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支出是赋税、赤字、债务以及通货膨胀的驱动器，因此它在我们的经济问题中扮演着核心角色。面对失控的政府支出，我们该拿它如何是好？人们喜欢做的是想象通过某些措施使其得到控制，譬如选举出合适的政治家，制定《平衡预算修正案》那样的法律，经公民投票通过限制支出的法案，成立一个超级委员会或是提出某种“大妥协”。
上述措施以及其他用意良好的策略都已经失败了，这主要是因为这些做法是让政治家们对抗自身的利益。政治家普遍希望获得更多的权力，那意味着更多的钱，更多的法律法规以及官僚编制。历史经验证明，统治者们——不管是国王、独裁者还是民选政治家——都有一种发自内心的冲动，即花掉不属于他们的钱。他们无法自已，他们会想尽一切办法避免关上阀门。这就是为什么日本、沙特阿拉伯以及美国这样的富国总是寅吃卯粮，从而长期陷入预算赤字的陷阱无法自拔。
所有这一切都已经持续了很长的时间，并发出这样一种警醒，即我们对付的是政治中最难缠的力量之一，失控的政府支出曾多次在强大国家的灭亡中扮演角色。
例如，政府支出问题在罗马帝国早期便已显现，到公元3世纪已经极为严重。大概在公元前3世纪，罗马开始铸造一种被称为“奥里斯”（aureus）的金币，其面值最初跟铸造它所用黄金的市值相当。
后来，罗马的寡头统治者们开始在粮食补贴、公共娱乐、庞大的官僚机构以及军队编制上花起他们并不拥有的钱。这些统治者通过加税来无情地搜刮民脂民膏，并且使用成色不足的货币，从而掏空了国家经济。他们试图通过使奥里斯贬值来支付自己的账单，他们发行了面值相同的金币，但其中的含金量却越来越少。公元前81年（苏拉当权），一枚奥里斯金币的含金量是10.9克，但到了公元前50年（庞培），这个数字下降到9.09克，等到凯撒掌权的公元前46年，奥里斯金币的含金量已经只有8.18克，接着在公元前15年（奥古斯都）变成7.80克，在公元60年（尼禄）为7.27克，214年（卡勒卡拉）为6.55克，292年（戴克里先）为5.45克，312年（康斯坦丁）为4.54克，到了367年（瓦伦提尼安）只剩下3.29克。
这就是通货膨胀：随着商人们的货物需要更多的金币才能买到（更高的总面值），物价变得越来越高，这样做是为了保证货物以黄金计量的价格跟过去一致。罗马的银币“迪纳厄斯”（denarius）也遭遇了类似的贬值过程。货币的混乱——市面上有如此多与其面值不符的货币在流通——给经济造成了混乱，这是罗马帝国灭亡的一个主要因素。
在公元960年后的某个时期，中国的统治者们引入了纸币。显然，这些统治者很快发现他们能够通过印刷更多的纸币来购买自己喜欢的奢侈品和支付军饷，而他们这样做上了瘾。在13世纪末，马可·波罗（Marco Polo）这位对中国的历史并不了解的威尼斯商人兼游记作家，对蒙古皇帝的智慧赞叹不已，称其“也许真的可以说知晓炼金术的秘密”。蒙古皇帝仅需付出由桑树皮制成且加盖印信的纸片，就能从商人那里得到奇珍异宝，这是一套不错的把戏。不幸的是，人们意识到纸币会随着物价的上涨而贬值，于世所有人都唯恐避之而不及。为了将纸币的把戏继续耍下去，一些统治者下令将那些不接受纸币的人处死。
当一个王朝被侵略者或被叛军打败而最终覆灭时，该王朝所发行的纸币也会变得一文不值。新的统治者会发行自己的纸币，这些纸币也会像它们的前任那样贬值并最终变成废纸。总的算来，中国有7个朝代发行过纸币。有时候，新币跟旧币的兑换比率是1000比1（从旧到新）。据中国史书记载，在公元1260年至1330年间，货币的供应量猛增了3,200多倍。在此期间，通货膨胀在宋元两朝的灭亡中起到了作用。接下来是明朝，它也发行了自己的纸币，但据记载这些纸币的价值到1425年已经贬值99%。再接下来的清朝也尝试过纸币，但11年内就贬值殆尽。清朝后来又再次发行纸币，但这次只用了8年时间就变成废纸。在1949年蒋介石与共产党的斗争中，失控的通货膨胀是前者失败的一个因素。
在工业繁荣的肇始之地英国，曾出现过一连串挥霍无度的君主，其中最无所顾忌的很可能要数亨利八世（Henry VIII，1509-1547年在位）。这位国王一共结过6次婚，他在自己的宫殿、大批的政府雇员以及英国海军同法国的战争上花费甚巨。传记作家德里克·威尔逊（Derek Wilson）指出，由于受到抗税运动的阻力，“这位国王的需求和欲望并不能简单地转嫁到人民的头上。”
通过将英格兰天主教会的财产充公，亨利八世得到了大笔横财，但他还是发现自己陷入了财务困境。他玩起了老把戏，发行成色不足其面值的金银币，史称“都铎大贬值”（Great Debasement）。亨利八世破产了，而讽刺的是，英格兰首部保护债权人的破产法就是在他统治期间颁布的。
1299年，英国便士中的含银量是1,438毫克，但到了亨利八世在位的1526年，这个数字减少到687毫克。等到1552年他的继任者爱德华六世（Edward VI）掌权时，便士的含银量进一步减少到518毫克。
西班牙是唯一从“新世界”掠夺到大量黄金和白银的国家。在16世纪，运送金银财宝的舰队似乎给了西班牙一个其他欧洲国家无法企及的大优势，但腓力二世（King Philip II，1554-1598年在位）却把它们全挥霍殆尽，他把钱花在了战争、奢侈品以及规模庞大的埃斯科里亚尔修道院（El Escorial，这是一座集皇家行宫、修道院、图书馆和艺术画廊于一体的建筑，其廊道加起来足有15英里长）上。埃斯科里亚尔修道院是为了庆祝西班牙在一场耗费甚巨的战争中打败法国而筹划修建的，但它等了21年才筹集到足够的资金修建完成。最终，腓力二世在1557年、1560年、1575年以及1596年四度宣布无法偿还债务。
在腓力二世掌权的40年间，西班牙皇室的收入增加了一倍以上，但支出的增速更快。总的算来，西班牙在30年间有28年出现了财政赤字。1576年，腓力二世的收入增长了50%以上，但他的债务猛增了三分之一。腓力二世最后一次破产发生在大量黄金和白银流入西班牙的十年高峰期，而他也是在这个时期负债最重！
绝大多数国家的中央银行是在1900年以后成立的，它们建立的目的就是帮助各国政府花掉并不拥有的钱。这些中央银行成为推动通胀的发动机，历史上绝大多数以及最为严重的通胀都发生在1900年以后。
在德国发生的失控通胀也许是历史上最有名的一次了，它在1923年达到高潮。人们大多将这次通胀归咎为一战的战胜国对德国提出的赔款要求，但这些战争赔款在通胀期间最高也只占到政府预算的11.8%。
那么，谁该对此负责呢？在一战前，德国已经形成一套规模庞大的福利制度，并在战争期间急剧扩大。战后，这些福利制度并没有被取消。由德国政府主持的养老保险制度跟我们的社会保障制度很相似，它在财政上陷入困境。德国政府还向数百万公民提供医疗保险，此外还要养活150万伤残军人。同时，德国政府拨出资金援助自治市，向艺术事业提供慷慨的补贴。德国有政府开办的戏院和歌剧院，政府运营的铁路一直亏损，政府成立的企业甚至无法通过生产黄油和香肠盈利。
这种失控的通胀摧毁了人们的储蓄，让德国的中产阶级破产、幻灭。阿道夫·希特勒（Adolf Hitler）将那些人称为“饥饿的亿万富翁”——他们有数十亿马克的纸币，但却买不起一块面包。希特勒正是在那次通胀时期凭着解决问题的政治形象而崛起的。
希腊目前的金融危机也主要是由政府支出失控导致的。不管政府收入是增加还是减少，预算赤字总是不断上升，而政府也背负了越来越多的债务。
希腊的政府机构臃肿不堪，结成工会的雇员习惯于工作12个月拿14个月的工资。几十年来，希腊政治家安抚不满民众的办法就是将他们纳入到政府体系，现在每四个希腊人就有一个在吃公家饭。在一场偿清所有开支的努力中，希腊的赋税被提得如此之高，以至于越来越多的希腊人在黑市上进行交易以逃避赋税，结果是这场努力归于失败。据估计，希腊约三分之一的经济活动是“未入账”的。希腊政府将大约6,000座阳光小岛放到市面上叫卖，期望找到身家百万或亿万的买主——他们可能会对拥有一处特别的私产感兴趣。
对于最近取得一项可疑成就——国家债务与国内生产总值恰好相当——的美国来说，这一切意味着什么呢？当人们相信政府可以继续付账时，便决定了遏制失控的政府支出是无法通过政治途径实现的。只要箱子里还有钱，就会有政治压力促使将之花光。对于那些主张政府不能再为一切买单的勇敢政治家，数以千万的选民——比如领取养老金的老人，结成工会的政府雇员，太阳能倡导者以及富有的华尔街银行家——很可能就会将他（或她）形容成一个魔鬼，这就是我们现在所处的状况。
逾期未付的福利费用，政府债券的流拍，失控的美元汇率以及加速的通货膨胀，当这些警示信号让人们意识到政府破产在即时，那么对政府支出进行改革的机遇也出现了。当金融危机来临时，那些推动政府多花钱的游说集团对政策制定者的铁腕控制也很可能被打破，从而让真正意义上的改革成为可能。
在这种情况下，政治领导人不太可能另辟蹊径。相反，他们会考虑已经被广泛讨论过的想法，那些被人们所熟知并被认为可靠的策略。为今之计，我们最紧要地乃是帮助传播自由市场的理念，这样它就有可能在某次金融危机发生时被采纳。如果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这种策略是他们“最不坏”的选项，那么政治上的支持力量也会发展进来，毕竟这还可以给他们留下点什么，总比什么都没有的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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