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火贸易暴利　贺鹏飞的“军事机密”

军火贸易一直是国际政治舞台上最神秘、最敏感的话题之一。中共政权在实行改革开放以来，在军火贸易问题上已经越来越受到海外的关注，并为传闻它曾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核设施而深感不安。

中共军队的军火贸易向来都是由众多高级干部子女暗中操纵的，海外媒介对王震的儿子王军、王兵，邓小平的女婿贺平等人从事这一活动早已多有报导。不错，王军曾任过中共军队内正牌的军火公司保利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是资平。事实上，统管中共军队内军火贸易的最高头目很长时间是贺龙元帅的儿子贺鹏飞，职务是解放军总参谋部装备部部长兼军事贸易局局长，一九九二年还有传说他是副总参谋长的候选人之一。

但在一九九三年初，贺鹏飞离开总参，出任海军副司令员，军衔中将。

贺龙有一子三女

贺龙的婚姻关系详情难以查考，“文革”中，红卫兵撰写的“大字报”曾揭露他年轻时生活荒唐，情调庸俗低级。

有大字报说：“据不完全统计，贺龙一生曾换过九个老婆。早在当土匪的时候，到大街上看见年轻美貌的姑娘，扛起来就走”台北出版的《中共人名录》说：“贺龙早年任旅长时曾娶妻并纳两妾。南昌暴动妻死妾散，后在湘西再娶赛先任为妻，宠爱殊深，长随左右。目前公开之资料，其妻为薛明。”

无论是“文革”的大字报，还是海外关于研究中共人事问题的出版物，都无法查证落实贺龙妻子的准确数量。不过这不重要，今天说来具有现实意义的是，他的一子三女如今在大陆政坛上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长女贺捷生文革的悽惨遭遇

赛先任，湖南慈利人，出身豪门。一九二六年读中学时参加中共外围组织，同年加入共青团，次年转成共产党员，在长沙做学运工作。一九二九年，在湘鄂边区参加红军，不久嫁给贺龙。

赛先任到达延安后，即被送到抗日军政大学学习，不久便同毛泽东当时的夫人贺子珍、李维汉当时的夫人金维映一样，被送到苏联“学习”。当然，结果是这三个人的丈夫各自娶了一个投奔延安的城市女大学生为妻。

从苏联回来以后，赛先任任过保卫科科长、县委副书记等职，甚至直接指挥过与数十倍敌军的血战而幸存下来。中共建政后，她担任了中央组织部副秘书长、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和全国政协常委等职，一九八五年底离休。

“长征”途中，赛先任为贺龙生下一女，取名贺捷生。在此之前，她生过一个女孩，取名红红，因病夭折。

贺捷生随同红军到达陕北后，抗日战争爆发。贺龙南征北战，妻子又被送往苏联“学习”，祗好把女儿送回湖南桑植老家托人带养。直到中共建政后，贺徒生才回到父亲身旁，但此时妈妈已经不是原来那个了。一九五五年，贺捷生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后分配到青海民族学院教书，在那里工作了五年，竟无人知道她是贺龙的女儿。

文革期间，受父亲问题的牵连，贺捷生被剥夺公民权利，下放劳动改造，被审查五年之久。

在此期间，贺捷生的前任丈夫离婚而去，接着父亲惨死，继而，十二岁的女儿上吊自杀。不久，第二任丈夫又被迫害致死。直到林彪死后，她才回到北京，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工作。

一九七五年四月，贺捷生上书毛泽东，要求寻找贺龙遗骸，补行丧礼，讣告国人。六月，她得到通知，贺龙的骨灰安置一事将保密，“不致悼词、不献花圈、不致丧、不报导、不宣传”。她十分愤怒，再次上书毛泽东，并请邓颖超转信给周恩来。周恩来在医院得知，当即给毛泽东写信，附上贺捷生的信。过了两天，周恩来打电话给贺捷生，表示将前往贺龙骨灰安葬仪式并亲临致词。

贺捷生在文革末期十分活跃，同不少文革一度被打倒，后又陆续复出的中共元老们关系密切。贺捷生身上经常带着秘密材料。为了藏材料，她夏天在裙子里缝了一个夹层，冬天在棉袄夹层里做了一个口袋。她不会抽烟，随身却总带着一包烟和一个打火机，是为了在紧急的时候销毁材料。

一九七五年，贺捷生受邓小平秘密指派，与白桦、范曾、张锲等人一起搜集江青的材料。

贺晓明、贺黎明“做贸易”

抗战爆发后，“革命圣地”延安吸引了大批左翼青年学生前往。洋学生的到来一度使中共高级干部们换妻成风，从毛泽束往下，刘少奇、邓小平、彭德怀、林彪、叶剑英、李维汉、王震、贺龙等一大批中共领导人，先后都从这些大城市来的女学生中物色到了“革命伴侣”。其中贺龙选中了薛明，林彪相中了叶群。

薛明曾为叶群好友，两人曾同时从京津流亡到南京，再到延安。后来却因其丈夫之间的权力斗争反目成仇。

薛明一九四二年嫁给贺龙后，共为他育有两女一子。女贺晓明、贺黎明（又明），子贺鹏飞。

贺晓明曾在北京市旅游局外事办工作，后投入彭真之女傅彦所办的富利公司。

贺黎明“文革”之后毕业于北京外贸学院，一九八三年曾在香港光大实业公司事务部当秘书。“文革”初期她曾到廖承志家避难，后与廖承志之子廖平结为夫妻。

可能是因为大陆上的“官倒”们对“倒买倒卖”这句话觉得刺耳，对“投机倒把”之类的词就更不爱听，所以都习惯把自己所从事的那一行称为“做贸易”。据说薛明的两个女儿至今仍把她们的这项事业做得十分红火。

贺鹏飞大学考了三年

“文革”中，北京红卫兵所办的《体育战报》揭露贺龙、薛明夫妇对儿女们的娇生惯养，“从小就让贺鹏飞学会了骑马，开摩托、汽车”。

贺鹏飞与彭真、刘少奇、李井泉、邓小平等中南海里的几个中共党政要员的孩子关系要好，曾经担任第五届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李井泉有两个孩子，一个叫李黎风，一个叫李明清。两人从小在贺龙家长大，与贺鹏飞关系十分要好，经常一起开着汽车到野外打猎。

贺鹏飞小学时先后在北京育才学校和八一学校就读。当时，这两所学校收取学生的条件是，父母级别必须达到地方的司局级和军队的师级以上，每个班的学生除了教师而外，都配有专职保育员，以照料接班人平日住校时的吃、喝、拉、撒、睡。

贺鹏飞高中毕业，高考成绩离清华大学的录取成绩相差甚远。像他们这样的中共权贵子女，本可以被保送进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只要“政治可靠”，学习成绩并不十分重要。昔日北京男四中每年都要有一批高干子女被保送进哈军工。但不知为什么，贺龙偏偏就要让贺鹏飞进清华。

有人说，哈军工是解放军大将陈赓一手创办，而陈赓素来对贺龙这位“两把菜刀闹革命”出身的元帅不大服气（两人都参加过南昌暴动，资格不相上下），时有微词，是故，贺龙不愿让自己的孩子到哈军工去。

可是，贺鹏飞竟连续两年没有考上大学，一直留在男四中高中三年级补习。一九六四年，男四中校方感到对他实在没有信心，只好恳求清华大学为他破格。清华大学校长蒋南翔没有办法，只好提出条件，清华大学为贺鹏飞破格，但同时也要搭上另一个男四中的学生。这个学生也是同贺鹏飞一样，高中毕业几年没有能够进入大学，原因同贺鹏飞相反，成绩极好，可“家庭出身”不好。

陈云之子陈元在美国访问时，有美国学者问他，当年进清华大学是否完全是凭成绩，他回答说：当时在清华读书的绝大多数中共高干子女都是凭成绩考进去的，唯有一个军队干部的子女是凭“关系”进去的，却招致其他高干子女的强烈反感，认为这种行为有损于高干子女们的群体形像。陈元说的这个“军队干部子女”，显然指的是贺鹏飞。

由“红五类”变成“狗崽子”

“文革”初期，贺鹏飞成了清华大学掀起“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首要人物，刘少奇的儿女刘涛，李井泉的孩子李黎风成为他的主要副手，并集合王维舟（曾任中共西南局副书记）之子王新民、王诤（原国务院四机部部长）之子王苏民、乔冠华（国务院原外交部长）之子乔宗淮、胡克实（原共青团中央书记）之子胡劲波、刘宁一（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之女刘菊芬形成了一个高干子弟圈。

清华大学的学生说，贺鹏飞的消息非常灵通，旗帜鲜明地支持刘少奇，甚至在集会上高呼“谁反对刘少奇谁他妈就是反革命”。后来，随着父母相继被打倒，他们本人也一个个从红五类变成了“狗患子”，唯有刘涛反戈一击。

当时，刘涛竟公开与刘少奇决裂，而且揭露出贺龙是贺鹏飞后的“军手”，说贺鹏飞的一言一行都是按照家长的意志行事的。贺鹏飞所写六张有份量的大字报全部是经过其母薛明和贺龙的秘书何某看过和修改过后，才拿到学校来抄写的。高干子弟在贺龙家里召开会议时，贺龙、李井泉也都亲自参加，并做了重要指示，贺龙的小汽车一度成了刘涛和贺鹏飞的专车。

贺龙被打成反革命后，中共当局通缉抓拿贺鹏飞，贺鹏飞和贺小（晓）明把妹妹贺黎明藏到廖承志家后，兄妹连夜逃出北京，改名换姓，在一条往返津沪的货船上当苦力为生。当时贺鹏飞大学尚未毕业，周恩来经过多方打听才找到他们兄妹的下落，并担保不再逮捕他们，贺鹏飞和贸小明才回到学校继续学业。

一九六七年十月，贺鹏飞犯了重病，无法就医，尚未被打倒的陈毅仗义执言，才把他送进了医院。但一场大病还没有痊愈，新的迫害又落到了他的头上。中共当局以“企图外逃”的罪名把贺鹏飞、贺黎明兄妹及其他一些高干子弟送进少年管教所关押审讯了半年多。

贺黎明从少年管教所出来后，被下放到陕北“插队落户”，贺鹏飞则进了甘肃武威一家汽车修理工厂当工人。

“文革”后，机械专业出身的贺鹏飞进入了北京市机械进出口公司。工作期间，与当时在该公司任资料员的冯璐恋爱结婚。冯璐是冯基平的女儿。冯基平在北京主持政法工作期间，冯基平的政绩之一就是亲由目筹建了专门关押政治犯的北京秦城监狱。当时，该监狱的功能有二，一是关押党内政治异己，比如随高岗倒台的前中共中央组织部长饶漱石就长期关押在这里；二是关押够级别的战犯，比如末代皇帝溥仪释放前就曾在这里生活过。

毛泽东于文革之初将冯基平关进他亲自督建起来的秦城监狱。当时，曾任毛泽东俄文秘书的师哲也关押其中，冯基平感慨地对师哲说：真没想到我建的监狱竟是用来关押我自己的。早知如此，就会把这里的条件弄得好一点了。

贺鹏飞呛老江

贺鹏飞曾经和邓朴方、罗点点（解放军大将罗瑞卿之女）等高干子女应邀到北京大学做一次演讲，控诉“四人帮”在“文革”中对他们父母的残酷迫害。贺鹏飞在讲台上讲得“慷慨激昂，声泪俱下”，获取了不少大学生的同情。但台下也有熟知他当年造反史的高干子弟揭露说：“贺鹏飞只讲自已如何如何受迫害，怎么不讲讲‘文革’初始的时候他怎么迫害人家？当年不正是你贺鹏飞带着一帮红卫兵冲进罗瑞卿家中，把罗点点打得半死吗？”

据说，贺鹏飞在一九八九年民运中是支持镇压的强硬派。香港的报刊报导，江泽民曾在一次中共的政治局会议上，提出要处理一批高干子女经商问题。贺鹏飞为此打电话给江泽民说：“老江呵老江，你做得差不多就可以了，不要把事情做得太绝，我已经不是高干子弟，而是高级干部。你管得着吗？我的子女才是‘高干子女’呢。”

海外的这种报导当然可信性不强，因为贺鹏飞毕竟同他父亲的出身有区别，同时更没有他父亲当年在中共政坛上飞扬跋扈的资本。但这并不等于贺鹏飞在他自己统辖的系统内不会耀武扬威，拚命扩张自己的势力。

贺鹏飞极力主张犷张军力

发生在贺鹏飞参军前后的中越战争，是中共军队战略思想产生深刻转变的时期。那场不能用“正义”二字定义的战争，使数以万计年轻人的生命在不该结束的时候悲壮地结束了。

事后，对于中共军队的诸位军头，特别是邓小平而言，表面上嘴硬，宣传如何以微小的代价消灭了顽敌大量力量，实际上却看到了己方兵员大量伤亡的问题症结在于“肉搏战术”，和“人海战术”，在现代战争中彻底失灵。也就是中共军队地面部队缺乏一支现代化战争所应具备的所有条件，如火力、机动性、先进的通讯联络及后勤保障等等。

贺鹏飞当时所在的总参装备部，可以说是中共军队武器统筹计划的最高执行机构。贺鹏飞不但负责全军武器的分配，而且与军工部门甚至国际军火商进行秘而不宣的各种合作、交易。新闻媒介对中共军队武器的有关报导是很笼统而模糊的，不过，这些报导给人总的印象却很深刻，近年来为中共军队提供更先进和质量更高的武器装备方面取得了很大成就，而这一点已为西方军事观察家所注意。

尽管我们无法确定贺鹏飞在其间到底起了多大的作用，或者说他在军中的地位到底如何，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贸鹏飞支持邓小平的裁军计划，极力主张扩张军力的要领在于装备现代化，而且要自力更生。

一九九一年三月，贺鹏飞以解放军代表的身份参加全国人大会议，在会议的讨论中说：“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是我军武器装备现代化的基础，一个国家的军队现代化是不能靠花钱买的，尤其是像我们这样的国家。买来的现代化，关键时候就要受制于人，是靠不住的。我们要靠山自己的力量卧薪尝胆，发愤图强，把武器装备现代化搞上去。”

一显身手

一九九二年四月二十一日，美国一媒体选以大篇幅刊登出该报驻北京记者纪思道的特别报导，文中引述北京中央政府的一份内部参考文件分析说：中共一方面反复思考一九九O年以来国际新秩序的意义，一方面把大量经费投入军事方面，自一九八九年以来增加了百分之五十，而且把所谓的“民用核子技术”售予阿尔及利亚和伊朗。中共发出的讯息似乎是，虽然苏联瓦解已使中共失去战略重要性，中共仍有相当能力扰乱冷战后的世界格局。

报导中说：中共在九十年代一项令人费解的行动是，在它的军事威胁减少之际，它却把大量经费投入军事方面，更有甚者，中共寻求把军力投入国外，它在这一方面的努力包括全力获得战斗机的空中加油能力以及建立深水海军，最后并试图建造航空母舰。

不过，纪思道的文章中没有分析到，中共近几年在大幅度增加军费开支的同时，却还在大量裁军，以减少人员开支。从而使新增经费全都补充进装备费开支，所以，中共的大规模扩军实际上是扩充和更新军事装备，这当然就给了当时的贺鹏飞这位解放军装备部长一个大显身手的绝好机会。

苏联共产党政权“自杀”以后，中共领导人对“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的问题表现出了强烈的担忧，而贺鹏飞等解放军军中少壮派势力则充份利用这个机会，促使决策层不惜血本支持他们把军事装备现代化向前大大推进一步。

自然，中共军队一直在试图获取西方各国精良的武器装备，只不过更喜欢获取技术转让许可，方式很灵活。在外国供应商拒绝转让技术，或中国为克服防务中的一些危险弱点而迫切需要某些产品的情况下，中共军队便会爽快地同意成交。

大体而言，贺鹏飞当时主持的装备部、中国新时代公司（下属企业有负责导弹生产的精密机械进出口总公司、负责军械器材和地面部队装备的中国北方工业公司、负责飞机和航天系统的中国电子进出口总公司、中国国家航空技术进出口总公司等）、国防科工委已就购买或合作生产军队装备达成了相当广泛的交易，共同促进为中共军队海陆空三军实现现代化急需的各种武器装备、地对空导弹、运输机、舰艇道式导弹设备、防化学武器设备、自动地雷、水对水导弹、潜舰建造之类。或飞弹技术方面的报导。同一天的《华盛顿邮报》头版头条消息却称布什政府正在调查此事。

据说贺鹏飞在从事军火进口的同时，还顺带采购了一些军民两用（有的其实就是民用）产品，为军队甚至为某些个人谋取暴利（至今尚未有称贺鹏飞本人涉嫌谋取了多少个人私利的报导）。

中共大量出口武器的暴利

如果说中国大陆进口军用品还是低于人们当初的意料，那么其武器的出口则使观察家们大为惊讶。在贺鹏飞从军之前，中共出于复杂的原因，毛泽东总是无偿地对某些国家进行军火援助。邓小平时代开始增大了兵器工业的生产能力，拓展了急于需要大量购买中共军队所能提供武器的合适的新市场。中共不再忌讳参加国际武器展览会，在西方的防务刊物上登广告，一九八六年十一月，中共在北京还举行了一次盛大的武器评估展览会，在会上展出了供出口的各种武器。军火出口步伐的加快不仅使中共获得巨额外汇，而且从政治层面而言，可以使中共得到意外的收获，例如许多需要武器的第三世界国家，为中共在国际舞台上不遗余力地助威呐喊。最明显的一次是一九九二年三月联合国一个谴责中共人权记录的议案未能通过，就是因为巴基斯坦带头支持中共。而巴国正是中共出口军火的主要对象之一。

从事军火贸易是一本万利的买卖，同时又可以藉“军事机密”为由不让外界所知。所以，从贺鹏飞到中共众多高干子女都对此十分热衷。贺鹏飞就像文化大革命初期在清华大学搞红卫兵组织一样，在解放军总参谋部也聚集了一批家庭显赫的中共高干子女，如邓小平女婿贺平（邓榕之夫）、杨尚昆女婿王小朝（杨李之夫）等等。

尽管大陆新闻界从不准暴露“黑暗面”，但海外媒介不断揭露出的中共高干子女“倒军火”的消息，还是通过各种渠道传进了中国大陆，使得像贺鹏飞这样本来就因为升官大怏而在老百姓中名声不好的高干子女，公众形像更加糟糕。

（本文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