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中共政权的量刑标准定共匪的罪行12

像宋毅这样的知识分子在国内的比例占大多数，他们不屈从于中共，但也不敢得罪中共，采取一种玩世不恭的人生哲学，把精力花在提高教学质量上，也就是被中共污蔑为只专不红的白专道路。事实证明此路不通，中共决不允许世外桃源，中共洗脑的标准是：不革命就是反革命，要么帮助中共咬人，要么被别人吞噬，没有中间道路。中共通过反对胡风反革命集团、反右斗争两次运动，主要目的就是打击影响力最大的知识界，消灭有脊梁骨的知识分子，造成万马齐喑的政治局面。这两次运动造成的后果，是空前绝后的，把中国最有发言权的聪明人一网打尽，再也不可能出现像司马迁、鲁迅这样的人。把中华民族礼仪之邦的精英改造成了不敢说真话，仰中共之鼻息，看中共脸色行事成了文人升官发财、代替科举仕途的捷径，为中共实施专制独裁，一党独大扫除了障碍。虽然两次运动都进行了平反，但是都留有尾巴，尤其是作为“人民内部矛盾”的反右运动，罗隆基等96名资深右派终身不得平反。

1961年初中毕业我被分配到闸北区饮食公司当厨师，像我这样没有政治背景，又疾恶如雠，不愿附炎趋势的草民，只想有一碗太平饭吃吃就行了，我看不起那些动嘴不动手的党政工作者，我本来是不可能上贼船的。

面上的小四清运动即将开始前，闸北区区委第三书记，曾经参加万里长征的女共产党员鲁英来我店蹲点，她平易近人，不端高干架子，很快我们之间有了共同语言，当她得知我政治上一无所有时，对围在周围的干部说“这样的青年没有入团，还有谁能入团？”闸北区饮食公司党总支、团总支如奉圣旨，督促下属五和楼党支部、团支部找我谈话，希望我马上写入团申请书，我不想加入政治，所以对他们不置可否，他们加强谈话攻势，甚至在上班时，叫别人顶替我工作，或者下班后不让我回家进行谈话，最后我推脱不会写，团支部书记屠善初、支部委员卜玉女马上表示：不会写可以叫人代写，你只要签个名。我为了结束纠缠，敷衍地答应了，从我签字到入团宣誓，只有短短的不到三个月。这种领导督办与现在的领导督办可谓天壤之别，从此我就上了贼船。

入团后不久我被脱产参加小四清工作组，组长是党总支书记严茂林，副组长是团总支书记朱焕咸，朱焕咸与我谈话交心时提问：你们厨师平时尝味道，吃不吃东西？我回答基本上是不尝味道，有时忘了是否放过盐也只沾点卤水尝尝。

我们五和楼支部是行业中出了名的不沾油水的饭店，不仅没有在店里办伙食，而且是三家（五和楼、红星、康乐）饭店另觅地方办食堂，经办人员又从中揩油粮食、菜金。我们康乐清真饭店平时的氛围，都看不起那些偷吃者，除非是新学者即学徒工。谁都不会偷吃，但是朱焕咸变换着手法追问“一次都没有尝过？”，我回答“有时吃不准火候，尤其是牛肉，吃不准时可能偶尔会尝尝”。朱焕咸按照这条“口供”反复追查、反复运作，反复纠缠不久，我便成了每年吃掉一头牛的多吃多占的典型，并被迫在全公司范围内亮相作报告，其实不论是运作者、作报告者、听被告者心里都明白是子虚乌有，正如亩产10万斤的谎言每个农民都知道不可能，但中共为了政治需要，什么弥天大谎都敢造。

经过违心地作典型被告过了关，我成了支部重点培养的对象，好几个党员私下对我说“支部准备发展你，你要经得起考验”。

本来一条平坦的路已经铺开，我只要按照党的要求，听党话、跟党走，党叫干啥就干啥，会在这条贼船上一直乘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