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人乍舌!看看人性被党性吞噬时的言论
当人性被党性吞噬

当年,苏联解体之时,举世皆欢笑,唯独遭受苏俄伤害最甚的中国,响起震耳欲聋的哭嚎。我当时就觉得纳闷:被称为“头号敌人”,乃至于老毛不得不联手“万恶的美帝国主义”来对付的“社会帝国主义”,它的完蛋本该举国欢腾,就像抗战胜利、49进城以及“四人帮”完蛋时那样。怎么反倒如丧考妣,哭声震天了呢?

哭一阵也就罢了,悲情总是不该持续太久的。没料到十年后在《南方周末》上瞧见黄苇町先生大作《苏共亡党十年祭》,当时的感觉是:十年后还来哭丧,够孝顺的。于是作文《也谈“苏共亡党十年祭”》跟进,要义在这句话:“如果说是人类历史上一个空前的悲剧的话,这个悲剧并非一个世界大党的覆亡本身,而是它居然可以残害人类的文明与良知达七十年之久!”贴上网不久就被和“谐掉”了。次年11月加了点后缀再贴,遭遇仍不好,一搜索,全是黄先生之大作,拙文仅有被转帖如“360文库”尚有残余,别的都跟苏共一样,亡掉了。

又过去十年,《共识网》头版头条居然赫然再现黄先生新作《苏共亡党二十年祭》。如今早已无人还记得这个日子,独黄先生情有独钟不忘祭扫,孝心不可谓不深重。唯不知他是否有恒心坚持逢十必祭,一直哭丧到“去见马克思”那天才罢休。当人性被党性吞噬,这种“生命不息战斗不止”的精神是足够顽固的。

不要以为我给他扣帽子,这篇新作中黄先生称:“苏共亡党、苏联解体,是社会主义事业最大的悲剧,苏联党和人民,已付出惨痛代价。”在他眼里,列宁下令杀戮数十万民众、斯大林杀害数以千万计民众都算不得“惨痛代价”,倒是俄罗斯人基本不流血的变革,欣欣向荣国泰民安,反成“付出惨痛代价”了,难道不是人性被党性吞噬才可能如此不顾事实想事的么?

俄国总统梅德韦杰夫在今年5月7日答《消息报》采访时再一次强调:“如果谈到应如何评价斯大林时期的统治这个问题,那么实际上从新的俄罗斯诞生以来,这个评价就已经是显而易见的了——斯大林针对自己的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虽然说他在管理国家方面做了很多工作,虽然在他的统治下,前苏联取得了一些成绩,但他对于自己的人民所犯下的罪行是无法饶恕的。”

梅氏此论是基于人性以人权为最高准则作出的评判,而黄先生则不然:“我认为,斯大林是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革命前曾8次被捕,7次遭流放,6次在流放中逃脱。残酷的斗争炼就了他坚强的性格。”人性与党性,泾渭分明。或许黄先生自有他的道理,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倘若沙皇也像列宁主义者那样践踏人性,斯大林还可能有“8次被捕,7次遭流放,6次在流放中逃脱”的机遇吗?那些“大清洗”的罹难者哪一个不是第一次被捕就杀掉的?即使延至人类文明已经大步前进的七十年代,遇罗克、张志新能有“8次被捕”的待遇么?斯大林得以“8次被捕”,证明了沙皇时代的人性远胜于“苏联式的社会主义”时代;证明“苏共亡党、苏联解体”是人类文明战胜兽性法则的历史必然,只有丧尽天良者才会认为是“最大的悲剧”!

尤其是,黄文接着列举了斯大林及其体制的一系列灭绝人性的罪行,却冷漠地说成“固然有领导者个人的责任,但本质上是权力缺乏制约监督的制度缺陷的产物。”相反,对“苏联解体后叶利钦给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则憎恶毕现,人性被党性吞噬后那种变态心理,跃然纸上。

这种变态心理的顺延,自然而然惠及老毛,作者颠倒黑白地说道起“一个不杀,大部不抓”来。历史的真相绝非作者扭曲的那样,国共两党大开杀戒的始作俑者即毛泽东是也!1926年12月,正是毛亲临湖南指导农民运动,批判李维汉等“右倾”,指示湖南于次年2月设立“省特别法庭”,大张旗鼓地捕杀“反动文人”叶德辉等三人,拉动了“大革命”时期滥捕滥杀狂潮。仍是毛,为了维护其在江西苏区的统治地位,无中生有捏造“AB团”冤案,又开内部冤杀先河;再经共产国际推广,约十万苏区军民成冤鬼,比斯大林“大清洗”还早!黄先生挑了一个“人头不是韭菜,割错了就长不出来了”说事,怎么不拿“反革命杀了一百多万,匈牙利没有杀反革命。六亿几千万人,消灭那个一百多万,这个东西我看要喊万岁”来说事呢?怎么不拿“死掉一半人,还有一半人,帝国主义打平了,全世界社会主义化了,再过多少年,又会有27亿”来说事?毛之杀与不杀,完全取决于他对形势的判断,也即黄先生所谓“慎重”。至于“一个不杀”,从来就没有这回事。

这里我们需要再次提及“人命数据化”的问题,斯大林在二战结束前对丘吉尔说:“死一个人是一场悲剧,死一千万人就只是一个统计数据了。”堪称此论之经典描述。恪守人性者,尊重每一个具体的生命;当人性被党性吞噬,就如黄先生一般“仁慈”,以“绝大部分挨整者都挺了过来”为成就。也不新鲜,无非老毛那个著名的“5%论”之复述罢了。希特勒杀犹太人,德国56.6万犹太人中被害14.15万、奥地利185万犹太人中被害5万,比斯大林杀掉302万苏联犹太人中的110万比例还低;波尔布特灭绝种族也只害死柬埔寨不过30%人口,是否都可以说“绝大部分挨整者都挺了过来”了呢?

如果说,马克思主义多少还有一些人性残留的话,发展到列宁主义就已经属于党性灭绝人性了:“职业革命家”的组织;形成精英领袖层,推举核心领袖;铁的纪律即“部分服从整体,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灌输教义,禁锢思想;动员和组织群众,必要时不惜暴力胁迫;组建一支行使暴力的党卫军;不择手段夺取政权。实质上就是一个规模化的黑手党,组织的利益至高无上。鉴此,人性就是党性的天敌,党性只能在消除人性的基础上才能确立并巩固,消除得越彻底效果也就越好。这样,列宁主义就把马主义的人性缺失扩展成反人类了,在此模式下惨酷的人权灾难不是什么“未能避免”,而是必然结果。

正因为如此,在完成对于以发展马克思主义人性残留为宗旨的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批判之后,进入二十世纪所谓正统马克思主义潮流取得一系列进展:从列宁、墨索里尼到斯大林、希特勒,再到毛泽东稍带金日成、胡志明,延续至卡斯特罗、阿萨德、萨达姆乃至波尔布特,社会主义大旗成了独裁专制者最理想的招牌,而人权灾难也愈演愈烈。这些灾难包括斯大林的“大清洗”在内,都是列宁主义反人类秉性注定的必然。

之所以“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马克思列宁主义”得以成功,根本在于中国的传统文化氛围同样具有人性缺失之秉性。从孔夫子的“克己复礼”到程朱理学之“存天理灭人欲”,朱熹要求“学者须是革尽人欲,复尽天理,方始为学”,故中国文人或多或少皆有此情结,苏俄钦差来中国便如鱼得水,从人性缺失向人性灭绝发展顺理成章,“彻底布尔什维克化”也就成了崇高目标。

反倒是赫鲁晓夫担纲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苏共领导层决心以去斯大林化清算反人类罪行,毛说他们“搞修正主义”也好“复辟资本主义”也罢,确实都属于“走回头路”,从灭绝人性回归人性缺失。老毛刚上道尚未成正果,正过瘾时苏共来这一手,于是分道扬镳,老毛说他们要“丢掉两把刀子”,似无大错。毛决心操起这“两把刀子”继续前进,做世界革命领袖决心把灭绝人性进行到底。其成果是赖不掉的,尽管既得利益的接班人刻意掩盖。“大跃进”留下几千万饿殍,接着重新挥舞“阶级斗争”这件反人类利器,继续搞“四清”直至文革。

黄文向我们复述了邓公的话:“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毛泽东同志就说过,这样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国家不可能发生。他虽然认识到这一点,但是由于没有在实际上解决领导制度问题以及其他一些原因,仍然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这个教训是极其深刻的。”邓公自己又认识得多深刻呢?“解决领导制度问题”充其量不过五十步笑百步,文革之所以算“十年浩劫”盖因本应整人者却被整了,所谓“四项基本原则”亦不过从灭绝人性回归到人性缺失地步就要打住,完全回归人性党性也就不复存在了,这是不能允许的。那一年赵总书记坚持人性反对党性践踏人性,下场不妙自不待言,党卫军也就灭绝人性捍卫党性了。

黄先生接下去那些老生常谈我们就没必要跟着他唠叨了,如同李鸿章是大清的裱糊匠一样,黄先生也想充当一党专制的裱糊匠。窃以为,前面我已经从人性之角度把问题剖析过,也就不必跟着去讨论哪个窟窿该补哪个窟窿不用补。黄文最后小标题叫“苏共可以给中共镜鉴”,一共三项,其一曰“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听上去悦耳其实空泛。辛亥时中国人就在喊民主口号了,文革之别名也叫做“大民主”,结果呢?民主了百年皆“为民做主”。其二曰“密切联系群众”,具体解释为“这就是一种眼睛向下的目光,一种心系群众的情怀,是共产党人应有的政治本色。”除了延续空泛之外,还表达了深一层意思:党在群众之上,党性必须控制人性。其三曰“让老百姓过好日子,要冲破既得利益者的阻滞。”我从不怀疑任何朝代之帝王都想让老百姓过好日子的,以免官逼民反。李世民不就唠叨过“载舟覆舟”么?大清朝廷眼看就要覆亡了还调库银赈灾民哩!要害在于:既得利益者是怎样炼成的?党就是既得利益者之组合。共和国恪守着苏俄之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改革开放不过降低了些许垄断程度,“举国体制”至今仍被称颂,依附于公权力的既得利益者层出不穷,只需看看那些落网的贪官与日俱增就该明白,谁冲破谁的阻滞还是个未知数。

黄先生的文章说到底是基于党性而作,本无可厚非。只是,在今日世界,任何政党要存在、要执政都必须回归人性,为实现人权而努力。游离于人性之外,甚至敏感于人权二字,出再多高点子也无济于事。当然,我党现在奉行的还是苏俄那一套,黄先生一再探讨苏俄经验,大抵是为继续坚持这一套修补些皮毛而献策。只想告诉黄先生的是:背离人性迎合党性是不可能想出什么好点子的,苏俄传授的一党专制本身,就已经把自身置于岌岌可危的地位上了,每日里忧心忡忡生怕被别人拱下台。当年曹操骂孙权劝他称帝,说是想置其于火炉上烤。阁下如今效仿孙权,无异于置这个党于火炉上。

黄文也提出一个颇有价值的问题:“很多俄罗斯学者后来都曾提出同一个问题:为什么俄国在19世纪能出普希金、屠格涅夫等世界一流人才,十月革命时能出以列宁为代表的一批杰出革命家,后来几十年就很少出人才,只能出勃列日涅夫、契尔年科等平庸之辈?”俄国人提问是有资格的,人家毕竟还出了肖斯塔科维奇、索尔仁尼琴、帕斯捷尔纳克等享誉世界的一流人才,他们抵御着党性之侵蚀,洋溢着人性的光彩。“许多俄罗斯学者”只是觉得还不够,远不如沙俄时代。中国人学舌就很不自量,若还存讥讽之意,就有无耻之嫌。自打49年党性吞噬一切,我们连一位拿得出手的人才也没有,只有比勃列日涅夫、契尔年科更平庸,但却更趾高气扬之辈。

爱因斯坦在《文明与科学》一文中说:“要是没有这种自由,就不会有莎士比亚、歌德、牛顿、法拉第、巴斯德和李斯特。……要是没有这些自由,大多数人会过着被压迫和被奴役的牛活,就像在古代亚洲的庞大专制帝国中所过的生活那样。只有在自由的社会中,人才能有所发明,并且创造出文化价值,使现代人生活得有意义。”自由是人性之高端境界,爱氏或许不知道或许留了些面子,亚洲这个庞大专制党国其专制无孔不入的程度更甚于古代专制帝国,人性被党性吞噬殆尽,只能出“兆山羡鬼”、“秋雨含泪”之流,不可能出其他。

所谓苏联亡党,其实无妨“辩证”地看:无论戈尔巴乔夫,无论叶利钦,也无论普京,乃至于新俄罗斯政坛那些活跃分子,都是苏联共产党的党员,只不过各打另外旗号走向人性之路罢了。我在十年前那个帖子里已经告诉过黄先生:“戈尔巴乔夫答记者的那段话:在任何情况下,即使苏共下台,也决不能动用军队镇压人民。”“仅此一点,不仅戈尔巴乔夫是伟大的,苏共也以它最后的明智,获得应有的尊严。”今天无妨再明确些说:苏共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至少勇敢地承担了对历史所应负的责任,您没有资格嘲笑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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