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军枪口下仍不畏惧　收容中国难民的神父(组图)

创设南市安全区的法国独臂神父饶家驹与驻沪英国防军司令麦克奈顿准将合影（网络图片／看中国配图）

中国抗战时期，法国神父饶家驹(1878—1946)（R.P.Jaejuinot）在上海南市区倡导建立了南市难民区，前后收容了近二十五万名战争难民。这段历史国人知之甚少，生活在海外的华人更是前所未闻。9月10日是饶家驹神父去世65周年纪念日，谨以此文纪念这位在中国人民危难时刻挺身而出的国际友人。

饶家驹(R.P.jacpuinot)，1878年生，字轶才，生于法国洛林地区。父亲是著名工程师，母亲为美国籍。他1913年来上海，在虹口天主教圣心堂和租界商团的侨民当中传教。饶家驹热心中国慈善事业，离法来华时，曾发誓“要以中国作我的家，尽力为中国工作，并且死后即埋葬在中国国土上”，所以被称为“中国难民之友”，“人道的战士”。1932年，日军侵略上海，“一•二八”淞沪战火起来的时候，他担任“华洋义赈会”会长，开始了震动全世界的难民救济事业。为救出几天来在闸北区和虹口区因为战火不能撤出的难民和伤兵，饶家驹冒险深入战区，以中立的宗教身份吁请交战的中日军队停火4小时，以便撤出战区内的伤兵和难民。经过他的努力，获得成功，因此名声大振，成为上海报纸上的明星人物。在闸北，他被弹片击中右臂，不得已锯掉，从此上海人称他“独臂神父”。一九三七年八一三淞沪战争爆发后，随着战区逐渐扩大到昆山、嘉定、太仓等县，大批群众家破业毁，流为难民。逃亡的人们以为租界安全，纷纷涌入上海公共租界和法租界。成千上万的难民无家可归，无亲可投，流浪街头巷尾，就地坐卧露宿，每天冻饿而死者成人超一百人，儿童死亡率每日达二百多。面对越来越多的难民，租界当局恐难民滋事，也恐惧因此日军趁机寻衅进入租界，8月15日，法租界公董局决定，在租界与华界交界口安装铁栅门，架设铁丝网，建构围墙，以阻止难民大量涌入。当时，南市居民大多已避入租界，不少房屋空关，更兼公共场所甚多，都可作为收容难民之用。饶家驹时年五十八岁，他此时是法国天主教耶稣会神父、震旦大学教授、华洋义赈会会长、国际救济基金委员会委员、上海国际救济会救济部主任，兼上海国际红十字会副主席、难民委员会主席。饶家驹最初设想凡日军侵犯所到的战区遍设难民安全区，办法是征得中日双方同意，在各战区内划出一部分区域为难民居住。

饶神父与孩子们在一起（网络图片／看中国配图）

身为法国人的饶家驹首先与租界当局进行了沟通工作。饶家驹的具体建议是，沿着租界的范围，建立一个难民区，保护无家可归的难民，并建议中日双方不在此展开任何军事行动。这一建议迅速为租界当局所接受。

11月2日，饶家驹直接找到当时的上海市政府，因为长期在华的救济工作，与中国的政府机关建立了非常好的合作关系。当时的上海市长俞鸿钧表示支持饶家驹设立南市难民区的计划。

因为与日本方面没有打过交道，饶家驹找到了自己在华洋义赈会的同事、英国《曼彻斯特导报》驻上海的记者田伯烈，把自己的想法告诉田伯烈，请他帮忙联系日本方面。田伯烈深感责任重大，在这一天晚上，紧急约见日本同盟通讯社上海分社社长松本重治。松本重治是日本侵华内阁首相近卫的“智囊”，以同盟社上海分社社长名义长期驻华，亲身经历过三十年代中日关系史上诸多重要事件，也是诱降汪精卫的主要参与人之一。在同盟社上海分社社址内，松本重治接见了田伯烈。在得知田伯烈的来意时，松本重治表示，个人赞成饶家驹的计划。

11月3日，由松本介绍，饶家驹、田伯烈与日本大使馆参赞日高信六郎面谈设立难民区的详细计划。在会谈中，日高信六郎担心这个难民区会成为中国军队抵抗阵地，饶家驹则代表法租界保证：这个由美国、英国、法国等民间人士管理的难民区将是彻底中立的区域，目的只是保护难民。如果有中国士兵进入难民区，法租界的维护人员将解除他们身上的武器。在得到这样的承诺以后，日高信六郎马上与负责南市事务的日本陆军特务部楠本大佐联系，并向日本驻沪总领事冈本季正及陆军华中派遣军司令松井石根、海军司令长谷川汇报这一计划。对日方来说，由于进攻上海已付出惨痛代价，进入房屋密集、道路复杂的旧城厢地区，为避免与熟悉地形的中国军队展开巷战导致更大的伤亡，设立难民区不仅对其战略有利，而且可以粉饰自身形象。11月5日，日本方面同意了这一计划。日本驻沪总领事冈本季正致信给饶家驹，“我向你证实，日本陆海军当局在获悉国际红十字会难民救济委员会委员长所给予的担保以及在特别警察保卫之下，该区发生一切越轨情况时，将立即得到报告之保证后，出于人道，同意该区域只供市民居住时，保证不对此进攻，也不在该区域进行局势行动或敌对武力行为。”日本方面保证，日本军队不进入难民区，日常的维护工作由少量法租界的武装人员负责。11月5日下午，饶家驹公开宣布划南市北部为难民区之建议已获中日双方之同意，并开始组织人员实施难民区的计划。11月8日，上海市政府发表布告：“红十字上海国际委员会建议，在本市沪南区，南至方浜桥路，东、西、北至民国路之前区域为难民区，以为战区难民暂时寄托之所……”11月8日下午，上海国际救济会派员在难民区四周各路口、屋顶竖立国际红十字的旗帜，旁缀“国际救济会”中英文字样，以免遭日机轰炸，并在方浜路各路口构筑防御工事。南市难民区定在南市旧城厢北部，占旧城厢三分之一面积，南以方浜路为界，东西北三面都以民国路为界，东端为小东门(今方浜东路、中华路交界处)，西端为方浜桥(今方浜西路、人民路交界处)，形成了一个半月形地带。该难民区可通法租界，东端至小东门直达黄浦江边，便于浦东难民登岸；沿方浜路有三路开放，可接纳难民。

淞沪战争爆发初期经外白渡桥涌入公共租界的难民潮（网络图片／看中国配图）

迨至9日中午，“饶神父计划”才开始正式运行。安全区南界至方浜路，横穿整个老城厢；北界至民国路（今人民路）。方浜路上用带刺的铁丝网围了起来。安全区内的治安归南市警察局负责，警察们只佩带手枪与警棍上岗，以取代昔日的步枪。按约定，安全区归中国地方政府管辖，而事实上所有事项都尽量由民间人士出面处理。

当时上海不少机关、团体承诺供应给养一周或一旬；上海伶界曾发起义演，集款资助难民；区外难民也有节食捐献者，如“三一三难民贩卖团”绝食一天，节资6元，购大饼600余只送难民区；财政部长孔祥熙曾拨款5万元给饶家驹，并说明其中4万元专用于南市难民区；法租界为救济难民发行慈善奖券，每期所得十分之九拨南市难民区；美国红十字会捐赠中国战区难民100万美元，有部分拨予南市难民区。

11月15日，安全区改由日本军方控制，但监委会仍继续负责其内部事务，为难民服务。警察由难民们自己挑选产生，只佩带左轮手枪与警棍，继续维持区内秩序。日军巡逻队只是偶尔到区内巡视一番，并没有在此派驻人员。区内的规章由从当地居民中选举产生的人员制定。日本方面并没有提供物资设施用以照料区内的25万难民，国际红十字会希望与日本方面继续合作一段时期，而以饶神父为首的监委会在这段时间里，也将继续履行其职责，直到日本方面觉得它已具备独立管理安全区的能力为止。

在安全区内维持秩序的中国警察（网络图片／看中国配图）

在南市的学校、吃食店及寺庙里还设了些较大规模的难民营，最著名的首推城隍庙了。在安全区刚开放的几天里，庙里挤满着逃离战争威胁的人们，正如饶神父所言，此时的城隍真正发挥了作用。现在这里成了赈济米发放中心之一，这样的中心共有9个，每天向6万难民发放大米，每人每天可以领到约1磅口粮。安全区还实行票证制度，被认定为赤贫者的难民，每人可领取一份口粮。难民营的头脑们或一家之主每天带着票证到寺庙领粮，排起的长队饶着寺庙转圈，足有100米长。

难民区在梧桐路老天主堂处设7所难童学校，招收了2000余名学生，难民子女均免费入学。另在九亩地阜春街设残老院，收容病残老人130余位。中华医学会在区内设问诊处12处，并在万竹小学内设流通图书馆。区内还设立了草绳工场和板刷作坊，招收难民200多人，后因缺原料停办。继而又办起一个刺绣与花边工场，由法籍拯亡会修女执教，收难民妇女为徒。

难民区里，饶神父有很高的威信。一次，有人站在高处分发馒头等食物，几十个饥肠辘辘的难民一拥而上，乱成一团。饶神父推开那些饥饿的手，拍打着难民们的头，“不要抢，安静下来，排队领取！”原本温文尔雅的神父突然大声训斥，但那些被打的难民都笑嘻嘻地看着这个外国人，丝毫不动怒，他们都知道这个人是来帮助自己的。

正监视安全区内难民行动的日本兵（网络图片／看中国配图）

日方虽然表面上承认南市难民区“不受武力攻击”，但实际上从未放弃对这个区域的觊觎。1937年11月12日中午，新北门障川路窜出30多名日兵，在沙包上插起太阳旗，用枪刺驱散周围难民；下午又开来2辆轻型坦克，西向巡行民国路，14名步兵尾随，恣意查抄行人。后经饶家驹交涉，日军才未越过民国路。

1939年九十月间，由于日军在上海实行经济封锁，严格管制米、棉、煤等物资，加之物价飞涨，难民区经费日渐枯竭，供给越来越困难，不得不降低供应标准；同时动员有工作能力的难民自谋出路，并疏散部分人员回乡。

一直在难民区工作的饶家驹喜欢和难民在一起，他经常搀着儿童的手，抚摩他们的头，从口袋里掏出糖果给他们吃。神父和大家一起经历着危险。一次在难民区与非难民区的交界线上，神父的黑色法衣被飞来的弹片撕开了长长的口子。还有一次，日本士兵用枪顶着他，他毫不畏惧，幸而举枪的日本兵最后没有扣动扳机。

1940年6月16日，饶家驹奉法国天主教会之命，离开中国去巴黎从事战时救济工作。1946年9月10在柏林因败血症逝世。

颇显“繁荣”的南市安全区街景（网络图片／看中国配图）

2011/09/07发表

（原标题：法国神父曾收容中国战争难民25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