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4月5日，清明節。這一天我拍攝了一組槍斃七男一女的照片。這個女人與其情夫合謀殺害了她的丈夫，包括這兩人在內的六人是普通「刑事犯」。另有兩個人是重要的「政治犯」──「反革命集團主犯」巫炳源、王永增。
巫炳源、王永增當時是哈爾濱電錶儀器廠的技術員(相當於現在的工程師)，他們都受過高等教育，1968年1月1日他們在街頭散發張貼一張傳單，這是一種刻鋼版用紙油印的16開小報，報名為《向北方》，這被省、市革命委員會解釋為"一心向著北方的蘇修"。當年的黨報一律在報眼位置上印「毛主席語錄」，他們倆照此辦理，也在這張小報的報眼上印了「毛主席語錄」，是一段文革中人人都能熟背下來的「最高指示」：「領導我們事業的核心力量是中國共產光，指導我們思想的理論基礎是馬克思列寧主義。」但是，他們在這段語錄下邊又加上了兩句話：「這是顛扑不破的真理，不允許任何人篡改和代替。」這被解釋為是「惡毒攻擊偉大領袖毛主席」。此事被定為全省重大的「6811反革命案件」，發動群眾限期破案。很快便破獲。當時就有人私下議論，千錯萬錯就錯在這兩個人太有思想有文化了，太憂國憂民了，否則也想不出後邊那兩句話。
在黑龍江省和哈爾濱市革命委員會召開的數萬人參加的宣判大會上，軍管會負責人當場宣布判處死刑，立即執行。這兩個人的罪名是「反革命集團主犯」。其實，這張小報從刻鋼版到油印，再到街頭散發張貼，只有他們兩個人，不存在任何從犯，而這兩個人就被定為「反革命集團」，都是「主犯」，全判死刑。在宣判大會上，當巫炳源聽到「判決死刑，立即執行」時，他仰天長嘆："這個世道太黑暗了！"便緊緊地閉上了眼睛，在宣判大會後的遊街示眾，直到押解到刑場槍斃時，他至死都沒有再睜開眼睛。他作為一個知識份子，採用閉眼赴死的方式作最後的抗爭，以示「這個世道」是睜著眼和閉著眼都是一樣的黑暗。
這8個人的脖子上被掛著大牌子押到卡車上，經過市區遊街示眾以後，開到哈爾濱西北郊外黃山火葬場相距不遠的一片空地上，他們一字排開，雙手被反捆，並被迫跪下，然後從腦後被開槍打死。
我知道，報紙對這類新聞事件只發表文字消息，絕對不會發表刑場照片。報社領導也沒有派我去拍照，事後要是知道我又私自拍「沒有用照片」，一定會找我談話，嚴肅批評我「浪費公家膠卷」。當時我是一個27歲的血氣方剛的青年，出於新聞攝影職業的好奇心，凡有這類事件我都前去記錄下來，也許這會成為社會歷史碎片，以供後人研究。這一回我奉派採訪，又一次背著報社領導和攝影組同仁，私下跟隨軍管會的車去了刑場，不僅從頭到尾完整拍攝了幾十張連續性的畫面，還忍著槍斃後腦漿崩裂的濃烈血腥氣味，近距離拍了屍體的特寫。由於當時我的"萊卡M3"相機上只有35毫米的廣角鏡頭，必須靠得很近很近，因此能聞到剌鼻的血腥味和腦漿的氣味。
在後來的半年多時間裏，我一直無法忘卻這些人的臉。那時，我雖然已經結婚三個月了，但是我和妻子還沒有分到房子，兩人仍分開來住在與家屬混居的筒子樓單身宿舍裡。宿舍公用廁所是在走廊的另一端，半夜裡，我需要起來小便時，總是在燈光昏暗的走廊上閉著眼睛往前走，試圖不要碰到走廊邊上的鞋子和爐子，試圖不要想到那些被槍斃的人，更怕想到那股讓人噁心的氣味。其實，當提醒自已「不要想」時就是已經想到了。
很長一段時間，每當我在報社食堂吃一種東北地方菜──「血豆腐」時，總感到想嘔吐，因為這種血豆腐是紅色，而且是膠狀的，一看就會產生聯想。
後來，當我在暗室裡昏暗的紅燈下放大這些被打死的人的照片時，總是默默地對他們說："如果你們變成鬼魂的話，請不要來找我。我只是想要幫助你們，我拍這些照片是在記錄歷史，我要讓人們知道，你們是被冤枉的。"
直到前幾年，我和普雷基一起編輯《紅色新聞兵》畫冊和環球影展時，他希望我能親自放大自己拍的照片，普雷基說凡是由作者本人放大的照片將來會更有價值，他預先策劃等我的《紅色新聞兵》多語種出版，等到我的環球影展在五大洲巡展一輪之後，就要拍賣我親手放大經掃瞄用於畫冊和影展的這幾百張照片。為此，當我在紐約家裡搭起暗室放大這些照片時，我的心裏仍然在默默地這麼說。
兩點說明：
1、照片均為未剪裁的原始構圖，黑框是底片畫面邊緣線。
2、這組照片屬「少兒不宜」，更加慘烈的場景並未貼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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