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汇报》1989年5月21日的社论只有“痛心疾首”四个字，是中国报业史上第二次有传媒以开天窗形式写社论。当日，香港有一百万人上街抗议中共准备镇压。（网络）
八九年“六四”事件不单止影响中国的发展，亦影响了不少在港左派人士的命运，其中，亲共报章《文汇报》在当年5月21日以“痛心疾首”四字为社论全文的开天窗模式，震动香港，当年作为“半个当事人”的时事评论员程翔今天撰文澄清两位当事人近月就事件的论述，指《文汇报》当年的代理总编辑曾敏之的说法是邀功，中共工委的前新华社香港分社副社长张浚生是诿过。
时任《文汇报》副总编辑的程翔，在该报开天窗社论刊登时身在北京，血腥镇压前数天被召回港，经历报社的人事变迁，其后因不愿“归队”而辞去副总编辑的职务，他6日在《明报》撰文道出社论出炉的过程，与本台记者过往从不同途径所了解的脗合。程翔指出，时任《文汇报》副总编辑兼代理总编辑曾敏之在中共宣布戒严后翌日深夜致电社长李子诵，主动提出以“痛心疾首”四字开天窗，据了解，曾敏之是回想1940年代新四军时件时，周恩来在重庆《新华日报》以“千古奇冤，江南一叶”的开天窗社论，揭露蒋介石屠杀新四军阴谋。
李子诵听后，与老拍檔兼由总编辑退任为董事的金尧如商量。两人商量后，担心“痛心疾首”四字太刺激，不容易为以新华社香港分社为名、实质是中共香港工委通过，故建议改用较为平和的“夫复何言”。曾敏之不同意，于是决定把这两个建议一同送新华社审批，由组织决定。
结果，时任分管香港中共报章的新华社香港分社副社长的张浚生选了“痛心疾首”四字，而时任社长许家屯是在翌日才被告知。
故此，过程并非如曾敏之在《曾敏之评传：敢遣春温上笔端》所言，由他主动提出后，即获李子诵支持，再由他致电张浚生，更把金尧如的角色抹掉。至于现为浙江大学发展委员会主席的张浚生在其自传《亲历：回归与合并》中把自己与事件撇清，声称事件由金尧如策动，而他当时已表明，无论选那一个，开天窗就不成。程翔指出，以当时的分工，没有张浚生的同意，社论根本不可能出版。
程翔不接受这种昧于事实的态度，他解释，曾张二人说法有异，是因为已故领导人邓小平在解放军开枪镇压后第五天的6月9日接见戒严部队，充分肯定其镇压成果，反映镇压是邓小平亲自负责的，二人于是或快或慢地“归队”，而李子诵和金尧如则义无反顾，与中共划清界线。
他向本台表示，由于当时曾敏之对事态发展深感恐惧，李子诵获悉后，安排曾先到新加报暂住，后再由朋友安排转到加拿大，约半年后回港。当时李金二人基于保护他，才没有公开提及曾敏之与开天窗社论的关系，但曾敏之反而因此误会别人抢去其功劳。而从曾在过去二十年都不作澄清，便知道是他自己不愿牵扯入开天窗社论事件中。
他估计，退休多年的曾敏之，意识到开天窗事件会在中国报业史上留名，故此到了现时便跑出来确定自己的功劳。而张浚生仍在中国体制内生活，自然想洗刷自己在“痛心疾首”这个被中共视为错误的决定。
程翔认为，不论是争功还是诿过，当事人在作传时，必须尊重客观事实，而且不应刻意贬损别人来抬高自己。
他总结，开天窗社论是集体决定，有功有过，各人都一起分享荣誉或承担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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