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七年八月，政府派出飞机，每天空投粮食十八万斤，但粮食投下后，落入六十军的防区，就由六十军没收，落入新七军的防区，就由新七军收藏。落入民家，就被拾获者隐藏。更有些因风向不对，飘落匪军地区。那些粮食，依照政府的计划，是给驻军过冬用的，但局面却没能支持到冬天。
那年九月，共匪自辽南调来早期向共匪投降的原六十军一八四师，由潘朔瑞率领，先向六十军进攻，然后再向六十军军长曾泽生劝降，并在六十军司令部的地下室内，设了一个联络电台，作为匪军和六十军的通讯工具。那个秘密，很快的就被长春情报单位负责人安震东获悉，并且报请郑洞国处理，但郑却不敢动手。
十月初旬，政府决定放弃长春，并派了一架P51机空投突围命令。当时的撤退计画是：新七军和六十军，向梅河口方面突围，然后由廖耀湘兵团接应，撤至沈阳。但这个命令，马上被六十军泄漏给匪方，于是共匪就预备了两个纵队截击，另派十一个独立师追踪，企图一举消灭新七军。
长春沦陷
依照撤退命令，预定十月十七日午夜十二时，开始突围，但十七日清晨，六十军却开始叛变。而且是一个计划十分周密的叛变。曾泽生首先以召开军事会议为名，先扣押了反对叛变的徐参谋长和五十二师师长李嵩和李的两个团长。
在叛乱的当时，曾泽生并且写了一封信给郑洞国，说明叛乱的理由，等郑洞国向他摇电话时，电话已经切断了！郑派兵团司令部的参谋长杨友梅访曾时，曾则闭门不见。
六十军叛变后，新七军和六十军，划大经路为界，六十军在大经路以东地区，新七军在大经路以西地区，互相警戒。中间则布满铁丝网和拒马。六十军的炮口，则对准新七军的司令部。
当时新七军的军长李鸿，正在患伤寒病，由副军长史说代行职务，史说是原先新一军的参谋长，他平时戴着深度的近视眼镜，他是一个优柔寡断的人，所以新七军也就失去了主宰。
十月十七日，郑洞国召集新七军的团长，举行紧急会议，说明匪军情况和六十军叛变的情形，然后征询“打不打”的意见。但在夜里他仍下达突围命令。然而那个命令，却没有发生效力。原因是新七军所属的六十一师第一团团长李卓彧和第二团团长姚凤翔，已经和匪方谈判“枪缴械，人回家”的条件，不想再突围了！
十月十八日拂晓时分，叛变的六十军和共匪部队换防，共匪开始入城。这时李卓彧和姚凤翔的投降计划，也为新七军副军长史说所接受。于是新七军也派了五个代表，由政工处长杨天挺率领，打着白旗，向匪军请降。
郑洞国自杀前后
郑洞国一直支持到十月二十日，他困守在中央银行，陪伴他的仅是三百人的特务营。在十九日那天，他曾一度准备自杀，当时他向中央拍了一通电报说：“曾部叛变，李部覆灭，洞国何为，誓与中央银行共存亡”。
据郑洞国的侧近后来告诉笔者说：郑国洞在十九日曾计划自杀，同时并与国防部派去的李萧两位视察官一道自杀。他们在办公室中，并每人写好一封遗书，各持左轮手枪一支。郑首先把堆在身旁的空投香烟，一脚踢开，然后躺在床上狂笑。但在几分钟后，他又把香烟拾起，恢复镇静。在邻室的李萧两视察官，见郑未履行协议，也就继续的活了下去。
十月二十日，一面白旗由第一兵团的参谋处长郭修甲举着，从地下室爬出来，向共匪请降。但这时却有一位无名英雄成仁了，他是郑洞国的中校副官，他拿了一挺冲锋枪，爬到中央银行的楼顶，向包围央行的匪军扫射，最后是他自己中弹殉职。从那时开始，长春沦陷了。
长春沦陷后，在沈阳所得到的消息，是郑洞国将军殉职，李鸿将军被俘，长春的守军没有像四平街一样，发生巷战。事后证实，部分是确实的，部分却是以讹传讹。不过郑洞国发给中央的电报，“誓与中央银行共存亡”一语，却成为当时各报的大字标题。
随军进入辽阳
在长春失守前三个月，国军五十二军刘玉章的部队，曾经收复辽阳。那是在当时一切情势逆转下，国军的一次胜利，但也是在东北回光返照的一次胜利。不过在当时我们却没有回光返照的感觉，对战局仍然充满信心。
国军收复辽阳的日期，是三十七年七月十五日，在军队收复辽阳的廿四小时后，笔者随同记者团和国军的后续部队，进入辽阳。第二天就坐军车，回到沈阳。回来后并写了一篇特写“再看辽阳”，刊在七月十七日的“新报”上。
我自沈阳逃难时，什么东西都没有带出，仅逃出一条性命。到台湾后，却有一位过去在长春青年训导班读书的学生，把我写的“再看辽阳”的剪报寄给我。那是我手边仅存的过去写的一篇稿子。每当我读它时，都不禁热泪盈眶。回忆过去的年华，过去的遭遇，像似一场梦和一缕青烟。下面便是我当年所写“再看辽阳”的原文。
辽阳在变
辽阳收复的二十四小时后，记者团的车子，便开进县城，第一个接受记者访问的市民，讲的第一句话是：“昨天和今天，便换了两个天下，一切都像似一场梦。”接着他呆呆的望着我，不再讲下去，眼睛里像似有泪，但流不出来。
辽阳的市民，确是变了，他们像作梦似的，就换了一个天下。因为昨天和今天，他们完全生活在两种不同的政治制度下，人物变了，事情变了，连人们的脸，也都变了！
在这一变又一变中，记者感到无限沉痛。因为记者三十五年第一次到辽阳时，看到的笑脸与希望的表情，如今再也找不到了！那整齐的街道，和完整的楼房，现在也都变得凹凸不平，弹痕累累，如今辽阳的人民，在仿徨、在迷惘，像是新从牢狱里放出来的囚徒。在打算着未来的生活。
这个方圆十里的小城，虽然已经收复了二十多个小时，然而仍然死气沉沉。一些也打不出新生的迹象。街上的几辆三轮车、空着车子，兜来兜去，商店虽然已经开了门，但没有买主，街上走着稀稀落落的行人，也都没精打采，若不是有几辆吉普车，风驰电掣的跑过去，我们真会感到这是一所没落了的大院落。
辽阳的晚上，一入黄昏，便宣布戒严，一轮明月，从云层里钻出来，照在这寂静在古城上，远处再传来几声炮响，使人感到这是一座荒凉的战场。
今日的辽阳，像似一个断了线的风筝，旧的放风筝人撒了手，新的放风筝人，还没有牵着引线，只有任着它在半空中，飘摇不定。讲经济，匪币已经失去效用，我们的流通券还没有运来，交易已经失去媒介。论行政，县府刚刚贴上一张白纸条，正为开会忙。一切显得杂乱无章。
浩劫五月
共匪从三十六年的旧历腊月廿七日，攻入辽阳，已经占据这个小城五个多月，人们在恐怖中没有平安的过一个旧历年，共匪带给辽阳的是恐怖与饥饿，因为他们入城后，就开始搜括粮食，然后再施行配给，控制人民的胃。一位姓王的小学生说：他的爸爸，在腊月廿七日那天，辽阳防守战中，中流弹死去，于是他失去念书的权利，他眼睁睁的看着共匪一车一车的拉走城里的粮食，他和他的母亲也就从高粱米的生活，降到吃榖糠的生活。在作梦中他常常梦到他父亲告诉他死得很屈。他又说：他的同学，进了共党学校念书的，近半年来，除了唱共党编的歌曲外，也没念到书。念到的仅是：“不爱爸爸，不爱妈妈，祇爱毛泽东和史大林。”
另外一位姓吴的老先生也告诉记者，辽阳被共党祸害完了，在这里没有了往日的文化气息，也找不到过往的繁荣，共匪留给辽阳的是富人穷了，穷人更穷了。一位中学教师告诉我说：共匪统治辽阳五个月零十二天，在政治上，用的手段是怀柔，因为辽阳城外，已经清算鬪争，而城内则仍然没有开始动作。
在辽阳城，记者团曾参观了魁星楼，高丽门，车站，水泥厂，麻袋工厂，魁星楼的顶端，已被炮火打塌，在麻袋工厂的房屋内，看到了许多枪孔和弹痕，那些都是两次防攻战，所遗留的痕迹。在城墙下面，我们在一片瓦砾上徘徊，想到共匪所使用的残酷的“人海战术”。
一般说来，辽阳的市民，对共匪都无好感，他们痛恨共匪的极权统治，也就是因为这些，好多老百姓都在担心辽阳会不会保得住，和辽阳会不会再遭共匪蹂躏。因此他们在说话时，也祇能说到适可而止，甚至在骂共匪之前，也要看看旁边的人。这些受难的青服民族，极其渴望政府有能力控制这个城市，永不再沦入共匪手中。
李运成论“战”
这次光复辽阳，首先进入县城的是五十二军李运成师长，这位讲话一口湖南腔的将军，在他的师部里，向记者团讲述收复县城的经过，他说：辽阳失守时，共匪从高丽门打入，这次他部队也先从高丽门攻了进去。他说，五十二军的部队，接到进攻辽阳的命令后，即澈夜准备，乘着暗夜，衔枚疾走，十五日天亮以前，渡过了太子河，向城东南角的麻袋，洋灰两工厂猛攻。不久就占领了上述的据点。同时更派出部队，由东城向城内伸展。另派一部份部队绕道南门堵击。这一“迅雷不及掩耳”的战术，使城内共匪，走投无路，乃缴械头诚。然后他再派兵扫荡西郊和车站一带的匪军残部。他说：五十二军从攻击到占领，总计不过三小时，实在是历次战役中所少见的。
当时在辽阳指挥作战的，除了廖耀湘司令官外，还有刘玉章将军和龙天武将军，当记者团访问驻军高级司令部时，他们三人正在围看一张军用地图，研究今后的战略。廖耀湘将军表示：国军克服辽阳后，有没有进一步的军事行动，要由辽阳剿匪总部来决定。
当然，辽阳收复之后，地方上的问题，马上便要接踵而来，譬如县城的粮食，已被共匪拉光，吃的问题，如何解决。已经由共匪分了的四乡土地，如何处理。共匪在时，高粱米每斤售匪币三千元，我们收复后便卖到流通券十五万元。普通日用品的售价，也比匪币高到三十倍到五十倍，这一连串的问题，如何解决。
辽宁省主席王铁汉将军，比记者团早八小时，抵达辽阳，他指示县长，今年的田禾，归耕种的人收割，但当王志仁县长，召集地方人士开会时，地方绅士，极力反对，实在是剿匪战中的一个阻力，有事时他们先逃，太平时回来捣乱。他们的脑子里，除了充满自私外，那里有什么国家，民族意识。这些人和贪官污吏勾结起来，刚好是共匪的爪牙。假如目前我们没有大刀阔斧的作风，说做就做的勇气，辽阳的残局就更难收拾。今日之战，已经到了组织对组织，干部对干部的时候，假如仍就像原先一样的腐化与低能，军队虽然打下辽阳，依然是一个累赘。
此文出自于衡的“此恨千秋——苏联红军在东北的奸淫掳掠与共匪踞东北之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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