末日博士：我为何说2013年中国崩溃（三）

向消费推动型增长的艰难转型
　　
省级地方政府对经济增长和过渡投资的政治上的偏好
　　
中国的经济增长从依赖出口和固定资产投资向消费的为主转变需要一个从资本到劳动，从利润到工资，从企业部门向家庭部门的分配改变。中国政治经济中赞成保持现状的国有企业，地方政府，出口企业，国有银行是强大的，与之相比较普通家庭是弱小的。在中国的中央政治权力的下放，加剧了过度投资的问题。省，市各级党政官员不计代价的提高其所在省份的增长率，将其作为政绩而藉此被晋升，甚至成为政治局常委中国的最高执政机构的九名成员之一。一旦党委书记离任，留下任何经济困境，都只会成为下任领导头疼的问题。因此，地方领导人有一个强有力的激励来控制国有商业银行;创造数以千计的特殊目的公司，以资助基础设施的投资使盈利最大化;管理土地使用和销售确保房地产开发;干涉地方国有企业，以最大限度地提高产能和促进就业增长。这导致了广泛的省份之间的重复投资，难怪每个省都有其自身的钢铁和铝加工厂，汽车厂，纺织品和服装厂，电子厂，水泥厂。在宏观层面上，其结果是占国内生产总值的近50％的固定资产投资。
　　
需求和供给结构的转变可能是崎岖和危险的
　　
这种复杂的过渡是一条崎岖不平的，危险的道路，潜在着"硬着陆"的可能。如果投资仍然在国内生产总值的占过高的比重，其所产生的产能过剩，过度的不良贷款和公共债务，就会让中国发生硬着陆。但是，即使中国的决策者们能够加快经济的重新平衡，依然有很多理由让人相信这种转型仍然具有多方面的风险。

如果工资，汇率和利率政策的变化发生得太快，许多国有企业会破产，因为他们的利润将消失。国有企业的不景气将导致就业下降，结果将是，劳动者收入的下降，尽管增加了劳动收入的份额有所增加。劳资纷争，包括罢工和工会斗争，是一个潜在导致名义和实际工资过快不合理增长的原因。

不仅在需求结构（减少出口和固定投资，增加消费），在供给结构上的改变也是必要的。消费品出口国外，可能相比在国内消费有一个更高的增加值;另外，满足内需对工业/制造业生产的需求会相对下降。这些转变需要对劳动力和资本从一个夕阳部门到一个新兴部门的困难运作;新的需求模式，需要一个也是新的与之相匹配的供给结构。

生产结构的变化，需要通过关闭非生产性和/或无利可图的企业，来进行大量的企业重组，允许优秀的企业之间的强强联合和扩大。这将破坏地区和部门的就业机会和产能。例如，在今日中国，有近100个汽车制造商（比几年前的110有所下降），而美国却只有三家汽车制造商。之所以有这么多的汽车企业，以及众多钢铁，水泥，纺织等企业，因为每个省希望它们存在（来解决各自省份的经济发展和就业问题）。必要的整合和企业部门的结构调整需要关闭效率低下和/或无利可图的企业，即意味着大量的地区和部门的裁员，这在政治上是困难困难并且涉及下岗职工的重新安置成本。最终，在夕阳的重工业和制造业部门的劳动力的减少会比在新型行业如服务业的就业的增加快，从而导致就业问题。

鉴于强大的阻力，都是拒绝的变化和承担的风险和成本的，政治阻力最小的路径是出口导向型增长，过度投资，所以消费不足现象还会延续，尽管在新的五年计划里有提高消费在GDP中的比重的目标（像以前重复过的一样）。
　　
政府对基本商品的价格管制扭曲了供需关系
　　
政府对三种基本的相对价格的管制，加剧扭曲中国总需求和总供给之间的关系

外国商品对国内商品的相对价格是由政府控制，通过名义汇率，从而推动实际汇率的短期波动。人为的保持人民币被低估，导致进口价格昂贵，进口商品的消费低迷，而政府另一方面却对出口进行补贴，另一方面对进口商品实施颁发许可证制度。这扭曲了总需求的分布（太多的出口和太少的消费）并刺激出口和需要进口许可证商品的过度生产，同时限制了非贸易商品和服务的供应。

政府还控制和扭曲资金使用成本，使受保护的企业部门借用相对工资十分便宜（实质负成本）的资本。家庭部门的收入通过税收被转移到企业部门（通过工资，货币和利率政策）以及过低的企业信贷成本结合在一起，意味着过多的企业储蓄和固定资产投资。矛盾的是，尽管相对较低的工资率，中国增长模式是高度资本密集型，由于资金成本过低，这些公司大多是国有企业从国有银行得到廉价融资。因此，在大量的劳动力过剩的国家，许多从重工业到基础设施投资项目都是资本高度密集型的。这种资金成本扭曲的背后是中国过度投资和资本产品泛滥。

相对于其他商品和资产，土地成本过低，这导致在商业和住宅性房产领域的过度投资。土地是由政府控制，政府从农民和城镇居民手里以低价征用土地，然后层层加码出售给房地产开发商，从而导致房地产开发商对中高档住宅和商业房地产的过度投资。

中国通过积极主动地控制三个关键的相对价格，扭曲需求，放大房地产投资，资本支出和出口，同时抑制消费支出。同时，它扭曲了总供给结构，鼓励过度生产物质资本（机械，房地产和基础设施）和压低消费品和服务的生产。除非这些关键的相对价格管制被更灵活的汇率和市场决定的存款和贷款利率和土地价格所取代，否则这种总需求和总供给结构的扭曲将保持不变。这些扭曲，加上人为的压制工资增长，降低了家庭收入水平和消费。
　　
一些关于中国消费率不能快速上升以避免硬着陆的反对观点
　　
最有经验的分析师都承认，中国经济存在不平衡，消费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太低。但有些人认为，中国能够转化为消费型经济的速度比我们认为这里要快。

值得注意的是，2010年和2011年的工资增长速度在数十年来首次超过生产率，从而劳动收入份额有所提高。虽然这是事实，但两年不会改变一个趋势;工资有可能将有多年，增长速度远远超过生产力并最终改变工资和利润之间的收入分配。此外，上述提到的关于家庭收入占国民生产总值过低的原因不仅涉及到工资增长，家庭储蓄高的原因是众多的，复杂的，在很短的时间内是不可逆的。因此，在过去两年中增长较快的工资是一个积极的迹象，但没有信号显示家庭储蓄率很快会快速下降。

有些像高盛的Jim O’’Neill，强调宏观和微观的数据都显示近年来中国的零售品销售和消费的增长十分迅速。但伴随着经济9-10％的增长伴和6％以上的通货膨胀率，即使名义零售销售或名义消费每年15-16％的增长速度也只能对应着消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份额已下降一个不到34％的水平。对于份额增加要求名义消费增长的速度要明显高于名义GDP的增长，即每年比15-16％高得多。这在我们所看到的宏观经济数据的里还没有发生。

有人认为，私人消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份额被低估了，因为最近家庭对地下经济支出增加的部分是不容易衡量的。此外，固定资产投资在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可能被夸大了，因为土地的价值和转让没有充分的从数据中剥离出。个人在家政服务上的花费，如打扫卫生和对儿童的辅导教育可能低估了消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份额。这个论点可能是有道理的，但其意义却由三个因素所限制。首先，对未申报家政服务的支出金额可能不足够对消费在GDP中所占比重有显著性影响。其次，虽然一些私人消费可能没有报告，这是平衡导致消费份额被高估的其它因素，如列入一些公共部门与私人消费的消费。第三，在过去的三年中，消费增长已被通过降低未来消费潜在购买力的临时措施人为地提高了;例如，政府对购买私家车的税收优惠（相当于美国的“旧车换现金”计划）和家电下乡。还要注意的是，如果固定资产投资被高估和消费被低估了，那么国内生产总值（绝对值和人均）比官方估计的略小。因此，即使I/GDP较低而C / GDP较高相比较较低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中国将花费足够长的时间才能够充分利用其现有的，并贬值中的资本存量。

也有人认为，年轻的中国人并不像他们的父母节俭，文化习俗已经改变，因此，随着时间的推移，储蓄率可能下降。以年轻一代的边际消费和储蓄倾向的严肃的科学研究尚未完成，所以这种说法的合理性是难以估量。其他因素表明，这种说法未必有很强的民意基础。年轻的中国可能会对的品牌和时尚更关注，但是他们也面临着这一代人共同的的收入方面的限制和在储蓄方面的紧迫性。即使是中产阶级的中国青年也面临着在一个通胀率整体上升并可能高于官方公布的环境下住房，教育和医疗保健费用的问题。年轻的中国可能会或可能不会比他们的父辈少受儒家影响，但花的愿望并不等同于消费能力。后者是由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微小的家庭收入的50%所大幅制约。

虽然随着时间的推移，消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份额可能会增加，制约消费增长的结构性因素不会从根本上在短期内发生改变。中国最终将成为一个消费社会，但是这种变化速度比蜗牛还慢。因此，一旦中国达到了过度投资的极限，并不得不减慢固定资产投资，消费增长可能出现的不够快来防止经济急剧放缓，硬着陆是唯一可能结果。
　　
2013及之后的硬着陆风险
　　
直到政治领导层在2012年10月的换届前，中国的决策者们依然能够通过高水平的投资让经济持续保持高增长。为了确保平稳过渡，中国的决策者们将尽一切必要保持国内生产总值8％以上的增长率和5-6％以下的通胀率。如果经济放缓太多，他们将加快基础设施建设支出（包括10万廉租房计划），并实行财政，信贷和货币刺激政策。如果通货膨胀加速，他们将利用非市场的措施收紧货币和信贷政策像行政管理工具。因此，在2012年底前硬着陆的可能性相对较小。

但在2013年，中国的不平衡增长模式开始呈现出到达临界点的迹象。如果硬着陆发生，它可能会在2013年或2014年，但不会更晚。考虑到长期过度投资所呈现的虚假繁荣可以持续很长时间（参考苏联的情况），但中国经济硬着陆的风险将显着上升的时间是在2013-14年度而不是更晚，我们将给出作出这样时间判断的理由。

在未来两年中，不良贷款的上升将迫使银行放慢他们的新账还旧账的过程，并开始认识到其资产负债表上的漏洞。结果的严重程度，不仅取决于地方政府，地方特殊目的公司，房地产开发商，国有和民营企业所举的不良贷款的的大小，也取决于这些损失在由中央政府的资产重组之前是否直接由省级和中央政府直接吸收或强加给银行。但无论哪种方式，资产负债表和银行的利润和亏损声明将是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即使权衡利弊不是彻底的信贷紧缩也会迫使信贷增长减缓。

公共债务规模的上升，将挤压地方政府借款和放缓其他地区的公共部门债务的积累。例如，铁道部在开展其全国高铁化项目跃进以后现在实际上已经破产，即使其债务是有效的主权债务。当较大的财政赤字出现时，中央政府已经认识到各级公共部门无节制的借贷是不可持续的，它最后会变成损失。次级国家的公共部门的代理发行债券的成本会不断上升，可能会提高信贷息差，增加信贷紧缩，尤其是一次新的领导班子上位时会着手处理2009-12年期间过度的借贷和开支。

保持固定资产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近50％将越来越难以为继。出口商的私人投资将放缓，G3经济复苏乏力限制了市场对中国出口商品的需求。中高档住宅和商业房地产的过度投资将会结束，价格调整导致投机性需求下降，使得国有企业无法用更多的房地产作为银行借款的抵押品。纠正在商业地产的投资将成为重点，尤其是国有企业达到饱和的办公场所的过度投资。更多在基础设施方面的支出机会尤其是关于交通运输将开始下降，因为这些项目已经建成而开工新的项目将变得更加昂贵，并且边际收益会变低;此外，地方政府和地方特殊目的公司资产负债表上的财政紧缩将减少无节制的基础设施。此外，过快的高速列车系统的建设，导致严重的火车事故和故障造成舆论对高铁安全性的哗然;这些问题，连同实质上已经的破产铁道部，将放缓新的高速铁路投资的步伐。总而言之，国有企业将被迫削减他们的资本支出率，特别是压力巨大的银行将限制派生新的信贷。

到2013年，G3经济体将有可能经历经济进一步放缓（他们已经面临经济增速减缓和双底衰退的风险），从而限制了中国依靠出口来获取经济增长的能力。美国经济增长已经被去杠杆化所拖累，在2012-13年这一弱点将变的更严重，财政紧缩政策将意味着更直接的财政负担，并迫使新一轮的家庭去杠杆化，一旦转移支付减少和税收增加。现在美国在明年的双底衰退的概率接近50％。欧元区（EZ）也不是坦途一片，一旦欧洲稳定机制在2013年建立。即时将面对更多的公共债务重组，在希腊之后爱尔兰和葡萄牙，并甚至可能在意大利和西班牙，可能失去的债券市场上发债能力和银行不可持续的高级债务重组风险（那些从爱尔兰开始的）。经济停滞将在欧盟周边国家持续由于财政紧缩政策加速，而欧洲央行又急于恢复正常利率政策。日本在2013年将从因为一个为地震重建而制定的温和的财政刺激计划而短暂复苏，返回到其长期停滞状态。

这四个因素表明，在2012年，特别是在2013年，中国将开始发现越来越难处身世外，靠过渡投资模式维持经济增长。政治因素将决定何时中央政府将停止无节制信贷，加快最终刺激消费的改革。
　　
中国硬着陆所引起的通货紧缩和贸易战的风险
　　
虽然在短期内，中国面临着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率上升的问题，因为投资热潮带动了对原材料的需求，这些在资本能力上的过度投资，最终可能导致通胀放缓，如果没有国内和全球范围内通货紧缩的压力。在国内，房地产泡沫的破灭，会导致多年家庭和商业地产价格飞涨之后的通缩。经济增长大幅放缓也将增加劳动力市场的疲软，失业率上升压低工资增长，在商品市场上，面对房地产价格通缩的大环境，产能过剩制约着企业的定价权。

在全球范围内，中国的经济增长大幅放缓将通过贸易商品的价格回落来表现出来。商品价格将随中国的需求的下降而暴跌。此外，中国将向全球市场倾销多余的工业制成品，钢铁，水泥，铝，汽车，服装，消费类电子产品等。有这么多的过剩产能的情况下中国保持仍高于9％的增长，这些过剩的产品已经出口到全球市场，损害同类型的外国生产商。例如，尽管公路，铁路，机场，房地产等对钢材有强烈需求，但依然有大量的钢铁出口国外，伤害全球钢铁生产商的市场份额和盈利。一旦中国经历了经济增长放缓，钢，铝和其他制成品的产能过剩将导致这些产品在全球市场上会用低的令人沮丧的价格抛售。

当然，美国，欧洲和其他先进经济体以及新兴市场国家将不会坐视不管，接受中国在全球商品市场上倾销其产能过剩的商品。最可能的结果将是保护主义和贸易战。世界各国已经关注中国的出口;如果中国国内需求的大幅下挫，转而往全球市场倾倒其过剩的产能，贸易紧张关系会升级。所以如果中国经济硬着陆，其结果或者是大规模的全球性通货紧缩或者是严重的贸易战。
结论
　　
为了避开在2013年的硬着陆，中国需要朝着更加平衡的，可持续的增长模式转型。净出口，固定资产投资和储蓄占GDP的比重下降，而加大提高私人消费需求。在供应方面，中国必须减少对生产的资本品和出口的依赖，增加消费品和服务的生产。我们对在投资热潮变成资产泡沫并破灭前，中国将能够显着提高消费对增长的贡献的前景持悲观态度。中国高储蓄低消费的原因是结构性的，这需要几十年的政治上的艰难痛苦的改革来解决。

另一方面，在过去的几十年中，中国的决策者们表现出的灵活性和政策创新，使中国面对主要的内部和外部的经济和金融冲击的仍能保持约10％的持续增长。因此，不应低估中国的政策制定者的能力和灵活性，去做些什么来保持经济高水平的经济增长。新的领导层或许会从2013年决定加快改革，以重新平衡经济增长和增加经济增长的可持续。

但站在他们的角度看问题也存在着巨大的挑战。赞成现状的省级政府，国有企业，出口和进口管制部门在经济和政治势力的影响力十分强大，而中国普通大众在政治上是软弱无力。政治过渡后，如果新一届领导班子致力于加快改革，以重新平衡增长和防止经济硬着陆，将会遭大强大的阻力。风险是即使改革能顺利进行来防止经济硬着陆，相对于现在积重难返的经济增长模式注定是杯水车薪，为时已晚。当然，中国目前经济增长模式的弊端将会在2013-14展漏无疑。

在后续的文章中，我们将对中国2013-14年度硬着陆的各种可能情形进行了详细分析。第一种是一个完全的“崩溃（crash and burn）”伴随着严重的经济和银行危机的结局。另一种是“蒙混过关（muddle through）"的情形，中央政府全面救助的地方债务和银行，这导致失落十年，即投资率逐渐下降，经济增长放缓，但不会有真正的硬着陆。最后一种可能是“空间换时间（slow grind）”，政府提供部分救市银行业清理地方政府债务的拖欠率。地方政府，中央，国有企业和银行分摊呆坏账，结果是投资和经济增长的显着下降，但是防止了金融危机的全面爆发。(全文完)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