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我们一直熟悉的长征路上的一幕是这样的：
1935年9月初，红军左路军在草地进军途中遭遇葛曲河涨水，张国焘遂顽固坚持南下，中央为了实施北上方针，于1935年9月9日深夜率领红一、三军和中央纵队连夜秘密出走，脱离右路军驻地单独北上。1937年3月，延安发起了大规模批判张国焘运动。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端出了“密电”问题：“张国焘在分裂红军问题上做出了最大的污点和罪恶。左路军和右路军的时候，叶剑英把秘密的命令偷来给我们看，我们便不得不单独北上了。因为这电报上说：‘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当时如果稍微不慎重，那么会打起来的。”......
看完《长征“密电”问题的来龙去脉》一文，历史有可能是另外一个样子，不知你信不信。你可以不信，反正我信了。
历史有时就是这样，时常会泛着绿色诡异的目光，你甚至惊异毛在红军最危急的时刻不惜铤而走险，幻化出其个人一生中众多“弥天大谎”的第一出:“张国焘擅自命令西渡黄河”、“西路军右倾逃跑（造成2万多红军几乎血本无归）”、“张试图武力解决中央”。
如果能借这两件事彻底清除张国焘，那对毛泽东完成党内大一统的控制则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张国焘在建党一大及以后的时期党内地位均高于毛，而且四方面军保留的红军将士更多。
已经公开的大量历史文电表明，西渡黄河和西路军在河西军事行动的指挥者正是毛泽东本人。
那么，当时中央所在纵队秘密出走的不良影响有哪些？
......中央坚持北上方针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当时有的做法也欠妥，直到多年后中央总书记张闻天也还称其为“非布尔什维克的态度”。中央当时仓促北上，丢下了数百名伤病员；并瞒过了处于同一防线的友邻红四方面军部队，致使原驻地班佑被反动武装乘机侵占，次日凌晨，友邻红四军十师三十团猝不及防遭到敌人从班佑方向的突袭，损失百余人，红三十团团长负伤。这些情况的发生，造成了严重的消极政治影响。当时，红军指战员，包括一方面军未走的同志，都很不理解，难免心生怨愤。而一同从中央苏区长征而来的五军、三十二军，则意见更大，特别是军领导人，认为把他们甩在草地里，尤为愤激难平。虽然时间过去了一年多，但是人们心里的疑虑和隔阂并未完全消除......
到底所说的“密电”有没有“武力解决”的意图或说法呢？
如果有这么一个片段，历史就这么走下去吧。如果没有这层意思呢？
最后结果我们都知道：毛在张国焘问题上大获全胜，“逼”其出走延安成了“叛徒”。
......毛泽东甚至在延安公开羞辱张国焘。有一回看戏，演的是唐僧取经。毛泽东突然对身边的一个民主人士说：“唐僧西天取经谁最坚定？唐僧。谁最动摇？猪八戒。”接着他指着坐在他左边只隔一个座位的张国焘，说：“他就是长征路上的猪八戒。”张国焘闻言大怒，哐啷一下站起来，向剧场外走去，骂道：“无耻。”毛面不改色。面对这些羞辱，张国焘痛苦不堪......原载于《文史参考》2011年第11期。
假设就是毛缺乏事实根据“信手拈来”的“阳谋”呢？它如果能为分裂定性、纾解困惑、清算错误，肃清影响，维护团结、维护权威提供诸多方便；对迎接更为复杂和艰巨的新任务有重大意义，我们或许能够默许毛的“计谋”、原谅他的“初衷”，但问题是免不了其中的一部分人群将要面临委屈和不公平，同时也一定程度上牺牲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更大的问题岂止如此，尝到用“街头智慧”处理党内异己“得逞”而获得“甜头”的毛以后难道不会“故伎重演”吗？纵容这种方式接下来倒霉的又会是谁呢？是潘汉年？是彭德怀、张闻天？是刘少奇、邓小平？亦或是林彪？
我们可能不理解毛为什么会这么做：“毛这么做的人格依据是什么？”这就需要我们再复习一下里索《九型人格》对处于第4-6层失衡的一般状态时第8型人独有的描述：
敢于冒险、“街头智慧”、力图占上风、“胆大妄为”、“好战好斗”、鄙视弱者、好挑衅、犬儒主义……
对处于第七层的第8型人的描述：
“他们是弥天大谎的频繁制造者，他们的谎话说上一千遍就成了真理……”
当然啦，对于“建国”后期的毛来说，说一遍就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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