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说民国政府失民心 中共煽动暴力学潮

青年学生投奔自由

民国三十五年下半年,长春地区的人民,过的是太平日子,那时每天都从松花江北岸,涌来大批逃亡的学生,那些青年,因为要奔向自由,投向祖国的怀抱,都抱着满腔热血,南下参加反共的行列。

于是政府成立了教育部青年辅导处,辅导处下,并成立了青年训导班,训导班似乎像大学的先修班,处主任由姚彭龄担任,他的主任秘书是刻在内政部担任科长的刘胜超。有一段时期,我也被姚先生去教了几个钟点书。讲国际组织与国际现势。我很喜欢那一批大孩子,既懂事而又热情。

也就在三十五年那一年,教育部并在长春成立了松北五省联中,由现在的立法委员王寒生担任校长。姚彭龄先生和王寒生先生也常跑到军方,去借些军装大衣,为那批大孩子们作冬天御寒之用。那些孩子后来继续随政府南迁,大部份到了台湾。这一批在烽火中长大的人,现在也都巳四十多岁了!

三十五年冬,我在长春一位亲戚家里,度过一个快乐的旧历年,也是胜利以后,长春巿民,开始燃放爆竹过年的第一个年。因为三十四年冬天,仍在苏俄军队占领之下,人们对于未来的日子,不敢预料。甚至对苏军是否要长久占据东北,也不敢预料。

三十五年冬天,总算是真的看到了汉家旌旗,从异族的统治下,被解救出来,所以那一年的过年,居民们着实的大鱼大肉的吃了几天,有些商家并把国军的军官们请到家中吃年夜饭。

连琐式的学潮

民国三十七年夏秋之交,全国各地,都在闹学潮,自六月初发生的学潮,是反对美国扶植日本。沈阳地区自然也不例外,特别是来自各地的流亡学生,都在摇旗呐喊。掀起反对美国扶植日本运动,并反对日本的军国主义复活。当那些学潮初起时,大部份的学生是纯洁的,热情的和爱国的。但真正操纵那些学潮的人,则是共匪份子。共匪的重要工作之一,是制造学潮和工潮,他们则称之为学运和工运。

凡是一遇到机会,共匪的渗透份子,便在各学校中煽动并鼓吹学生闹事。制造社会问题,在学校中,如果有教授从事疏导,共匪的学生,立即会指他是“政治学教授”。同学们对于学潮持有异议的,则被指为“职业学生”。当时的共匪对学运工作所采的政策是:凡是在学校中支持共匪闹事的教授,共匪则发动学生捧那些教授的场,凡是和国民党有关的教授,则想尽种种方法,使他无法在学校立足。

正因为如此,各地学校所闹的风潮,是同一类型。在六月初各地所发生的反对美国扶植日本的学潮,闹了两个礼拜以后,在重庆又发生抢米风潮,那些风潮,据后来共匪自己招认,都是他们所导演的,而且有些人成为共匪的“英雄”。

三十七年六月间的学潮,由于沈阳是战区,施行戒严令,没有像关内那样扩大。但贴标语,骂美国人,学生们小规模的游行,则不断发生。在沈阳学潮的两个中心地区,一个是国立东北大学,另一个则是国立沈阳医学院。

有一次他们已经在沈阳市政府前的广场上,搭了一个台子,称做“民主讲台”,预备在第二天,大举闹事。但消息为沈阳市政府的教育局局长姚彭龄获悉,他连夜和负责保安业务的督察处处长崔志光少将商量,在天亮以前,把学生搭好的台子全部拆除。而且在重要的路口,派兵驻守,并告诉正要往市府广场集结的学生们说:大会已经延期。一场大规模的学潮,才得以避免。

在那个动乱的时代,学潮像似传染病似的,一个都市发生了,另一个都市马上响应。而学潮一旦发生,就像决堤的洪水一样,没有办法能够控制。

现在三十几岁的青年教授们,在大陆撤守时,只不过六岁左右,他们没有受过“血”的教训和“血”的洗礼;没有看见过在共匪煽动与鼓吹之下,学潮的可怕情形,和有多少无辜,牺牲于学潮之下。所以仍有人认为“民主广场”之类的学生运动,不妨开放。但对于我们这些披着血衣,而且身受共匪残害的人而言,却认为学生运动,就是学潮的先声,而一切类型的暴动则是成年人的学潮,如果称“暴动”就是“学潮”的化身。当不算是过份之辞。

麦克阿瑟的卓见

在民国三十七年六月间的那次学潮,所掀起的反美运动,在美国并没有什么反应,但在东京却激怒了一位职业军人。那就是占领日本的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元帅。他在中国各地的学潮发生三周以后,在东京发表了一项严正的声明。他说盟军总部没有扶植日本,也没有使其军国主义复活的意图。

麦克阿瑟元帅并说:在中国所发生的反对美国扶日运动,是中共、日共、韩共,离间中美两国政府及人民感情的最狠毒的一招。中美的有识之士,应认把共党的阴谋揭穿。

我深深的记得,“新报”的总编辑汪河清,把麦帅的声明,标题做得很大,但他在做了那个大标题后,又来找我商量,这种标题,会不会刺激学生明天来打报馆。我替他壮了一下胆子说:如果学生打了报馆,就替我们做了一次大广告,我们一定要有面对暴力的勇气。于是汪河清像吃了一颗定心丸似的,把稿子发了下去。

因为那个年代,谁也不敢开罪学生,开罪学生,就如同捅了马蜂子窝一样。对于学生的事,只有顺着他们说,那才算是当代的智者。才不算落伍份子。否则他们便会给别人戴上一项违反时代潮流的帽子,称之为反动的知识分子。他们所称的反动,自然是指保守而言,而保守的进一步解释,则是顽固份子。

当然,在广大的学生群中,不是每一个人,都为匪张目,其中有些人是看不惯政府接收人员的腐化,由于“恨铁不成钢”的心理,而责难政府,不过他们却忘了共匪正等待着机会,制造各种矛盾和各种问题,使社会产生混乱,他们好在混水中摸鱼。

使人失望的事

在民国三十七年夏天,也有另外几件事,失去民心和加重各地的秩序混乱的事,其中最使人失望的是国民大会在南京开会时,竟有四个人竞选副总统,而相持不下,其中包括孙科、于右任、李宗仁和程潜。而这四个人全是执政的国民党党员。在国民大会自四月廿三日第一次投票选举副总统时起,中枢的要员们,开始勾心斗角,一直到四月廿九日,第四次投票时,才选出一个李宗仁,他以一四三八票当选。在五月一日,国大闭幕时,整整开了三十四天。当人们正在南京吵吵闹闹的,开国民大会时,松花江北岸的共匪,却正在励兵秣马。

另外一件失掉人心的事,则是政府一下子发行了金元券,一下子又发行了银元券,三十七年五月六日,政府宣布暂准银币流通,等到六月二日又下令禁止买卖银币。

王云五是行宪后的首任财政部长。他在八月十九日宣布发行金元券。并规定金圆券一圆,折合法币三百万元。同时限期收购法币、金、银和外币。八月廿三日金元券正式发行,连陈布雷先生,也把自己积蓄的一点金子,拿去换了金圆券。而上海商人却开始囤藏物品不售。当时上海“申报”曾刊出的一则“花边新闻”标题是:“金元券发行后,王云五长衣饮龙门”。因为改革币制以后,财政部长王云五,曾穿了一件长衫,在“龙门饭店”独酌。

当然金圆券不久,就步了法币的后尘,而且膨胀的速度,不比法币缓慢。在当时真正有价值的货币,仍然是黄金和银元。虽然袁大头是民国初年发行的货币,但因为每一银圆中,有秤平七钱二的纹银成份,所以任何纸币的价值改变,银圆的价值,却依然不变。而且不论在什么地方,一块银圆,可以买一袋四十斤装的面粉。

好长的日子

三十七年秋天,东北的中心沈阳,物价一天天的高涨,自关外向关内套汇的人,也越来越多,许多高级官员们,大都在北平另有房屋,并且把家眷送进关内,金银细软,自然也陆续的转往关内。若干武职人员也有临时的小公馆。

沈阳自三十七年夏天起,虽然形势日非,但她和长春不同,因为沈阳城内并不缺粮,同时沈阳到本溪之间和沈阳到抚顺之间的一段铁路,也还畅通,因为两地大量产煤所以准备过冬的燃料,也不缺乏,但辽西会战,一次败挫竟使卫立煌的司令部张惶失措,急于逃亡。加速了东北的沦陷。也使华北提前变色。

笔者自三十四年冬,抵达苏俄军队占领的长春到三十七年初冬,沈阳沦陷时止,前后住了三年,那三年的日子,真是过得好长好长,脑子里记的事情,也显得特别多。但当重新回忆到每一件旧事时,都不禁要凄然泪下。

近年来,一些旧事,常常入梦,有时梦到背了一支步枪,随军出击,重作战地记者。有时梦到故乡的桃花林,古寺钟声,乡下的老牛车,大院落,还有小溪边的细柳。醒来后,虽然泪水会湿了枕布,但心情会仍然舒适而宁静。

但也有时梦到回到故乡后,匪兵像潮水般的围拢上来,被他们捉去时,五花大绑,放在木柴堆上,要活活的烧死,大叫一声惊醒,心跳得也特别快。

这些正是我们这一代的悲哀,也是一个怀乡病患者的悲哀。

现在,又是仲夏之夜,每当我一个人静坐在庭园中的草地上,对着天上的星星发呆时,我常常在想,假如在抗战末期,我们不签订“中苏友好条约”,苏俄军队不进入东北时,中国的现代史会怎样写?假如当年政府派往东北接收的人员不是熊式辉、卫立煌那一批人,而是另一批有胆有识而且清廉的人,中国的现代史又将怎样写?在接收东北以后,没有美国出面干涉,压迫政府和中共匪帮和谈,中国的近代史,又将怎样写?………

〔作者更正〕:上期采访二十五年中:“被围困的长春城”,文中第一段所称空军第一军区司令是张廷孟将军,应更正为吴礼将军。

“沈阳末日”记

宣布戒严

当增援锦州的西进兵团,从辽西战场上的新立屯、黑山一带,败退下来的时候,沈阳这座古老的城市,并没有和平时有什么两样,天上的飞机,照样飞来飞去,运来粮食,载走重要人员的金银细软。

当时留在沈阳的防守兵团,仍有二○七师、新一军暂编五十三师,以及五十三军,和当地的四个守备队,再加上收容溃退下来的部队约四个团,合起来,仍有八万多人,可以背城一战。但谁都没有想到,沈阳竟会没有经过战斗;,就陷入匪手。其失陷之“速”,与失陷之“惨”,是战史上所少见的。甚至连共匪的第四野战军司令员林彪,也未想到沈阳会“得”的那样容易。

沈阳的失守像似一个梦,一缕烟,因为它既不是主动撤守,也不是战斗失利,它是在“不明不白”的情形下,在没有人指挥下,部队被敌人缴械了!

沈阳的易手,应该从十月廿七日写起,因为在廿七日那天,辽西战场上的残兵败卒,陆续进入沈阳市区。笔者和其它各报同业照例到剿匪总部采访,总部的一切。也都和平常一样,卫立煌的车子,照例停在总部的台阶上,驾驶兵经心的用毛帚,拂着车子上面的灰尘。

廿八日一切情况如常,夜里我摇电话给省主席王铁汉将军,他说:李弥的第八军可能空运沈阳。廿九日市内的情形,也极安定,但廿九日下午,沈阳警备总部,突然宣布自晚间五时起戒严,街上禁止行人。韩清涛先生要发给上海“申报”的新闻电报和笔者发给上海“大公报”的电报,都无法发出。于是我接电话给警备总部的胡家骥司令,因为当时的“大公报”是国民党政学系的报纸,而且很受地方党政当局重视,所以胡家骥司令,马上派政工处长张一清少将,亲自来取电报,并就地作了新闻检查。夜里接到上海“大公报”负责人胡政之先生的来电说:“吾弟所发电报极佳,盼能坚持至最后一分钟”。

我在前文中说过,当时我在上海“大公报”的地位,仅相当于今日“联合报”驻外县市记者的地位,而胡政之先生能如此重视,自然内心里有些颇受知遇之感。但再深一层研究,“盼能坚持至最后一分钟”一语,可能是在上海方面,得到的消息,比我们所知道的为坏。沈阳颇有“朝不保夕”的模样。于是我拿了电报到邻室去找韩清涛。清涛把胡先生的电报看了再看,最后他说:我们目前的处境是“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因此,他的判断:沈阳已到了“危急阶段”。我们也应有“应变”的准备,所谓“应变”,自然不是与沈阳共存亡,而是要设法逃命。

此文出自于衡先生的“此恨千秋——苏联红军在东北的奸淫掳掠与共匪踞东北之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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