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困长春 中共最狠心理战:夜半杀猪

围困的长春城 一次交白卷的采访

三十七年秋八月,距离沈阳六百公里的长春,被共匪包围得越来越紧,虽然从新闻电报中,读不到长春市民被围城后的生活情形,但从中央社长春分社的“参考消息”中,已经知道当时的新七军和六十军,不断发生严重的摩擦,市民们连“豆饼”也吃不到时,已经开始吃树叶了!当我从剿匪总部看到中央社的那些不对外发布,单供军政首长阅读的“参考消息”时,心中像压了一块重重的铅,因为在那个孤城中,有我的亲戚、朋友同事和学生。

有一天,我碰到空军第一军司令部的飞行科长宋寿椿上校,在聊天时,他告诉我长春的存粮,维持不到冬天,政府已经派飞机向长春空投粮食,作为军糈民食。有时派出C46运输机空投,有时派出B25轰炸机空投。由于我们在长春时,相处得极为融洽,他已经不把我看成一个新闻记者,因为我向他提出一个要求,希望随空投的飞机到长春的上空去采访一次。写一篇文章。

宋寿椿上校,当时的答复是:他要向上级请示一下,看看能不能获准。那时沈阳的第一军区司令是张廷孟将军,副司令是易国瑞将军。在当时有两位将军,常常亲自驾着飞机,飞往四平及长春一带侦察,一位是空军总部的副总司令王叔铭将军,另一位则是张廷孟将军。张廷孟和新闻记者接触不多,对记者也似乎没有什么好感,但我计划随机采访,他并没有反对。因此过了几天,宋寿椿上校告诉我说:上面已经原则同意我随机飞往长春,但有几个条件,第一不能告诉其它新闻同业,第二不能发布任何随机采访的新闻,第三不负安全的责任。理由是如果允许一个记者随机采访,其它记者提出同样的要求,军区司令部无法应付。因此随机采访也不能发布新闻。如果我同意三个条件,宋寿椿将替我安排时间。宋寿椿并说:如果我要不遵守诺言,就是出卖朋友,那时第一个受处分的就是他本人。

我当时未加思索的回答他:我愿意随机到长春上空去看看,回来后不写一个字的新闻报导。也绝对不会伤害朋友。当时的断然决定,只是基于一种好奇心,现在想来十分可笑和十分幼稚,因为新闻记者冒着危险随机去看空投,回来后又不能写一个字,岂不是白白浪费时间?

记得那是一个晴朗的初秋之晨,我登上了B25炸机。轰炸机上仿佛有七八个人,其中包括正驾驶和副驾驶、领航、上炮塔和下炮塔的射击手,还有几名士兵。机舱中堆了一些粮包,上面绑了降落伞。

我们的飞行大约在两万公尺左右,飞机经过四平,到了长春上空,绕了几周,士兵们开始打开舱门,把粮包推下。在长春上空,我什么也没看到,看到的仅是地面上放出一股一股的白烟,一位士兵告诉我说:那是郊区匪军发射的高射炮弹,因为我们飞得高,炮弹对我们却毫无威胁。飞去飞回,B25轰炸机,飞得十分平稳,也没有开枪向地面射击。在回程中,飞机的副驾驶,走出驾驶舱和我们聊天。

当晚宋寿椿和我通了一次电话,我告诉他,这是一次“交白卷的采访”,因为我除了看到地面上一股一股的白烟外之外,什么也没有看到。并请他安心睡觉,明天的报上,不会有一个字的空投报导。

尽管我那次的采访,毫无所获,但是我仍然感谢宋寿椿上校,对我的信任。信任我不至于违背诺言。

内无粮草,外无救兵

长春被共匪紧紧困住,是三十七年三月十五日四平陷匪以后,自那年的五月廿三日起,连小型的联络机,也无法在城区内的“皇宫机场”起落,名符其实的成了一个孤岛。因为守军的兵力薄弱,也无力出击,当时它的处境,真是“内无粮草,外无救兵”,因为自三十六年的十二月,潘裕昆所部的新一军三十师和五十师以及暂编五十三师,都被调往沈阳,长春仅留下了李鸿的三十八师,以及暂编五十六师和暂编六十一师,和由吉林撤到长春的云南部队第六十军。后来李鸿的第三十八师改编为新七军,李鸿也升任了军长,那就是防守长春的主力。

第六十军的军风纪,自吉林撤退后,一直不好,在吉林撤退时,且有掠夺事件发生,而由新一军三十八师扩编的新七军,在心理上就轻视六十军,因此这两个友军,一直就发生摩擦。

那年的五月中旬,新七军和六十军,在郑洞国将军指导下,自长春出击,出击的目的,则是扩张粮源,“抢粮”图存。当出击的行动开始后,新七军的卅八师和五十六师占领了距长春五十华里的小合隆,六十一师则攻下了长春以南三十华里的大镇范家屯,六十军的五十二师则占领长春东方廿五华里的兴隆山。但结果是“抢粮”的目的,丝毫没有达成。因为共匪在撤退时,已把粮食运走,出击的部队,仅在小合隆收购了几千斤粮食。

那次出击,既未打到共匪的主力,而且失去了人民对军队的信心。于是郑洞国又及早下达命令,要卅八师撤回长春。因为那次出击,长春唱的是“空城计”,怕共匪乘虚而入。

郑洞国的新部署是三十八师防守长春城区,六十一师第二团防守小合隆,五十六师一二两团防守大房身机场。五月廿三日晚间,郑在他的指辉部内,召集团长以上的军官,举行军事会议,就在开会时,匪军发动了一次攻势,小合隆和大房身的守军被围,经过一夜的战鬪,共匪“以大吃小”的战术成功了。在战鬪结束时,六十一师的第二团溃败,副团长被俘,五十六师的两个团,也全部瓦解,副师长王正国和两个副团长被俘。

洪熙街的惨象

当时的长春有人口六十万,部队五万余,五月以后,军方由于粮食问题严重,开始鼓励市民出城,并开放卡哨,但共匪却把放出的人,又赶回来。不过有一种情形例外,那就是凡是带出一支步枪或者机枪的予以放行。很明显的共匪是要市民吃光长春的粮食,减少长春的防卫能力。

进了七月,长春吃的问题,愈来愈为严重,守城部队,也以黄豆和豆饼作为主食,市内也有人因饥饿而死。于是市府下令,凡是可以充作食物的东西,不准随意搬动,由市府统一分配,而当时可以用作为食物的主要东西,则是造酒的曲子和豆饼。虽然酒曲并不好吃,但市民们仍然排队领取配给。

八月间,街头已有了弃尸,成群的野狗出去啃人尸体,然后人再杀狗,以狗肉充饥。那是当时的珍品。在无法忍受的情形下,人们潮水般涌向城外,但到了洪熙街的国军卡哨外,共匪仍不放行,有许多人向前冲,共匪就用机枪扫射,想回城国军也不准许,于是留在洪熙街地区的近十万市民,形成了一个人吃人的世界。从市区出来,带着少许食品的人,一下子就被人抢光,老弱妇孺,常被人践踏而死。当时的情势是先出市区的人,抢后出市区人的东西吃。不过也有少数人,爬出洪熙街的铁丝网。突破共匪的封锁线,逃得一命。另外则是匪军谍报人员,向持有黄金的人,售卖“窝窝头”,难民们用一个金戒子,可以向匪特买两个窝窝头,一两黄金,可以买五个窝窝头。但当囊中金尽时,也就临近死期。

我有好几个朋友,死于洪熙街的逃亡潮中。但也有极少数的人,从大劫数中,保住一条性命,当时从洪熙街爬出的文艺作家王光逖,便写了一篇“爬、爬、爬、爬出了长春”,给北平“益世报”,读来一字一泪。王光逖也由于那篇文章,而被“益世报”聘为记者。

据逃出洪熙街的一位朋友告诉我说:在饥饿中,在生死的边缘上,人为了求生,什么事都做得出,熬到最后,甚至连求死的勇气和愤怒的情绪,也完全消失。当时的洪熙街,真如同神话中的酆都城。

吃酒曲和树叶的市民

读者们-特别是年轻一代的读者们,也许没有人相信,民国三十七年秋天,长春的食米,每市斤会卖到一亿二千万元,在数学上是九位数字。更不会有人相信,在那个时候,还会有人用抬高物价的方式发财。但当时,确实有人囤积居奇。

我的朋友韩道诚教授,当年他在新七军政工处任科长——后来告诉我说:“那年的中秋节,军方把储备过冬的食粮中,抽出了一部份,发了一天实物,算是犒赏,那是长春笼城中,几个月来吃得最饱的一次。也是他一生中,记忆最深刻的事。”韩道诚特别提到,“那年八月中秋,困居长春的市民,吃完酒曲和豆饼之后,都面部浮肿,当人们,连树叶都吃光时,共匪却在更深人静时,故意杀猪,把猪的叫声,用扩音器,向驻军地区播放。那种心战方式,真是最狠毒的一遭。”

本文出自于衡先生的“此恨千秋——苏联红军在东北的奸淫掳掠与共匪踞东北之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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