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慧巧斗红卫兵 平安度过文革武斗
萧军警告红卫兵勿动武:我当过武师

萧军生前同从维熙共忆往事:“‘文革’中团河农场一度成了批斗北京文化人的场地。我在那儿也受过批斗,不同于一些文化人的是,我可不那么顺从。在批斗我之前,我对红卫兵头头说:‘我活到这把年纪,已经是超期服役了;如果对我进行武斗,我年轻时在讲武堂当过武师,下面的话就用不着我说了,希望你们珍惜自己的青春。’红卫兵何尝听不出我的弦外之音,便在会前与我达成某种默契:不触动我的身体,但我必须低头听从他们的批判。于是在批斗我的会上,我总是半闭合着眼睛,听他们高喊声讨‘反动文人萧军’的口号,耳朵虽然受到些刺激,从没受到过他们的皮带和鞭子的抽打。”

萧军此举在当时简直就是“冒天下之大不韪”。萧军就是萧军,身处逆境,“血性汉子”也不失“血性”。没承想多次批斗下来,萧军除耳朵受些刺激外,肉体竟免遭摧残。“我是个性格暴烈的人。”萧军从不避讳这一点,可在特定环境下,有言在先,威慑有效,化“武斗”为“文斗”,何尝不是一种生存智慧

林斤澜自1957年第一期《人民文学》发表小说《台湾姑娘》后,一发而不可收,已属特例。1962年一年中,北京市文联连续三次召开“林斤澜作品座谈会”,更是破例。两年后,《文艺报》发表了近2万字长文,全盘否定其作品,罪名是“太重艺术”。“在当时,重艺术就是罪过,表示淡化政治。要求的是政治第一,文艺第二,其实是政治唯一。”

林斤澜说:“历次运动,我基本上都是平安度过的,说起来,我十几岁就在社会上摸爬滚打,人间世故还是见过的,我写过一篇散文《籀》,拆开了就是‘个个留一手’。从那次评论文章出来后,一直到‘文革’,我只写了一篇小说,‘文革’十年,我完全搁笔,一个字都没写。我在‘文革’前出的集子,统统没有‘序’,也没有‘后记’,不请人写,自己也不写,就这么秃着,免得被揪。”

“秃头秃尾”的文集既为了保护自己,也免得牵连别人。如集前篇末总要说上几句,运动一来,白纸黑字,人赃俱获,赖既赖不掉,说更说不清,会惹下不少麻烦。显然,这与林斤澜“十几岁就在社会上摸爬滚打,人间世故还是见过的”有关。

黄佐临晚年在病床上口述点滴回忆,2006年9月以《往事点滴》为名由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其中《何苦之有》一节,读来别有意味:

在川沙。对牛鬼蛇神进行忆苦思甜教育。

我战战兢兢等待着。

他们给我拿来六个小窝头,对我说,“过去,劳动人民就吃这个,你大概看都没看见过吧?都给我吃下去!”

我咬了一口,大出乎意外,小窝头热烘烘,还带点甜丝丝,我一气吃了三个,不好意思太狼吞虎咽,就停下了。

“好吃不好吃?”他们问。

我心里想:“好吃”,但嘴里按规矩回答说:“不好吃!”

“不好吃也要吃。统统吃下去!”

这个命令正合我意,我又吃下了另外三个小窝头,心满意足。

我至今也弄不明白,这小窝头是什么做的,是当时在牛鬼蛇神的境遇里,没有吃的而觉得它们好吃呢?还是它们真的好吃?总之,那一次的忆苦思甜,我竟只觉出个甜来。

往事如烟,亦真亦幻。按常理推测,这窝头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牛鬼蛇神境遇而好吃,如果不是灵机一动,口非心是,“忆苦思甜”怎能化作“何苦之有”?堂堂知名导演,为吃上几个小窝头,还得花点心思,足见那个时代多么荒唐。

以上种种,今日充作谈资,也许颇觉有趣,但要问问当事人当时的心情,恐怕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这真是:“顺生”智慧多,只缘太无奈。环境一旦失去人性,必然毁灭“率性”。谁不愿意坦坦荡荡做人呢?但事实上,坦荡一世之人是有的,但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上,这样的人却是不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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