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经验
在过去50年里，字面上所有历史时期的过度投资毫无例外的以硬着陆结束, 金融危机和/或长期低增长。这些硬着陆不仅以房地产泡沫的破裂形式，如最近发生在美国，英国，冰岛，爱尔兰，西班牙和迪拜所发生的那样发生。更重要的是，过度投资在制造业和工业领域的最终硬着陆：从苏联在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拉丁美洲在20世纪70年代到20世纪80年代初，日本在20世纪80年代，到美国在20世纪90年代，东亚在20世纪90年代, 无一例外的在每个场景中，结局都是崩溃和硬着陆。在东亚，与中国最相关的案例显示其固定资产投资在1997年达到顶峰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5％左右，然后金融危机爆发。在中国，投资在2007-09年度的全球经济危机已前就已高达40％，并自那时以来已飙升至接近国内生产总值的50％。由此可见，为了避免经济硬着陆，中国需要减少固定资产投资和净出口在GDP中的比重，并增加消费。
不断下降的资本和边际资本金的回报率
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50％不单单导致产能过剩，这也意味着底下并且不断下降的多余的资本存量回报率。从宏观经济的角度看，在经济中的投资回报率是等于输出的变动除以存量资本的变动（DK），或DY / DK，像微观经济学的定义的那样。由于资本存量的变化等于固定资产投资（I），宏观边际资本回报率也等于DY / I. 分子和分母除以实际国内生产总值（Y)，我们看到，它也等于（DY / Y）/（I / Y），即经济增长速度除以固定资产投资的比例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份额。
在过去30年，中国的平均增长率为10％，最近已经放缓至9％。相比之下，投资增速已经从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的36％，2000-2008年的40％，突增到2010年的49％。因此，在宏观层面上的总资本的边际回报，已经从20世纪80年代的28％下降至在2000-2008年间的26％，而这一数字在2010年更是可怜的19％，从20世纪80年代到2010年投资回报率已经下跌了近40％。近几年，中国的过度投资已经造成了资本回报的迅速恶化。它过去习惯用固定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6％来获得10％的的增长速度，现在这一比例不得不提高到近50％来实现9％的的增长率。简言之，中国需要越来越频繁和更多的固定资产投资，来达到一个和过去增长水平相比较低的增长速度。
这些结果与最近的研究结果相一致，那就是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速度在降低。克鲁格曼著名的关于1994年东亚经济增长模式的批判适用于今日中国（译者注: 可能指的是《萧条经济学的回归》）：您可以产生更多没有人吃香肠的香肠，通过增加生产香肠的机器。在经济方面，中国可以人为地增加投资和实物资本，以及做过度和不可持续的投资来提高国内生产总值。
中国的高储蓄率: 起作用的结构性因素
高储蓄来自人口学方面的因素
中国人重储蓄轻消费的原因是结构性的，这个是麻烦的地方， 这种深层次动机需要超过两代人的努力去改变。传统的对高储蓄率的解释（缺乏社会安全网，社会保障有限，有限的公共服务，如卫生和教育），只能解决这一难题的一部分。例如，通常习以为常的说法，中国人重储蓄，因为他们的退休金福利是非常低的。这不能成为主要的原因：美国家庭储蓄率较低，尽管有良好的社会保障福利，而在德国和日本，具有同样高的人均收入，同样慷慨的养老金系统，家庭储蓄率在历史上一直居高不下。相反，印度的家庭储蓄率，在低人均收入和有限的退休金福利的状况下，是比中国低得多。那么是什么使得中国在低人均收入的情况下，有一个和经济富裕的日本和德国类似的储蓄率呢？是什么使印度的家庭储蓄率与美国类似的？主要的区别是人口方面的。中国，德国和日本的老龄化速度快，因此，家庭必须重视储蓄，而在印度和美国人口的增长仍然是强劲的（译者注: 这里因该是指生育率达到或超过世代更替的水平）。传统上亚洲模式的社会保障的不是政府主办的养老保险制度，而是靠"养儿防老"实现的。但这种社会保障制度在中国有两个原因导致渐渐不复存在。首先，每个家庭现在有一个孩子，两个父母和四个祖父母需要去照顾。其次，城市化打破了父母与子女同住的农业社会的家庭旧模式。
资本市场不发达，也增加了储蓄率。与美国相比，在中国的购房首付都非常高：通常后者是30-50％，而前者只有20％（在次债危机之前，非官方的达到0）。因此，为了能够购买属于自己的第一套房子，中国需要储蓄来付高昂的首付，尤其在房地产价格泡沫时期。国际学术研究表明按揭首付率（本身与经济金融发达程度相关）和家庭部门的储蓄率之间存在着显着相关性。
不得不提的一点是，鉴于中国的性别比例失衡（独生子女政策导致选择性堕胎的结果），中国的年轻男性需要自己的房子和汽车才能在一个残酷的婚姻市场里才能具有竞争性。这进一步扭曲并增加了中国年轻男性的储蓄率。
还有其他一些因素会加剧中国家庭的高储蓄率。进城打工的农民工受到迁移和登记限制，不享受城市正式居民享有的社会服务，因此他们需要更多地储蓄。缺乏土地永久产权和收入/财富的不确定性也导致更高的储蓄。整个金融系统在消费抵押贷款，消费贷款，包括信用卡方面非常落后，这也导致债务积累的低利率和高储蓄率。
中国企业部门的高储蓄率
有一个杜撰出来的理由来解释中国的高储蓄率，那就是中国传统的社会文化应该为高储蓄率负责。但中国大陆家庭储蓄倾向并不比在香港，新加坡或台湾更突出，他们都是儒家社会，并且都储蓄约30％的可支配收入。不过中国和这些地方之间最大的区别是，中国的家庭部门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份额不到50％，是非常低的，储蓄30％后，几乎不可能有大的消费，这就是为什么它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只有约34％。居民储蓄外，还有另一个占国内生产总值25％的企业部门储蓄（留存收益），这些企业大多是国有企业。而几乎所有这些企业部门储蓄都会进入资本支出，从而导致在经济领域过度投资。几项中国的政策导致了从在政治上弱势的家庭部门到政治上强势的企业部门（国有企业，进出口公司）的收入大规模转移。
一个弱势的人民币造成的结果是进口商品昂贵，这从而减少了私人家庭部门的购买力，但却有利于提高出口商品的竞争性，提高国有企业和出口商的收入/利润。
不断上升的通货膨胀率和为企业和开发者提供的低贷款利率（实质上是负值）远低于存款利率，意味着家庭部门的储蓄的获得的是负回报率而国有企业的实际借贷成本却是负的，这刺激了过度投资。这种对储蓄的隐性税收意味着从家庭转移到国有企业的收入，其中大部分企业将会赔钱，如果他们不得不通过更高的市场利率融资。
过去30年刻意压低劳工工资的政策降低了单位劳动成本，这表现为工资增长要比生产率的增长要慢得多，这是另外一种从家庭到企业部门的收入转让的途径。
因此，中国的储蓄问题不是由家庭，而是由企业部门储蓄过多造成的。要改变这种对家庭收入和消费的消极影响需要人民币更大幅度升值，利率自由化以增加家庭储蓄的回报和更大幅度的超过生产率的工资增长。但更重要的是，中国也需要国有企业私有化，使他们的利润，直接成为家庭收入和/或大规模对国有企业的利润收入大规模征税，然后透过财政管道通过直接转移支付，或间接通过提供公共产品转移到家庭部门。但是现实是国有企业私有化甚至提不上改革议程，而关于国有企业的利润和税收的收入转移到家庭的政策建议，面对强大的国有企业游说能力和政治阻力多年来一直被冷落。
中国，德国和日本有的共同之处
中国政府旗下众多的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它们存在的隐患是过多的保留利润从而导致分配给股东的股息不足，这又引起企业储蓄过多，这在其他经济体系中的有相同案例。在德国和日本，类似情况存在于大企业（如日本的企业联盟）和交叉控股公司之间，利润大多保留，而不是分配给股东，这同样意味着企业储蓄过多。在中国，企业储蓄高，导致过多的资本支出和投资，在德国和日本，那里极少进行资本投资，因为较低的资本回报率，企业储蓄高在这些地区导致的是高的国民储蓄和巨额经常账户盈余。因此，中国，德国和日本的共同点在于人口老龄化，过于集中的企业的所有权和管理结构和欠发达的消费金融体系所导致的高私人和公共储蓄率，庞大的经常帐盈余，在中国特定的背景下表现为固定资产投资过度。
未完待续 下一章 向消费推动型增长的艰难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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