之际，他们是否知晓，我们自己的领导人和其亲属竟然都以身为中国人为耻；他们是否知晓，统治中国的高官们不少竟然都是外国人的亲属。

制度的黑暗邪恶，腐败日趋严重，甚至面临崩溃。当局这些年反腐败机制花枝招展、手段也丑态百出，越反腐，越暴露黑暗黑洞越多，当局腐败泛滥成灾，连贪官都被贪来巨额的金钱腐蚀以致腐烂的胆惊心跳，腐化堕落，寻欢作乐，莺歌燕舞，和谐社会，幸福中国。所以我们中国人只能眼睁睁地着那些所谓的“人民公仆”在窃笑中窃取，他们远远地瞟着老百姓的眼睛，掩饰不住内心的得意和狂喜：这是一群多么懦弱的奴隶啊，这是一个多么好的世界啊，想怎么样就怎么样，真是随心所欲，这就是我们人类最美好的制度──共产社会。难怪这些权贵集权天天都这么严防和狂想：绝不！在他们心里十分清楚，如果让老百姓真正地选举，“人民公仆”们会彻底丧失去了“权力”，丧失了“自由”的空气，丧失了“寄生虫”的荣华富贵，甚至极有可能被送上断头台。所以，他们在“绝不！”中变相维稳严防“别有用心”和“敌对势力”，在为所欲为的腐败和黑暗的河蟹稳定中转移着自己贪劫的财富和钱币，向着他们每天批判与诅咒的资本主义前进；让美元吞噬十几亿人民的血汗，让妻妾子儿女先行而去，让人民的财富在和谐稳定中腾空而起，转化成富裕国家的天然利益。

中国，我的祖国！竟是这样的黑暗和邪恶！

这就是中国！一个盛行和蔓延着钱禽人兽人妖犬媚鸡鸣狗盗群魔乱舞的伟大中国！一个充满和横蛮着专制邪恶暴政空前的盛世中国，这个当代中国特色社会就是：以集体化抢农民；以国有化抢市民；后来以假改革抢国企；以垄断央企抢民企；以高房价抢中产；以高税收抢平民，抢劫成果一部分转移国外，一部分用于维稳好继续抢劫，一部分天上人间奢华掉。

这就是中国！一个和谐特色幸福中国：不吸烟的得肺癌，不工作的做老板，不爱国的当大官；真正的爱不能要，真正的事不能干，真正的人不能做；需要书的读不起，需要房的买不起，需要人的娶不起；有文化的留不了学，有能力的找不到活，有良知的赚不了钱。

这就是中国！这也是一个婊子戏子唱响中国的特色时代，其妖媚无耻荒淫无度到世界独此一国，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正像王霄先生所说那样：这是一个连做妓女都不如古代的时代！北宋李师师，明朝柳如是，不仅诗词作得好，而且有气节，以致国学大师陈寅恪倾其半生为其作传，吴三桂“冲冠一怒”直接倒了一个王朝。旧戏文里的杜十娘、玉堂春，也是一个个长垂青史。而今天的“二奶”，哪怕是爆出名来的主持人、歌唱家、国家一级演员，容貌可人，却没有名垂青史的爱情故事与雅致情调。为什么呢？权力通吃，官商一体，市场上只有一个买家，不能做名妓，只能做二奶。

这些都是专制的恶果。专制是一种人类罕有黑暗和邪恶的制度，流氓十足，腐败无能，腐化堕落，没有分配，只有分赃。

过去一位学者说过：专制制度下只有两种人，一种是哑子，一种是骗子。现在是几个骗子统治一群哑子。

今日中国，乃十马之国：上级指鹿为马，下级溜须拍马，好人单枪匹马，坏人招兵买马，抛弃青梅竹马，结交非驴非马，上班心猿意马，下班声色犬马，政府盲人瞎马，百姓当牛做马。”这样的国度，能维持多久？！

为什么中国如此特色？为什么反腐败愈反愈腐？所有一切都是体制的根源！只要是专制，反腐败的成本越高，腐败就越猖狂，所有腐败都可归为权力腐败，权力黑化都是这个黑暗专制制度酿造的恶果。中国社会全员腐化堕落，对当代中国特色的官场腐败文化来说，都存在一个共同的发展硬道理：小权小腐，大权大腐。

黑暗、专制、流氓和邪恶的社会制度，已经深入人心了，腐败和黑暗已经不是一个人、一个政党或一个政府的关系了，它已经严重危害和祸殃全体中国人和整个中华民族未来的生存和命运！历史到了一个生死存亡的关头！人民已经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了！

专制独裁，中国特色，腐败、黑暗和邪恶已经到天怒人怨、天理难容和非变不可了！

中国需要一场全民大觉醒的革命，彻底清除专制邪恶灌输我们的一切“毒素文化”，复苏中华千古文明，以实际行动印证生命精神灵魂的真正洗礼。精神的洗礼，灵魂的升华，是2012年人类社会的发展主题。

中国社会种种劣迹表明，在现阶段，不要指望那些被邪恶魔化了的中国人，尤其是中国精英和知识分子，真正推动中国民主的是──那些热忱觉醒智慧勇敢的中国人，汇集一起，凝聚力量，开启生命心智，开创历史纪元！

抛弃专制，驱邪除恶，从我做起，人人做起，从现在做起！中国何去何从，我不知道？但我坚信！我的祖国一定会实现民主自由的！不久将来，一定会！我知道，2012世界目光将聚焦在中国！

中国的希望，中国的未来，这个伟大、光荣和正确的使命就交给民间草根吧！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