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匯報》1989年5月21日的社論只有「痛心疾首」四個字，是中國報業史上第二次有傳媒以開天窗形式寫社論。當日，香港有一百萬人上街抗議中共準備鎮壓。（網路）
八九年「六四」事件不單止影響中國的發展，亦影響了不少在港左派人士的命運，其中，親共報章《文匯報》在當年5月21日以「痛心疾首」四字為社論全文的開天窗模式，震動香港，當年作為「半個當事人」的時事評論員程翔今天撰文澄清兩位當事人近月就事件的論述，指《文匯報》當年的代理總編輯曾敏之的說法是邀功，中共工委的前新華社香港分社副社長張浚生是諉過。
時任《文匯報》副總編輯的程翔，在該報開天窗社論刊登時身在北京，血腥鎮壓前數天被召回港，經歷報社的人事變遷，其後因不願「歸隊」而辭去副總編輯的職務，他6日在《明報》撰文道出社論出爐的過程，與本臺記者過往從不同途徑所瞭解的脗合。程翔指出，時任《文匯報》副總編輯兼代理總編輯曾敏之在中共宣布戒嚴後翌日深夜致電社長李子誦，主動提出以「痛心疾首」四字開天窗，據瞭解，曾敏之是回想1940年代新四軍時件時，周恩來在重慶《新華日報》以「千古奇冤，江南一葉」的開天窗社論，揭露蔣介石屠殺新四軍陰謀。
李子誦聽後，與老拍檔兼由總編輯退任為董事的金堯如商量。兩人商量後，擔心「痛心疾首」四字太刺激，不容易為以新華社香港分社為名、實質是中共香港工委通過，故建議改用較為平和的「夫復何言」。曾敏之不同意，於是決定把這兩個建議一同送新華社審批，由組織決定。
結果，時任分管香港中共報章的新華社香港分社副社長的張浚生選了「痛心疾首」四字，而時任社長許家屯是在翌日才被告知。
故此，過程並非如曾敏之在《曾敏之評傳：敢遣春溫上筆端》所言，由他主動提出後，即獲李子誦支持，再由他致電張浚生，更把金堯如的角色抹掉。至於現為浙江大學發展委員會主席的張浚生在其自傳《親歷：回歸與合併》中把自己與事件撇清，聲稱事件由金堯如策動，而他當時已表明，無論選那一個，開天窗就不成。程翔指出，以當時的分工，沒有張浚生的同意，社論根本不可能出版。
程翔不接受這種昧於事實的態度，他解釋，曾張二人說法有異，是因為已故領導人鄧小平在解放軍開槍鎮壓後第五天的6月9日接見戒嚴部隊，充分肯定其鎮壓成果，反映鎮壓是鄧小平親自負責的，二人於是或快或慢地「歸隊」，而李子誦和金堯如則義無反顧，與中共劃清界線。
他向本臺表示，由於當時曾敏之對事態發展深感恐懼，李子誦獲悉後，安排曾先到新加報暫住，後再由朋友安排轉到加拿大，約半年後回港。當時李金二人基於保護他，才沒有公開提及曾敏之與開天窗社論的關係，但曾敏之反而因此誤會別人搶去其功勞。而從曾在過去二十年都不作澄清，便知道是他自己不願牽扯入開天窗社論事件中。
他估計，退休多年的曾敏之，意識到開天窗事件會在中國報業史上留名，故此到了現時便跑出來確定自己的功勞。而張浚生仍在中國體制內生活，自然想洗刷自己在「痛心疾首」這個被中共視為錯誤的決定。
程翔認為，不論是爭功還是諉過，當事人在作傳時，必須尊重客觀事實，而且不應刻意貶損別人來抬高自己。
他總結，開天窗社論是集體決定，有功有過，各人都一起分享榮譽或承擔後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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