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4月5日，清明节。这一天我拍摄了一组枪毙七男一女的照片。这个女人与其情夫合谋杀害了她的丈夫，包括这两人在内的六人是普通“刑事犯”。另有两个人是重要的“政治犯”──“反革命集团主犯”巫炳源、王永增。
巫炳源、王永增当时是哈尔滨电表仪器厂的技术员(相当于现在的工程师)，他们都受过高等教育，1968年1月1日他们在街头散发张贴一张传单，这是一种刻钢版用纸油印的16开小报，报名为《向北方》，这被省、市革命委员会解释为"一心向着北方的苏修"。当年的党报一律在报眼位置上印“毛主席语录”，他们俩照此办理，也在这张小报的报眼上印了“毛主席语录”，是一段文革中人人都能熟背下来的“最高指示”：“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光，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但是，他们在这段语录下边又加上了两句话：“这是颠扑不破的真理，不允许任何人篡改和代替。”这被解释为是“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此事被定为全省重大的“6811反革命案件”，发动群众限期破案。很快便破获。当时就有人私下议论，千错万错就错在这两个人太有思想有文化了，太忧国忧民了，否则也想不出后边那两句话。
在黑龙江省和哈尔滨市革命委员会召开的数万人参加的宣判大会上，军管会负责人当场宣布判处死刑，立即执行。这两个人的罪名是“反革命集团主犯”。其实，这张小报从刻钢版到油印，再到街头散发张贴，只有他们两个人，不存在任何从犯，而这两个人就被定为“反革命集团”，都是“主犯”，全判死刑。在宣判大会上，当巫炳源听到“判决死刑，立即执行”时，他仰天长叹："这个世道太黑暗了！"便紧紧地闭上了眼睛，在宣判大会后的游街示众，直到押解到刑场枪毙时，他至死都没有再睁开眼睛。他作为一个知识分子，采用闭眼赴死的方式作最后的抗争，以示“这个世道”是睁着眼和闭着眼都是一样的黑暗。
这8个人的脖子上被挂著大牌子押到卡车上，经过市区游街示众以后，开到哈尔滨西北郊外黄山火葬场相距不远的一片空地上，他们一字排开，双手被反捆，并被迫跪下，然后从脑后被开枪打死。
我知道，报纸对这类新闻事件只发表文字消息，绝对不会发表刑场照片。报社领导也没有派我去拍照，事后要是知道我又私自拍“没有用照片”，一定会找我谈话，严肃批评我“浪费公家胶卷”。当时我是一个27岁的血气方刚的青年，出于新闻摄影职业的好奇心，凡有这类事件我都前去记录下来，也许这会成为社会历史碎片，以供后人研究。这一回我奉派采访，又一次背着报社领导和摄影组同仁，私下跟随军管会的车去了刑场，不仅从头到尾完整拍摄了几十张连续性的画面，还忍着枪毙后脑浆崩裂的浓烈血腥气味，近距离拍了尸体的特写。由于当时我的"莱卡M3"相机上只有35毫米的广角镜头，必须靠得很近很近，因此能闻到剌鼻的血腥味和脑浆的气味。
在后来的半年多时间里，我一直无法忘却这些人的脸。那时，我虽然已经结婚三个月了，但是我和妻子还没有分到房子，两人仍分开来住在与家属混居的筒子楼单身宿舍里。宿舍公用厕所是在走廊的另一端，半夜里，我需要起来小便时，总是在灯光昏暗的走廊上闭着眼睛往前走，试图不要碰到走廊边上的鞋子和炉子，试图不要想到那些被枪毙的人，更怕想到那股让人恶心的气味。其实，当提醒自已“不要想”时就是已经想到了。
很长一段时间，每当我在报社食堂吃一种东北地方菜──“血豆腐”时，总感到想呕吐，因为这种血豆腐是红色，而且是胶状的，一看就会产生联想。
后来，当我在暗室里昏暗的红灯下放大这些被打死的人的照片时，总是默默地对他们说："如果你们变成鬼魂的话，请不要来找我。我只是想要帮助你们，我拍这些照片是在记录历史，我要让人们知道，你们是被冤枉的。"
直到前几年，我和普雷基一起编辑《红色新闻兵》画册和环球影展时，他希望我能亲自放大自己拍的照片，普雷基说凡是由作者本人放大的照片将来会更有价值，他预先策划等我的《红色新闻兵》多语种出版，等到我的环球影展在五大洲巡展一轮之后，就要拍卖我亲手放大经扫描用于画册和影展的这几百张照片。为此，当我在纽约家里搭起暗室放大这些照片时，我的心里仍然在默默地这么说。
两点说明：
1、照片均为未剪裁的原始构图，黑框是底片画面边缘线。
2、这组照片属“少儿不宜”，更加惨烈的场景并未贴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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