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说民国政府失民心　中共煽动暴力学潮

2011-09-02 13:03 作者:于衡

青年学生投奔自由

民国三十五年下半年，长春地区的人民，过的是太平日子，那时每天都从松花江北岸，涌来大批逃亡的学生，那些青年，因为要奔向自由，投向祖国的怀抱，都抱着满腔热血，南下参加反共的行列。

于是政府成立了教育部青年辅导处，辅导处下，并成立了青年训导班，训导班似乎像大学的先修班，处主任由姚彭龄担任，他的主任秘书是刻在内政部担任科长的刘胜超。有一段时期，我也被姚先生去教了几个钟点书。讲国际组织与国际现势。我很喜欢那一批大孩子，既懂事而又热情。

也就在三十五年那一年，教育部并在长春成立了松北五省联中，由现在的立法委员王寒生担任校长。姚彭龄先生和王寒生先生也常跑到军方，去借些军装大衣，为那批大孩子们作冬天御寒之用。那些孩子后来继续随政府南迁，大部份到了台湾。这一批在烽火中长大的人，现在也都巳四十多岁了！

三十五年冬，我在长春一位亲戚家里，度过一个快乐的旧历年，也是胜利以后，长春巿民，开始燃放爆竹过年的第一个年。因为三十四年冬天，仍在苏俄军队占领之下，人们对于未来的日子，不敢预料。甚至对苏军是否要长久占据东北，也不敢预料。

三十五年冬天，总算是真的看到了汉家旌旗，从异族的统治下，被解救出来，所以那一年的过年，居民们着实的大鱼大肉的吃了几天，有些商家并把国军的军官们请到家中吃年夜饭。

连琐式的学潮

民国三十七年夏秋之交，全国各地，都在闹学潮，自六月初发生的学潮，是反对美国扶植日本。沈阳地区自然也不例外，特别是来自各地的流亡学生，都在摇旗呐喊。掀起反对美国扶植日本运动，并反对日本的军国主义复活。当那些学潮初起时，大部份的学生是纯洁的，热情的和爱国的。但真正操纵那些学潮的人，则是共匪份子。共匪的重要工作之一，是制造学潮和工潮，他们则称之为学运和工运。

凡是一遇到机会，共匪的渗透份子，便在各学校中煽动并鼓吹学生闹事。制造社会问题，在学校中，如果有教授从事疏导，共匪的学生，立即会指他是“政治学教授”。同学们对于学潮持有异议的，则被指为“职业学生”。当时的共匪对学运工作所采的政策是：凡是在学校中支持共匪闹事的教授，共匪则发动学生捧那些教授的场，凡是和国民党有关的教授，则想尽种种方法，使他无法在学校立足。

正因为如此，各地学校所闹的风潮，是同一类型。在六月初各地所发生的反对美国扶植日本的学潮，闹了两个礼拜以后，在重庆又发生抢米风潮，那些风潮，据后来共匪自己招认，都是他们所导演的，而且有些人成为共匪的“英雄”。

三十七年六月间的学潮，由于沈阳是战区，施行戒严令，没有像关内那样扩大。但贴标语，骂美国人，学生们小规模的游行，则不断发生。在沈阳学潮的两个中心地区，一个是国立东北大学，另一个则是国立沈阳医学院。

有一次他们已经在沈阳市政府前的广场上，搭了一个台子，称做“民主讲台”，预备在第二天，大举闹事。但消息为沈阳市政府的教育局局长姚彭龄获悉，他连夜和负责保安业务的督察处处长崔志光少将商量，在天亮以前，把学生搭好的台子全部拆除。而且在重要的路口，派兵驻守，并告诉正要往市府广场集结的学生们说：大会已经延期。一场大规模的学潮，才得以避免。

在那个动乱的时代，学潮像似传染病似的，一个都市发生了，另一个都市马上响应。而学潮一旦发生，就像决堤的洪水一样，没有办法能够控制。

现在三十几岁的青年教授们，在大陆撤守时，只不过六岁左右，他们没有受过“血”的教训和“血”的洗礼；没有看见过在共匪煽动与鼓吹之下，学潮的可怕情形，和有多少无辜，牺牲于学潮之下。所以仍有人认为“民主广场”之类的学生运动，不妨开放。但对于我们这些披着血衣，而且身受共匪残害的人而言，却认为学生运动，就是学潮的先声，而一切类型的暴动则是成年人的学潮，如果称“暴动”就是“学潮”的化身。当不算是过份之辞。

麦克阿瑟的卓见

在民国三十七年六月间的那次学潮，所掀起的反美运动，在美国并没有什么反应，但在东京却激怒了一位职业军人。那就是占领日本的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元帅。他在中国各地的学潮发生三周以后，在东京发表了一项严正的声明。他说盟军总部没有扶植日本，也没有使其军国主义复活的意图。

麦克阿瑟元帅并说：在中国所发生的反对美国扶日运动，是中共、日共、韩共，离间中美两国政府及人民感情的最狠毒的一招。中美的有识之士，应认把共党的阴谋揭穿。

我深深的记得，“新报”的总编辑汪河清，把麦帅的声明，标题做得很大，但他在做了那个大标题后，又来找我商量，这种标题，会不会刺激学生明天来打报馆。我替他壮了一下胆子说：如果学生打了报馆，就替我们做了一次大广告，我们一定要有面对暴力的勇气。于是汪河清像吃了一颗定心丸似的，把稿子发了下去。

因为那个年代，谁也不敢开罪学生，开罪学生，就如同捅了马蜂子窝一样。对于学生的事，只有顺着他们说，那才算是当代的智者。才不算落伍份子。否则他们便会给别人戴上一项违反时代潮流的帽子，称之为反动的知识分子。他们所称的反动，自然是指保守而言，而保守的进一步解释，则是顽固份子。

当然，在广大的学生群中，不是每一个人，都为匪张目，其中有些人是看不惯政府接收人员的腐化，由于“恨铁不成钢”的心理，而责难政府，不过他们却忘了共匪正等待着机会，制造各种矛盾和各种问题，使社会产生混乱，他们好在混水中摸鱼。

使人失望的事

在民国三十七年夏天，也有另外几件事，失去民心和加重各地的秩序混乱的事，其中最使人失望的是国民大会在南京开会时，竟有四个人竞选副总统，而相持不下，其中包括孙科、于右任、李宗仁和程潜。而这四个人全是执政的国民党党员。在国民大会自四月廿三日第一次投票选举副总统时起，中枢的要员们，开始勾心斗角，一直到四月廿九日，第四次投票时，才选出一个李宗仁，他以一四三八票当选。在五月一日，国大闭幕时，整整开了三十四天。当人们正在南京吵吵闹闹的，开国民大会时，松花江北岸的共匪，却正在励兵秣马。

另外一件失掉人心的事，则是政府一下子发行了金元券，一下子又发行了银元券，三十七年五月六日，政府宣布暂准银币流通，等到六月二日又下令禁止买卖银币。

王云五是行宪后的首任财政部长。他在八月十九日宣布发行金元券。并规定金圆券一圆，折合法币三百万元。同时限期收购法币、金、银和外币。八月廿三日金元券正式发行，连陈布雷先生，也把自己积蓄的一点金子，拿去换了金圆券。而上海商人却开始囤藏物品不售。当时上海“申报”曾刊出的一则“花边新闻”标题是：“金元券发行后，王云五长衣饮龙门”。因为改革币制以后，财政部长王云五，曾穿了一件长衫，在“龙门饭店”独酌。

当然金圆券不久，就步了法币的后尘，而且膨胀的速度，不比法币缓慢。在当时真正有价值的货币，仍然是黄金和银元。虽然袁大头是民国初年发行的货币，但因为每一银圆中，有秤平七钱二的纹银成份，所以任何纸币的价值改变，银圆的价值，却依然不变。而且不论在什么地方，一块银圆，可以买一袋四十斤装的面粉。

好长的日子

三十七年秋天，东北的中心沈阳，物价一天天的高涨，自关外向关内套汇的人，也越来越多，许多高级官员们，大都在北平另有房屋，并且把家眷送进关内，金银细软，自然也陆续的转往关内。若干武职人员也有临时的小公馆。

沈阳自三十七年夏天起，虽然形势日非，但她和长春不同，因为沈阳城内并不缺粮，同时沈阳到本溪之间和沈阳到抚顺之间的一段铁路，也还畅通，因为两地大量产煤所以准备过冬的燃料，也不缺乏，但辽西会战，一次败挫竟使卫立煌的司令部张惶失措，急于逃亡。加速了东北的沦陷。也使华北提前变色。

笔者自三十四年冬，抵达苏俄军队占领的长春到三十七年初冬，沈阳沦陷时止，前后住了三年，那三年的日子，真是过得好长好长，脑子里记的事情，也显得特别多。但当重新回忆到每一件旧事时，都不禁要凄然泪下。

近年来，一些旧事，常常入梦，有时梦到背了一支步枪，随军出击，重作战地记者。有时梦到故乡的桃花林，古寺钟声，乡下的老牛车，大院落，还有小溪边的细柳。醒来后，虽然泪水会湿了枕布，但心情会仍然舒适而宁静。

但也有时梦到回到故乡后，匪兵像潮水般的围拢上来，被他们捉去时，五花大绑，放在木柴堆上，要活活的烧死，大叫一声惊醒，心跳得也特别快。

这些正是我们这一代的悲哀，也是一个怀乡病患者的悲哀。

现在，又是仲夏之夜，每当我一个人静坐在庭园中的草地上，对着天上的星星发呆时，我常常在想，假如在抗战末期，我们不签订“中苏友好条约”，苏俄军队不进入东北时，中国的现代史会怎样写？假如当年政府派往东北接收的人员不是熊式辉、卫立煌那一批人，而是另一批有胆有识而且清廉的人，中国的现代史又将怎样写？在接收东北以后，没有美国出面干涉，压迫政府和中共匪帮和谈，中国的近代史，又将怎样写？………

〔作者更正〕：上期采访二十五年中：“被围困的长春城”，文中第一段所称空军第一军区司令是张廷孟将军，应更正为吴礼将军。

“沈阳末日”记

宣布戒严

当增援锦州的西进兵团，从辽西战场上的新立屯、黑山一带，败退下来的时候，沈阳这座古老的城市，并没有和平时有什么两样，天上的飞机，照样飞来飞去，运来粮食，载走重要人员的金银细软。

当时留在沈阳的防守兵团，仍有二○七师、新一军暂编五十三师，以及五十三军，和当地的四个守备队，再加上收容溃退下来的部队约四个团，合起来，仍有八万多人，可以背城一战。但谁都没有想到，沈阳竟会没有经过战斗;，就陷入匪手。其失陷之“速”，与失陷之“惨”，是战史上所少见的。甚至连共匪的第四野战军司令员林彪，也未想到沈阳会“得”的那样容易。

沈阳的失守像似一个梦，一缕烟，因为它既不是主动撤守，也不是战斗失利，它是在“不明不白”的情形下，在没有人指挥下，部队被敌人缴械了！

沈阳的易手，应该从十月廿七日写起，因为在廿七日那天，辽西战场上的残兵败卒，陆续进入沈阳市区。笔者和其它各报同业照例到剿匪总部采访，总部的一切。也都和平常一样，卫立煌的车子，照例停在总部的台阶上，驾驶兵经心的用毛帚，拂着车子上面的灰尘。

廿八日一切情况如常，夜里我摇电话给省主席王铁汉将军，他说：李弥的第八军可能空运沈阳。廿九日市内的情形，也极安定，但廿九日下午，沈阳警备总部，突然宣布自晚间五时起戒严，街上禁止行人。韩清涛先生要发给上海“申报”的新闻电报和笔者发给上海“大公报”的电报，都无法发出。于是我接电话给警备总部的胡家骥司令，因为当时的“大公报”是国民党政学系的报纸，而且很受地方党政当局重视，所以胡家骥司令，马上派政工处长张一清少将，亲自来取电报，并就地作了新闻检查。夜里接到上海“大公报”负责人胡政之先生的来电说：“吾弟所发电报极佳，盼能坚持至最后一分钟”。

我在前文中说过，当时我在上海“大公报”的地位，仅相当于今日“联合报”驻外县市记者的地位，而胡政之先生能如此重视，自然内心里有些颇受知遇之感。但再深一层研究，“盼能坚持至最后一分钟”一语，可能是在上海方面，得到的消息，比我们所知道的为坏。沈阳颇有“朝不保夕”的模样。于是我拿了电报到邻室去找韩清涛。清涛把胡先生的电报看了再看，最后他说：我们目前的处境是“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因此，他的判断：沈阳已到了“危急阶段”。我们也应有“应变”的准备，所谓“应变”，自然不是与沈阳共存亡，而是要设法逃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