贪官外逃话题的是是非非(图)

从去年开始，中国贪官外逃话题就成为一个经常被中央政府部门不断“关照”的话题。每逢某政府部门或研究者对外发布贪官外逃的相关报告，不久后就会有其主管部单位称这一研究是“谣言”或“严重失实”，甚至还逼迫当事人出面收回原来所言。今年6月份网上流传一份《我国腐败分子向境外转移资产的途径及监测方法研究》，旋即被中国金融学会出面否定，说该报告所言并非事实。但三个月之后，中纪委、监察部宣布启动省级防逃追逃协调机制试点工作，等于再次承认官员外逃现象严重。

贪官携巨款外逃曾被北京列为国家级研究课题，给予研究者经费资助并提供查阅资料的便利。既是事实，中央政府各部门之间为何又要如此不顾形象地互掐？背后原因复杂。
　　
贪官外逃进入公众视野的来龙去脉

中国贪官与国企负责人外逃发韧于上世纪90年代。那时最著名的外逃案件是号称“距中南海最近的企业家”、武汉长江动力集团公司董事长于志安外逃事件。于志安12岁即被八路军收留，16岁入党，曾与焦裕禄并列为全国六大标兵，外逃前曾被称为国企改革典范。因其政治身份特殊，他的外逃案曾轰动一时。

有关资本外逃的研究，目前可考的是王军所写的“中国资本流出的总量与结构分析”一文（《改革》杂志1996年第5期）。后来我在《现代化的陷阱》（1998年北京出版）一书的第五章专列一节“原始积累过程中的资本外逃”，从此之后，贪官携大量资金外逃现象进入中国公众视野。以后又出现过一本由李广森撰写的《中国追捕外逃贪官纪实》，但因没有对新情况的系统性研究，一直未形成媒体讨论高潮。

2004年，由湖南大学《新世纪惩治腐败对策研究》课题组参与者王明高对外发布该报告中有关贪官外逃部分，《中国新闻周刊》（2004年第10期，3月18日）以“中国贪官外逃路线图”为题，发表了一组专题文章，很详细地揭示了厅局级官员成为出逃主力；出逃准备是个系统工程，一般需要经过出国探路、海外安家、资金转移这“三部曲”，每个贪官至少会携款数百万元至逾千万元，等等。

从那之后的几个月内，中国贪官外逃成为中国媒体讨论的重要话题，其中最有名、被媒体广泛征引的资料来自于中国商务部研究院的研究报告《离岸金融中心成为中国资本外逃“中转站”》，据当时媒体报道，商务部的研究结果是“商务部披露资金外逃内幕4千贪官卷走5百亿美元”，并言之凿凿地谈到总理温家宝、副总理黄菊对这个报告作了批示，要求金融管理部门尽快洽商提出解决办法。该报道还特别说明：“该报告是商务部研究院研究报告《中国与离岸金融中心跨境资本流动问题研究》中的一部分。”
　　
媒体追问外逃贪官及携款数额到底有多少

鉴于当时关于贪官外逃的数据太多，且差别过大，《中国青年报》发表一篇署名为“李先梓”的文章：《请给公众关于贪官外逃的准确数字》，援引了几篇当时比较权威的报道：

“2003年，《半月谈》6月上半月刊统计说，中国共有至少4000名贪官携款50亿美元外逃；

“2004年2月4日香港《文汇报》援引内地统计数字说，单是2003年上半年，内地外逃党员干部高达8000多名，具体携款数目不详；

“2004年7月23日《法制晚报》报道说，公安部在5月份召开的新闻发会上公布目前我国尚有外逃的经济犯罪嫌疑人500多人，涉案金额700多亿元人民币；

“2004年8月16日《法制晚报》报道说，据商务部首次披露的数字显示：我国目前尚有4000多名贪官外逃，共卷走资金高达500亿美元。

“这些数字给人一种扑朔迷离之感，500人和8000人之间的差距，以及50亿美元与500亿美元之间的差距更是判若云泥，到底谁的数字更准确？公众到底应该信谁的？”

尽管公布上述数据资料的都是政府部门或者官方的权威杂志，但因中国《新闻周刊》的专题报道登在各大门户网站上，加上说是总理副总理过目，从此以后贪官外逃的数据大抵都以商务部报告为准，即“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外逃贪官数量约为4000人，携走资金约500亿美元，人均卷走1亿元”。
　
商务部报告六年后被突然否定

按说多个政府部门均有自己的研究人员在做这项专题研究，也经过多年来媒体持续采访报道，一向喜欢堵国民嘴巴、蒙国民眼睛的中宣部对资本外逃的讨论也未制止，听凭各媒体“炒作”，这类事情的真实性应无疑问。但中国政府确实是个创造奇闻的政权，也从不吝惜制造谎言，并利用权势逼迫他人与自己一道撒谎。于是从去年以来，贪官外逃数量规模两度被否定。其中一例是2010年4月26日《证券时报》发布消息，称商务部否定自己过去做过一个研究报告，即“所谓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外逃贪官数量约为4000人，携走资金约500亿美元，人均卷走1亿元”。

这种否定，当然是为了现实需要。只是商务部逼着研究者出面否定自己6年前声称做过的报告，其中蹊跷实难以猜测。我当时只写了一篇文章，指出商务部是中央部委，该报告提供的贪官外逃数据反复被中国媒体征引，比如2009年1月19日，新华社旗下的《瞭望新闻周刊》在《“跨国家庭”为贪官提供外逃捷径》一文中再次引证这组数据。这就让人产生疑问：商务部的公务员人数至少一二百人，自2004年之后的6年当中，这个报告的内容被反复大量征引，商务部的人不可能没看过这些征引，为何迟至今天才会出面否认？梅新育本人在2010年4月27日发表博文《4000贪官卷走500亿美元谣言始末》说：“我当天一眼就看到了这个标题，再一看内容顿时深感震惊，马上便打电话与该记者交涉，要求他们报社通知网站删除这条新闻，又花时间写了封正文1300多字的邮件，一一列举说明那篇报道中的主要捏造和讹误之处，当天下午发了过去。但由于该报道已上网，网上流传已经无法消除。”

我仔细读了梅新育这篇博文，感觉是：这是托词。我自己在媒体工作过，确实多次看到媒体更正报道的情形，通常做法是发现偏差失误后立即尽快发声明以消除影响。该篇报道所涉之事重大，作者又是中央部委研究人员，如系不实报道，记者不可能不受处罚。如不能证明是记者制造虚假信息，那么作为新闻提供者的梅新育，所担干系可谓至大，此中利害，作者自应知晓。为何要迟至6年之后才发表文章消除这篇“不实报道”的影响？我相信其中自有作者不能为外人道的缘故在。我感兴趣的是为什么选在这个时间发表？――我这里指的“选时间”的主体当然不是梅新育，而是指未出场的主角。顺便说一句，梅新育今年8月再度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重提国企资金被离岸企业通过开曼群岛等转移这一事实（《中国离岸企业被指侵吞国资 转移五百亿美元资金》，《中国经济周刊》 2011年8月2日），从中可知梅新育去年被迫否认事出有因。

这一轮否认背后的因素只能猜测。我猜想当时有两大因素迫使中国政府坚决否认大量贪官携款外逃之事。一是当时有关中国太子党利用权力敛财的黑幕频频见光，英国《金融时报》2010年3月29日以不署名记者名义发表《生而为钱的中国太子党》；二是以保密安全与谨慎做为商业品牌的瑞士银行，其保密大门已被美国攻破（《美国敲开瑞银保密制度内幕》， 路透社2010年4月13日），正准备通过《独裁者资产法》。这两件事情给北京造成了危机感，因此得极力否认中国贪官携款外逃的事实，这倒不是为已经外逃的贪官着想，而是于“公”来说，得稳定军心；于私来说，高层家属也有海外财产安全问题。

今年为何旧戏重演

去年4月与今年6月，关于中国贪官携款潜逃的数量与事实已经两度被否认。为何现在中纪委与监察部又宣布要试点呢？这里有个时势所迫。

中国政府通过大外宣努力塑造一个繁荣似锦、前途无限的“中国模式”，却始终无法解释一点：为什么这个繁荣中国的既得利益者，即富人与官员纷纷弃国而去？据说子女家属已定居国外的“裸官”已高达118万，如果说官员们是担心其腐败曝光，那富人们却是用脚投票，光明正大地通过移民等方式，并很清楚地解释移民的第一位理由是为了安全、子女前途。无论北京的外宣经费投入多少，精英们弃国而去这一事实都展现了一幅清晰的画面：中国这艘外表华丽的巨船已经被掠夺得千疮百孔，了解船况的“大副”、“水手”正想方设法弃船逃生。这一现象对内是动摇军心，对外则有损党的光辉形象，再加上党工、维稳与纪检部门中还有大量无法外逃者，因此才出现了党对于这个话题摇摆不定的态度。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