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国殇：忆中共“政绩”解开愚民枷锁

编者按：本文原发表於《北京之春》1999年10月号。

中共建政五十年，就会想到它的政绩；说到它的政绩，就会想到它发动的那些政治运动；说到政治运动，就会想到这些运动中被迫害致死的无数冤魂；说到迫害致死的人数，中共从来也不敢公布，因为中国历史上的所有外族入侵，以及中国近代和现代史上的外国侵略所造成的死难人数的总和，都超过不了“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所创造出的这个政绩。

在“被迫害致死”的这个概念中包含了两种死法：一种是由中共直接加害而死的，包括枪毙、杀头、用坦克辗死等等；另一种是在迫害中间接致死的，如在牢内外被虐待致死的，不堪虐待或种种原因被迫自杀的，因为政策失误导致老百姓死亡的等等，这种死亡现象被称为“非正常死亡”，当然也应该算在中共帐上。

这些中共红旗下的亡魂根据保守的估计应该也在五千万人到一亿人之间。其中规模最大的是大跃进期间死亡的几千万人，估计在三五千万人之间，这些人算是“非正常死亡”。丁抒的作品对这些有诸多分析。这段时间正好是我读大学和刚毕业出来工作的时间，我的所见可说是井底之蛙，甚至是一叶障目，似乎没有东西值得揭露，但也正是在平凡中渡过那“火红的年代”，后来发现完全是在中共的蒙蔽下过日子，这种受骗的感觉，对不住自己良心的感觉，决定了我后来的人生道路。

我是在一九五五年从印尼回国读书，五六年考进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中国革命史专业。虽然在印尼期间在中共地下党的教育下思想左倾，读了一些马恩列斯毛的著作以及社会发展史等书籍，但在政治上其实是很幼稚的，对政治运动的残酷性更是不明所以，因此在回国后亲身经历的第一场政治运动，也就是整风反右，自己就栽了个筋斗，差点成了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得了一个“免予处分”的处分，也就是社会边缘人物了，按当时的说法，在站队上是个“中右”分子。这场政治运动对自己如同五雷轰顶，在党的教育和洗脑下，也认为自己的确犯了严重错误，吸取的教训就是以后一定要听党的话，党叫干什么就干什么，也就是后来文革中所说的“理解要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在执行中加深理解”，实际上就是不许有独立思考的“愚民”。这种思想状态既是自觉的，也是被迫的，因为那些大小批判会的情况对当时十九岁的我已是够触目惊心了，哪里会愿意坠入那无底深渊？“反右”这种政治上的效果，为后面大跃进的盲目跟风，也就是“全民”这个那个提供了必要的土壤。

反右后对人的处理一直拖到五八年，但根据马列主义“不断革命”的理论，在该年的春天，先是在上海由柯庆施发起而由毛泽东亲自观察和肯定的“反浪费、反保守”的“双反”运动，在全国不知怎的又演变成“向党交心”，那是对“反右”的补充和继续，把反右时尚未向党交代的问题再彻底交代。固然在反右受过冲击的要继续交代，没有大错误的也要交代。到后来就再发展成为“插红旗、拔白旗”的政治运动了。在这上半年，课也没法上，在运动中过日子。

五六年进校时，我们班级一班接近三十人，三分之一是应届高中毕业生，其他是调干生。因为这样那样的问题，调干生中有几个退学或转学，因此实际人数是二十五个人。我们革命史专业这一年级本来有十个班，因为反右中四班和八班的党支部犯了严重错误，有一个支部书记是右派，因此这两个班被解散，人员插到其他班级，以左中右“配套”进来，我们班本来有三个右派，新来的八个人中配了个右派，加上从二班又调进一个副书记，全班三十四个同学中就有四个右派，占11.76%，远远超过毛主席规定的5%以内的“一小撮”，后来成为北京著名作家的苏叔阳就是从四班调到我们班的，那时他的政治立场该是“中右”。

为什么调进一个党支部副书记，到二十多年后才听一位老同学说起那是因为原来党支部右倾而加强领导的，但在我看来，原来工人出身的支部书记已经够左了，居然上头还认为右。

在“向党交心”中，我又受了一次小冲击。原因是五七年暑假时，同班的一个北越侨生回北越时带回一本“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他私下借给我看，但在“向党交心”时他向班级党支部交代了这件事，也交代了给我看过，为此班级里又开了一次会“帮助”我，我只好检讨自己的“资产阶级腐朽思想”。

在这场运动中，班级里又揪出一个“反党分子”，使一个班里有五个“阶级敌人”。这个同学是班里的团支部宣传委员，为什么会成为“反党分子”，我至今都搞不清楚，看来党支部为了表明自己不右倾而再拿一个不是怎么听话的同学开刀。这个同学爱好音乐，表现斯文，我和他关系不错，因此在批判他时，党支部事先做我的工作，要我揭发，我苦于没有东西揭发，又不敢不揭，否则是我自己罪加一等，苦思冥想，终于想出当班级里揭发我看“黄色小说”时，因为再犯一次错误而心情很紧张时，这个同学来安慰我，于是我出来揭发他要包庇我，影响我自己对错误的认识。党支部同意我揭发这个内容，于是在会上故作声色俱厉的批判他一番，只有这样我才能自己过关，但我心里一直觉得对不起这个同学。

经过这一阵政治运动的洗礼后，全校每个同学要制定“红专规则”，无非就是再强调要听党的话。对我们这些犯过“立场错误”的人，要订出如何转为“左派”的计划。但以后实际上支部也没有“验收”过。只是每学期要自己写“思想鉴定”。班级或小组里讨论，党支部背后再写评语。

这时也已在强调劳动改造思想的重要性了，开始提出“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口号。该年春天我们去十三陵参加建造水库的劳动，为了表现自己改造的决心，要争挑重担子，但到底自己从来没干过这些活，还是第一次挑扁担，加上平时缺乏锻炼，原来身体并不壮实；体育课的“劳卫制”一级都过不了关，所以在烈日下挑泥上坝时终于不支晕倒，有两天就照顾我只负责送开水。回学校后又到建筑工地参加了一星期的勤工俭学的劳动。

那年好像没有暑假，学期结束前决定我们这个中国革命史专业改名为中共党史系，也因为革命需要，从五年学制改为四年，以便早日投入工作。七八月间，我们就去农村半工半读，贯彻党的教育路线。

一、二、三班分在北京西郊的香山，生产队在玉泉山脚下，那里风景宜人，而且不少历史古迹。我们班住在一个已经废物利用的名叫普安店的庙里，有着隆御笔题的匾额，用水在一口井里，吃饭到生产队的食堂，有人给我们烧，我们上午读书，自学“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下午去地里劳动，但有好些时候因为农忙而连续劳动几天，如抢收大白菜和用铁锹翻地供播种用，天未亮就出工，天黑才收工。虽然有星期天，但很少出门，要洗衣服和做杂七杂八的事，甚至跑步测验，争取一级和二级劳卫制标准及格，因为这也是“红专规则”中的一项。晚上常有政治学习或生活检讨会，主要是围绕着大跃进、人民公社和“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那是政治讯息千变万化的时代，除了看报紧跟，支部书记还常常出去开会，回来传达各种最新指示。

大概是八月中旬，突然来个任务，每个同学分头去一个村子里帮助组织人民公社，因为毛主席视察河南说了“人民公社好”。人民公社是什么东西我们也不太清楚，只知道是“一大二公”，反正是越大越有力量、越公越革命。我一个人被分配到西郊的罗道庄，在八里庄的北京师范学院附近，扛了背包就去了。这是我一生中第一次单枪匹马去执行“革命任务”，我胆子小，不善言词，也缺乏思想准备，心里发毛，怕出漏子。但又想我是犯过错误的人，如今组织信任，让我一个人出去执行任务，又觉得“光荣”。

其实这个任务没有想象中那样复杂，到了那里找了生产队长，晚上村民开会，队长宣布要成立人民公社，是毛主席的号召，问村民有什么意见。毛主席的号召，谁会有什么意见？于是鼓掌通过。我在那里，扮演上头来的干部的角色，把报上看到的人民公社的优越性宣传一遍就是了。当晚在村子里睡，第二天就回到自己的驻地。

我们所在地的人民公社就这样成立了，名字叫四季青人民公社，由当时著名的劳动模范李墨林担任公社党委书记。公社很大，几乎整个北京西郊的近郊都划进去了，香山则是公社属下的一个管理站，后来缩小规模，香山单独成立公社。

八月十七日到三十日的北戴河会议公报，有关年产1070万吨和全国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使革命热情更加澎湃。我们没参加大炼钢铁，而是置身于人民公社的狂热中。“人民公社是通向共产主义天堂的金桥”。当时两件大事，一是亩产万斤、十万斤大放卫星的消息不断传出，二是相应的大办食堂吃饭不要钱。

据说卫星田的秘诀是深耕，因此在普通田地里用人工耕地要挖两铁锹接近两尺深；当时还鼓吹领导人要种“试验田”，便搞了个一米深的“试验田”。为了取巧，找了个干枯的小渠，再挖深一些就是一米深了。我们是劳动力，只管挖深，怎么种和管理不干我们的事，这个领导干部试验田下场如何，我们没去追究。至于吃饭不要钱，因为我们是外来人，享受不到，只在国庆那天不要钱好好吃顿肉，不过我们仍花了不少时间鼓吹它的优越性。

当时河北省徐水县要跑步七年进入共产主义了，我们自然也不能落后，有了几个先进公社的样板，上面要我们人人为公社做出实现共产主义的目标规划。于是我们用最高标准来作为争取的目标，规划写好交上去。印象所及，每人每天享有一瓶牛奶，两只鸡蛋，肉就记不清了。老人福利方面当时有“五保户”，我们向最先进的“十三包”看齐，反正衣食住行、生老病死什么都由公社包下就是了。现在想来，这些当然都是非常幼稚的事，当时却深信不疑，因为对共产党所说的一切不能也不敢有任何疑问。

这年十一月的八届六中全会对人民公社有些降温了，但我们没觉察出来，还浸淫在张春桥有关破除资产阶级法权、鼓吹供给制的战时共产主义文章中，当时还传达留在学校里的新闻系同学把所有大衣集中起来，谁出门想穿哪一件就穿哪一件。还好第二年一月我们从农村回学校已没有人再提起这个“共产风”的“先进经验”。

五九年一月回学校，这一年和五六年九月刚入学的大半年，是我们稍微可以静下来上课和读些书的时候，虽然政治学习也很紧张。但这年暑假回上海亲戚家度假时，看到八届八中全会的公报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神经又崩得紧了。当时还不晓得矛头对着谁，但自己心里紧张，因为一搞运动，我们这些“问题人物”总有危机感。

暑假后开学，党内传达批判彭德怀的问题，但对我们这些党外人士保密。我也猜可能彭老总出问题了，一是他不出来了，二是这学期难得系主任何干之教授给我们上课讲专题其中大批抗战期间有人提出的“自由、平等、博爱”的资产阶级口号，在以往的党史教材中，从来没这个内容，可见和八届八中全会的新精神有关。但当时只能怀疑，不敢肯定，也不敢打听，因为打听党和国家机密，罪名可大可小，但是决没有想到斗争会如同文革当中所揭示出来的那样激烈，后来更知道毛泽东和彭德怀还操彼此的娘。

接下来，学校里也反右倾，还好我们在农村时头脑里的左倾思想还没转弯，从农村回来得早，没有看到共产党的恶果，也没有参加被好些人称之为“得不偿失”的大炼钢铁而不知详情，加上反右倾主要是党内的问题，所以我可以平安渡过。

但学校里可没那么平安。当时刚调去北京大学不久的副校长兼党委副书记邹鲁风，带领北大和人大的调查团去河南调查人民公社时犯右倾错误，回来被党内批判。我看不到那份调查报告，既然党说错了，那当然错了，我们没有丝毫怀疑，也不敢怀疑。这位知识分子型而风度翩翩的一二九干部，不久竟传出自杀身亡的消息。我听了非常吃惊，因为当时仍然不知道中共的党内斗争会是“无情打击”，连老干部都吃不消。党史教材书上说，在毛泽东掌权于批判了王明路线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换成“惩前毖后，治病救人”。

一九六零年刚过完元旦，我们又下乡了，地点是北京东北郊顺义县的张镇公社，这次说是去整社，但又要我们向贫下中农学习，改造世界观，还要通过农村调查写毕业论文，反正我抱着去改造自己总没错，至于整别人是班里党员的事，我不去理它。

那个地区是冀东老根据地，还有些被封后的地道；四野进关时林彪和聂荣臻在那附近住过。因此我除了采访这些革命事迹，就是筹备农村的新旧对比展览会，以示共产党的英明伟大。那时我拥有别的国内同学所没有的德国相机，自己也有胶卷，所以找破房子拍下说明是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找条件好的农户拍下他们的新房子、热水瓶说明他们“翻身得解放”。三个月很快混过去，每个人的毕业论文也莫明其妙都通过了。进校时发下来的成绩册上写的“国家考试”等项目在政治运动中被冲掉了。

在农村，我们的粮食定粮还没问题，仍是比城里多些，算“照顾”，记得有次过节吃馅饼，一顿吃了十二小两，农民情况不清楚，因为这是犯忌的事。不过猪已不行了，农村里规定猪要长到一百四十斤才可宰杀，但那时到一百斤就不再长了，老乡说“僵掉了”，玉米、黑豆都给人吃了，哪还有猪的份？我们从室外野地里拉好屎走出来，猪就走进去吃我们的排泄物。以往只听说“狗吃屎”，现在是猪吃屎了。所以那时就是难得吃上猪肉，味道也不好，没有弹性，真是僵掉了，其实等于我们自己吃自己经过猪肠胃提炼过的屎。有一次一头驴子死了，摆在村子的主要街道上膛开，肠子留了一地，非常恶心，但村子里有肉吃是高兴的事，我们也分到一点，但我还缺乏贫下中农的思想感情，竟然不敢吃。

三月底回学校后又有新的运动，那就是批判现代修正主义思潮，除了批判国际上的苏修、南修，国内一批作家也被点名批判，包括“洞箫横吹”的作家海默，责问他吹的是什么调；诗人郭小川感叹星空的伟大和自己的渺小则是悲观主义情绪；连我在印尼时的中共驻当地大使王任叔，他的笔名是“巴人”也被批。我们的共同罪名是资产阶级人性论，批判他们的超阶级人性。于是一大堆马恩列斯毛论资产阶级人性论的出版物发给我们学习。虽然我认为不可能没有超阶级的人性和超阶级的审美观，但哪里敢说出来，只能人云亦云，改造自己去迎合党。

到那年暑假毕业，北京还看不出饥荒的迹象，只是买食品排队的现象越来越严重。在五九年农村回来后，学校已关照党团员革命群众不要排队去吃东西和买东西，平时我们也以“艰苦朴素”要求自己，不乱上馆子，但临毕业前想想在北京呆了多年，鼎鼎大名的东来顺涮羊肉都没吃过，毕业后离开北京，再也吃不到太没意思了，于是和平时相处较好、也还比较有人性的党支部宣传委员“串通”，几个“知己”在某个星期天早早进城到东来顺排队，总算吃到仰慕已久的涮羊肉。当然，把平时引以自豪的校徽拿了下来，免得被人打小报告。

毕业分配虽然各有各的小算盘，但共产党有本事让每个同学贴出自愿去边疆锻炼的决心书和请战书。不过总的分配结果还是大城市多，我因为上海有亲戚，加上对华侨的照顾，便分到华东师范大学，在政教系的中共党史教研组任职。

在师大工作了几年，印象深刻的是比北京还左，重用工农出身的干部，特别是本校毕业的工农子弟，对我们外来的有不信任感。第一年不给我教党史，而是和一位非党的中年教师教中国近代史，所幸我本来就对通史的兴趣多过政治性太强的党史，因此倒也自得其乐，第二年才转回本行。

“人大”读书重资料，“师大”重观点，只强调学毛著和做学生的政治辅导员。我备课很快，然后钻到阅览室找当年中共的刊物看。其他同事虽不说，但我感到他们当我不务正业，甚至是“异端”。这埋下了没多久我就被逐的命运的原因之一。有一次人大的党史教研室主任胡华来上海，我们几个同学和他叙旧，不久上海市委批判他只专不红，不重视毛主席著作的学习，显然也有对我们警告之意。

这年的冬天，物质供应开始明显的紧张，有钱买不到东西吃。学校食堂吃“双蒸饭”、烂糊面，再就是用化学用品做的酱油汤来填饱肚子，浮肿病盛行。我住在朝北的集体宿舍里，明显的抵不住寒冷，穿上了长期备而不用的丝棉裤和棉鞋，仍然不够御寒，唯有早早上床躲在被窝里。六一年初的春节和一同分配在上海的同学去南京拜访在南京大学工作的同学，在大三元吃一碗四粒宁波芝麻汤圆，当作天下第一美食。这一碗两块钱，当时月薪四十八块五角，等于一天多的人工，但好过上海什么也吃不到，而北京的同学带话来，他们吃的馒头和窝头已掺了榆树叶了。

后来“三高政策”出现，可以买五毛钱一只的鸡蛋或水晶包。大饥荒的消息传到国外，但我保证没有泄露党和国家的机密，写信给印尼家里总说一切都好，但印尼家里还是寄钱和食品来。食品在海关检查时常被搞得一塌胡涂。寄钱是外汇，有油票、肉票等奖励，还可以到华侨商店买特殊供应的商品。六一年妈妈亲自来上海，问我要不要出国，我则是官式回答，要同全国人民同心同德共渡困难。

姨父是复旦大学一级教授，又是学部委员，有去锦江饭店附近文化俱乐部不用粮票吃饭的优待，因此周末我常到他们家里去那里增加油料作物的营养，但回学校后又常常因为虚不受补而拉肚子。时至今日，我的肠胃仍具相当的弹性，可以忍饥挨饿，又可以撑到动弹不得，就是那时练出来的。

不过我也一直为这种“特权”待遇而心有不安，五九年的“共产风”还没有从头脑里消失，因此还会将优待买来的食品和同事及朋友共享。一位同事得了肺结核，我把五百粒一瓶的外国鱼肝油丸送给他，但后来全国抓阶级斗争，形势紧张，我这些做法有“腐蚀革命干部”之嫌，把我调走可能也与此有关，免得连累他人。

寒暑假时分在华东地区一些要好的同学会聚一聚，大家交流“小道消息”。有关大饥荒是“天灾人祸”和大炼钢铁是“得不偿失”之说也是那时听来的。但那时完全不知道毛泽东和刘少奇之间的斗争，因此在政治学习里也谈出一些，以示对领导封锁消息的不满。相信因此也惹事。六四年国民经济已经好转，吃饱了饭就要搞斗争，因此我的命运也有变化，“组织”把我调到一个半工半读的技工学校教政治课，可说是连降两级。当然调走我的理由是“革命需要”，要我到那里当“骨干”云云，我仍坚持服从党的分配，没有任何讨价还价就去了。到那里一看，教研组里除党员教师之外，都是教龄满长的教师，我在那里算小辈而已。听到我离开高校的消息，外地一位同学给我抄了一份中宣部关于整顿高等学校政治教师队伍的文件，我才明白我是不适合担任而被“整顿”出去，“组织”调走我所说的话只是一片谎言。

不过这也是因祸得福，两年后爆发文化大革命，我在这单位因为是新来的，讲话比较谨慎小心，没有什么反动言论和修正主义言行，所以逃过一劫，这是后话了。

但是这几年中我虽然也算得是一个消息灵通人士，却没有听到饿死人的消息，主要是生活圈子比较窄，亲友多为高级知识分子，同事中就算知道，也不会同我这个身份敏感的人说，万一捅到海外，这个“泄露党的国家机密”的“里通外国”和现行反革命罪可不是玩的。而彭德怀反对极左路线的重要意义自然也无从知晓。就算文革结束彭德怀平反，清算毛的罪行，主要也是文革部分，大饥荒问题并没有同人命连在一起向毛和中共清算。

我到了香港以后，虽然对毛早已深恶痛绝，但对大跃进大量死人的事还是半信半疑，后来陆续看了一些分析文章才深信不疑。而大陆内部，后来也偶有出版物提及，死亡人数比海外估算的要低，但也有两千五百万左右。

不幸被谋财害命的上海女作家戴厚英一九八八年来香港时送了我一本她写的新长篇小说“流泪的淮河”三部曲的第一部“往事难忘”，三部曲以她的淮北老家作背景，第一部是从抗战胜利后写到大跃进结束，对家乡怎么饿死人有所叙述，结果是虚报产量该负责的干部成了忠臣，讲实话救了家乡人命的干部反被惩罚。这是我第一次看到大陆作家以文艺作品的形式揭露中共和毛泽东在大跃进的罪行。当然，大陆不能出版，要在香港才能出。

可是号称“为人民服务”和“向人民负责”的中国共产党，至今没有对事关几千万“人命关天”的事向全国人民作任何交代！官方还禁止公开讨论这些事件，继续推行愚民政策，以保住他们的特权统治。

戴厚英在最后一章不无沉痛地写着：“淮河边上最悲惨的一幕就这样结束了，舞台上没有流下多少血迹。而不流血的死亡是很容易被人忘记的。偶然，有人在刨地的时候、挖井的时候，发现了当时埋藏得不深的饿殍，便又把它们用土盖起来，接一个地方去挖去刨。中国啊，人口众多，地大物博，众多的人口自然应该用自己血肉之躯去丰润自己的土地，使大地生生不息。”

和大多数中国人来比，我是幸运的一个。但良知不能使我忘记他们，更不能因为他们已化为灰土而遗忘他们。“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而我更因为长期以来自己的被欺骗而愤怒，可是至今仍有不少人在重走当年我的“愚民”道路，好几月前我在网上看到有人责问说大跃进死那么多人，有照片为证吗？我在这里可以回答：没有。当时城市里没有多少人有相机，何况农村。就是有相机的人，敢去拍那些饿殍吗？五七年整风开始大字报满校园，我感到新鲜，说了句该去拍张照，也只是说说而已，但反右时的就追查我想拍照的目的。悲哀的是中国人自己奴性太强，不懂反抗，甚至做了“愚民”还振振有词向他人兴师问罪，就如当年我也去批判“帝修反”那样。这当然是中共愚民政策的成功。所以我要以亲身的经历来说明，只有打破中共的新闻封锁，解开那些“愚民”的枷锁，中国才有得救。这需要我们做耐心细致刻苦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