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五七指示”不为人知的起因(图)

1966年5月7日,毛泽东给林彪写了一封信,这就是有名的“五七指示”。而这封信的起因,却少见提及。近日,读到《邱会作回忆录》,才窥见事情的来龙去脉。

毛泽东这封信是对林彪送上的总后勤部《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副业生产的报告》的批示。这个报告就是邱会作主持起草的。邱为什么要起草这个报告?得从部队为什么要搞农副业生产说起。

此事要追溯到三年困难时期。当时食品供应紧张已经殃及部队,地方不能保证粮食供应,个别地方无粮供应,凭证买不到肉食和食油,有钱买不到蔬菜。邱会作讲了三个例子:1961年夏天驻山东的部队,百分之八十以上是吃地瓜干,有时一星期也领不到一颗粮食。地瓜干又是1958年、1959年存下来的,原来根本不是当口粮的,而是做猪饲料,多数都是有霉点的,吃这种地瓜干苦得难以下嚥:1961年秋驻河南周口的部队吃的面粉,有百分之二十以上都有杂质,树叶、草、麦杆等都有,这种面就像麦麸子拌干草喂牲口吃的细料差不多;1961年驻四川绵阳部队吃的大米有百分之二十以上的稻壳、砂子、泥土等。他说,这是我亲自在部队看到的,同部队一起吃过这种粮食做的饭。这样做是粮食不够充数而为的,部队的粮食定量每人每天一斤半,除去不能吃的东西,每人每天真正下肚的粮食也就是一斤多一点,战士都是二十左右的年青人,见天吃这种饭能行吗?粮不够。瓜菜代,当然是出路,但部队哪有瓜菜?蔬菜、肉食、食油都没有,多数部队一年也尝不到几次肉味。凭票证领不到东西,这种生活不能长期下去。

当时,部队固然吃不饱,地方挨饿的现象更严重。周恩来让邱会作参与过几件救灾的事。1960年5月,广西横县驻军给邱发了一个电报,称政府机关因饥饿不能工作了,要求借军粮。周恩来让邱去秘密调查。邱到横县一看,县委书记躺到床上起不来了,有气无力,作揖流泪,伸出四个手指,意思是四五天没吃饭了。原来这个县为了保“卫星县”的名誉,断粮也不敢报灾情,已经饿死一千多人,每天还在死人。1961年冬,玉门、酒泉灾情严重,甘肃省委不报告,周恩来只好让邱会作拨出军粮调汽车星夜兼程送到村里,早一天送到,就少死好多人。1962年夏天,吉林农民因为没有口粮,必须上山下河采野食度荒,不能锄第二遍草。有人提出,如果能供给一千万斤粮食,全省主要产量区锄第二遍草,当年可增产十亿斤以上。为此,周恩来又让邱会作借出一千万斤军粮,秋后归还。

当时,来部队的家属猛增。家属极大多数是专门到军队吃饭的,而且不打算再走。他们说:“横直是饿死,死在家里,还不如在部队死在自己的亲人面前。”

军队困难,国家更困难。军队向国务院多要粮食也张不开口。于是,在1960年冬天由贺龙主持的军委常委会上,邱会作提出“自己动手搞生产,别无他法。”当时总政领导人提出异议,主要是怕影响突出政治。罗瑞卿向贺龙提议,由邱会作起草一个军委给中央的报告。于是,邱到北京周边部队调研,在1961年2月起草了一个军队动手搞农副业生产保证自己供应的电文,上报罗瑞卿,一周没得到答复,又直接报给林彪,才得到支持。有了这个文件,全军开始种菜,养猪,生产粮食和副食,大多数连队都有了一块菜地,一个猪圈,一个作坊,当年就解决了吃不饱的问题,部队再没有人得浮肿病。

从此,军队开展农副业生产不但合法化,而且成为长期方针固定下来,并影响到阿尔巴尼亚、古巴、阿尔及利亚等国家的军队,《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副业生产的报告》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

......

在文革中,干部下放劳动的机构称为“五七干校”,其他职业的人到农村劳动称为“五七”道路。后人研究毛泽东的社会理想,都不能回避“五七指示”。军队从事农副业生产度荒的起因,反而无人注意。

(本文略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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