軍火貿易暴利　賀鵬飛的「軍事機密」

軍火貿易一直是國際政治舞台上最神秘、最敏感的話題之一。中共政權在實行改革開放以來，在軍火貿易問題上已經越來越受到海外的關注，並為傳聞它曾向發展中國家提供核設施而深感不安。

中共軍隊的軍火貿易向來都是由眾多高級幹部子女暗中操縱的，海外媒介對王震的兒子王軍、王兵，鄧小平的女婿賀平等人從事這一活動早已多有報導。不錯，王軍曾任過中共軍隊內正牌的軍火公司保利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長，總經理是資平。事實上，統管中共軍隊內軍火貿易的最高頭目很長時間是賀龍元帥的兒子賀鵬飛，職務是解放軍總參謀部裝備部部長兼軍事貿易局局長，一九九二年還有傳說他是副總參謀長的候選人之一。

但在一九九三年初，賀鵬飛離開總參，出任海軍副司令員，軍銜中將。

賀龍有一子三女

賀龍的婚姻關係詳情難以查考，「文革」中，紅衛兵撰寫的「大字報」曾揭露他年輕時生活荒唐，情調庸俗低級。

有大字報說：「據不完全統計，賀龍一生曾換過九個老婆。早在當土匪的時候，到大街上看見年輕美貌的姑娘，扛起來就走」臺北出版的《中共人名錄》說：「賀龍早年任旅長時曾娶妻並納兩妾。南昌暴動妻死妾散，後在湘西再娶賽先任為妻，寵愛殊深，長隨左右。目前公開之資料，其妻為薛明。」

無論是「文革」的大字報，還是海外關於研究中共人事問題的出版物，都無法查證落實賀龍妻子的準確數量。不過這不重要，今天說來具有現實意義的是，他的一子三女如今在大陸政壇上扮演什麼樣的角色。

長女賀捷生文革的悽慘遭遇

賽先任，湖南慈利人，出身豪門。一九二六年讀中學時參加中共外圍組織，同年加入共青團，次年轉成共產黨員，在長沙做學運工作。一九二九年，在湘鄂邊區參加紅軍，不久嫁給賀龍。

賽先任到達延安後，即被送到抗日軍政大學學習，不久便同毛澤東當時的夫人賀子珍、李維漢當時的夫人金維映一樣，被送到蘇聯「學習」。當然，結果是這三個人的丈夫各自娶了一個投奔延安的城市女大學生為妻。

從蘇聯回來以後，賽先任任過保衛科科長、縣委副書記等職，甚至直接指揮過與數十倍敵軍的血戰而倖存下來。中共建政後，她擔任了中央組織部副秘書長、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委員和全國政協常委等職，一九八五年底離休。

「長征」途中，賽先任為賀龍生下一女，取名賀捷生。在此之前，她生過一個女孩，取名紅紅，因病夭折。

賀捷生隨同紅軍到達陝北後，抗日戰爭爆發。賀龍南征北戰，妻子又被送往蘇聯「學習」，祗好把女兒送回湖南桑植老家託人帶養。直到中共建政後，賀徒生才回到父親身旁，但此時媽媽已經不是原來那個了。一九五五年，賀捷生考入北京大學歷史系，畢業後分配到青海民族學院教書，在那裡工作了五年，竟無人知道她是賀龍的女兒。

文革期間，受父親問題的牽連，賀捷生被剝奪公民權利，下放勞動改造，被審查五年之久。

在此期間，賀捷生的前任丈夫離婚而去，接著父親慘死，繼而，十二歲的女兒上吊自殺。不久，第二任丈夫又被迫害致死。直到林彪死後，她才回到北京，在中國歷史博物館工作。

一九七五年四月，賀捷生上書毛澤東，要求尋找賀龍遺骸，補行喪禮，訃告國人。六月，她得到通知，賀龍的骨灰安置一事將保密，「不致悼詞、不獻花圈、不致喪、不報導、不宣傳」。她十分憤怒，再次上書毛澤東，並請鄧穎超轉信給周恩來。周恩來在醫院得知，當即給毛澤東寫信，附上賀捷生的信。過了兩天，周恩來打電話給賀捷生，表示將前往賀龍骨灰安葬儀式並親臨致詞。

賀捷生在文革末期十分活躍，同不少文革一度被打倒，後又陸續復出的中共元老們關係密切。賀捷生身上經常帶著秘密材料。為了藏材料，她夏天在裙子裡縫了一個夾層，冬天在棉襖夾層裡做了一個口袋。她不會抽煙，隨身卻總帶著一包煙和一個打火機，是為了在緊急的時候銷毀材料。

一九七五年，賀捷生受鄧小平秘密指派，與白樺、範曾、張鍥等人一起蒐集江青的材料。

賀曉明、賀黎明「做貿易」

抗戰爆發後，「革命聖地」延安吸引了大批左翼青年學生前往。洋學生的到來一度使中共高級幹部們換妻成風，從毛澤束往下，劉少奇、鄧小平、彭德懷、林彪、葉劍英、李維漢、王震、賀龍等一大批中共領導人，先後都從這些大城市來的女學生中物色到了「革命伴侶」。其中賀龍選中了薛明，林彪相中了葉群。

薛明曾為葉群好友，兩人曾同時從京津流亡到南京，再到延安。後來卻因其丈夫之間的權力鬥爭反目成仇。

薛明一九四二年嫁給賀龍後，共為他育有兩女一子。女賀曉明、賀黎明（又明），子賀鵬飛。

賀曉明曾在北京市旅遊局外事辦工作，後投入彭真之女傅彥所辦的富利公司。

賀黎明「文革」之後畢業於北京外貿學院，一九八三年曾在香港光大實業公司事務部當秘書。「文革」初期她曾到廖承志家避難，後與廖承志之子廖平結為夫妻。

可能是因為大陸上的「官倒」們對「倒買倒賣」這句話覺得刺耳，對「投機倒把」之類的詞就更不愛聽，所以都習慣把自己所從事的那一行稱為「做貿易」。據說薛明的兩個女兒至今仍把她們的這項事業做得十分紅火。

賀鵬飛大學考了三年

「文革」中，北京紅衛兵所辦的《體育戰報》揭露賀龍、薛明夫婦對兒女們的嬌生慣養，「從小就讓賀鵬飛學會了騎馬，開摩托、汽車」。

賀鵬飛與彭真、劉少奇、李井泉、鄧小平等中南海裡的幾個中共黨政要員的孩子關係要好，曾經擔任第五屆全國人大副委員長的李井泉有兩個孩子，一個叫李黎風，一個叫李明清。兩人從小在賀龍家長大，與賀鵬飛關係十分要好，經常一起開著汽車到野外打獵。

賀鵬飛小學時先後在北京育才學校和八一學校就讀。當時，這兩所學校收取學生的條件是，父母級別必須達到地方的司局級和軍隊的師級以上，每個班的學生除了教師而外，都配有專職保育員，以照料接班人平日住校時的吃、喝、拉、撒、睡。

賀鵬飛高中畢業，高考成績離清華大學的錄取成績相差甚遠。像他們這樣的中共權貴子女，本可以被保送進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只要「政治可靠」，學習成績並不十分重要。昔日北京男四中每年都要有一批高幹子女被保送進哈軍工。但不知為什麼，賀龍偏偏就要讓賀鵬飛進清華。

有人說，哈軍工是解放軍大將陳賡一手創辦，而陳賡素來對賀龍這位「兩把菜刀鬧革命」出身的元帥不大服氣（兩人都參加過南昌暴動，資格不相上下），時有微詞，是故，賀龍不願讓自己的孩子到哈軍工去。

可是，賀鵬飛竟連續兩年沒有考上大學，一直留在男四中高中三年級補習。一九六四年，男四中校方感到對他實在沒有信心，只好懇求清華大學為他破格。清華大學校長蔣南翔沒有辦法，只好提出條件，清華大學為賀鵬飛破格，但同時也要搭上另一個男四中的學生。這個學生也是同賀鵬飛一樣，高中畢業幾年沒有能夠進入大學，原因同賀鵬飛相反，成績極好，可「家庭出身」不好。

陳雲之子陳元在美國訪問時，有美國學者問他，當年進清華大學是否完全是憑成績，他回答說：當時在清華讀書的絕大多數中共高幹子女都是憑成績考進去的，唯有一個軍隊幹部的子女是憑「關係」進去的，卻招致其他高幹子女的強烈反感，認為這種行為有損於高幹子女們的群體形象。陳元說的這個「軍隊幹部子女」，顯然指的是賀鵬飛。

由「紅五類」變成「狗崽子」

「文革」初期，賀鵬飛成了清華大學掀起「批判修正主義教育路線」的首要人物，劉少奇的兒女劉濤，李井泉的孩子李黎風成為他的主要副手，並集合王維舟（曾任中共西南局副書記）之子王新民、王諍（原國務院四機部部長）之子王蘇民、喬冠華（國務院原外交部長）之子喬宗淮、胡克實（原共青團中央書記）之子胡勁波、劉寧一（原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之女劉菊芬形成了一個高幹子弟圈。

清華大學的學生說，賀鵬飛的消息非常靈通，旗幟鮮明地支持劉少奇，甚至在集會上高呼「誰反對劉少奇誰他媽就是反革命」。後來，隨著父母相繼被打倒，他們本人也一個個從紅五類變成了「狗患子」，唯有劉濤反戈一擊。

當時，劉濤竟公開與劉少奇決裂，而且揭露出賀龍是賀鵬飛後的「軍手」，說賀鵬飛的一言一行都是按照家長的意志行事的。賀鵬飛所寫六張有份量的大字報全部是經過其母薛明和賀龍的秘書何某看過和修改過後，才拿到學校來抄寫的。高幹子弟在賀龍家裡召開會議時，賀龍、李井泉也都親自參加，並做了重要指示，賀龍的小汽車一度成了劉濤和賀鵬飛的專車。

賀龍被打成反革命後，中共當局通緝抓拿賀鵬飛，賀鵬飛和賀小（曉）明把妹妹賀黎明藏到廖承志家後，兄妹連夜逃出北京，改名換姓，在一條往返津滬的貨船上當苦力為生。當時賀鵬飛大學尚未畢業，周恩來經過多方打聽才找到他們兄妹的下落，並擔保不再逮捕他們，賀鵬飛和貿小明才回到學校繼續學業。

一九六七年十月，賀鵬飛犯了重病，無法就醫，尚未被打倒的陳毅仗義執言，才把他送進了醫院。但一場大病還沒有痊癒，新的迫害又落到了他的頭上。中共當局以「企圖外逃」的罪名把賀鵬飛、賀黎明兄妹及其他一些高幹子弟送進少年管教所關押審訊了半年多。

賀黎明從少年管教所出來後，被下放到陝北「插隊落戶」，賀鵬飛則進了甘肅武威一家汽車修理工廠當工人。

「文革」後，機械專業出身的賀鵬飛進入了北京市機械進出口公司。工作期間，與當時在該公司任資料員的馮璐戀愛結婚。馮璐是馮基平的女兒。馮基平在北京主持政法工作期間，馮基平的政績之一就是親由目籌建了專門關押政治犯的北京秦城監獄。當時，該監獄的功能有二，一是關押黨內政治異己，比如隨高崗倒臺的前中共中央組織部長饒漱石就長期關押在這裡；二是關押夠級別的戰犯，比如末代皇帝溥儀釋放前就曾在這裡生活過。

毛澤東於文革之初將馮基平關進他親自督建起來的秦城監獄。當時，曾任毛澤東俄文秘書的師哲也關押其中，馮基平感慨地對師哲說：真沒想到我建的監獄竟是用來關押我自己的。早知如此，就會把這裡的條件弄得好一點了。

賀鵬飛嗆老江

賀鵬飛曾經和鄧樸方、羅點點（解放軍大將羅瑞卿之女）等高幹子女應邀到北京大學做一次演講，控訴「四人幫」在「文革」中對他們父母的殘酷迫害。賀鵬飛在講台上講得「慷慨激昂，聲淚俱下」，獲取了不少大學生的同情。但台下也有熟知他當年造反史的高幹子弟揭露說：「賀鵬飛只講自已如何如何受迫害，怎麼不講講‘文革’初始的時候他怎麼迫害人家？當年不正是你賀鵬飛帶著一幫紅衛兵衝進羅瑞卿家中，把羅點點打得半死嗎？」

據說，賀鵬飛在一九八九年民運中是支持鎮壓的強硬派。香港的報刊報導，江澤民曾在一次中共的政治局會議上，提出要處理一批高幹子女經商問題。賀鵬飛為此打電話給江澤民說：「老江呵老江，你做得差不多就可以了，不要把事情做得太絕，我已經不是高幹子弟，而是高級幹部。你管得著嗎？我的子女才是‘高幹子女’呢。」

海外的這種報導當然可信性不強，因為賀鵬飛畢竟同他父親的出身有區別，同時更沒有他父親當年在中共政壇上飛揚跋扈的資本。但這並不等於賀鵬飛在他自己統轄的系統內不會耀武揚威，拚命擴張自己的勢力。

賀鵬飛極力主張獷張軍力

發生在賀鵬飛參軍前後的中越戰爭，是中共軍隊戰略思想產生深刻轉變的時期。那場不能用「正義」二字定義的戰爭，使數以萬計年輕人的生命在不該結束的時候悲壯地結束了。

事後，對於中共軍隊的諸位軍頭，特別是鄧小平而言，表面上嘴硬，宣傳如何以微小的代價消滅了頑敵大量力量，實際上卻看到了己方兵員大量傷亡的問題癥結在於「肉搏戰術」，和「人海戰術」，在現代戰爭中徹底失靈。也就是中共軍隊地面部隊缺乏一支現代化戰爭所應具備的所有條件，如火力、機動性、先進的通訊聯絡及後勤保障等等。

賀鵬飛當時所在的總參裝備部，可以說是中共軍隊武器統籌計畫的最高執行機構。賀鵬飛不但負責全軍武器的分配，而且與軍工部門甚至國際軍火商進行秘而不宣的各種合作、交易。新聞媒介對中共軍隊武器的有關報導是很籠統而模糊的，不過，這些報導給人總的印象卻很深刻，近年來為中共軍隊提供更先進和質量更高的武器裝備方面取得了很大成就，而這一點已為西方軍事觀察家所注意。

儘管我們無法確定賀鵬飛在其間到底起了多大的作用，或者說他在軍中的地位到底如何，但有一點是肯定的，那就是貿鵬飛支持鄧小平的裁軍計畫，極力主張擴張軍力的要領在於裝備現代化，而且要自力更生。

一九九一年三月，賀鵬飛以解放軍代表的身份參加全國人大會議，在會議的討論中說：「獨立自主，自力更生是我軍武器裝備現代化的基礎，一個國家的軍隊現代化是不能靠花錢買的，尤其是像我們這樣的國家。買來的現代化，關鍵時候就要受制於人，是靠不住的。我們要靠山自己的力量臥薪嘗膽，發憤圖強，把武器裝備現代化搞上去。」

一顯身手

一九九二年四月二十一日，美國一媒體選以大篇幅刊登出該報駐北京記者紀思道的特別報導，文中引述北京中央政府的一份內部參考文件分析說：中共一方面反覆思考一九九O年以來國際新秩序的意義，一方面把大量經費投入軍事方面，自一九八九年以來增加了百分之五十，而且把所謂的「民用核子技術」售予阿爾及利亞和伊朗。中共發出的訊息似乎是，雖然蘇聯瓦解已使中共失去戰略重要性，中共仍有相當能力擾亂冷戰後的世界格局。

報導中說：中共在九十年代一項令人費解的行動是，在它的軍事威脅減少之際，它卻把大量經費投入軍事方面，更有甚者，中共尋求把軍力投入國外，它在這一方面的努力包括全力獲得戰鬥機的空中加油能力以及建立深水海軍，最後並試圖建造航空母艦。

不過，紀思道的文章中沒有分析到，中共近幾年在大幅度增加軍費開支的同時，卻還在大量裁軍，以減少人員開支。從而使新增經費全都補充進裝備費開支，所以，中共的大規模擴軍實際上是擴充和更新軍事裝備，這當然就給了當時的賀鵬飛這位解放軍裝備部長一個大顯身手的絕好機會。

蘇聯共產黨政權「自殺」以後，中共領導人對「紅旗到底能打多久」的問題表現出了強烈的擔憂，而賀鵬飛等解放軍軍中少壯派勢力則充分利用這個機會，促使決策層不惜血本支持他們把軍事裝備現代化向前大大推進一步。

自然，中共軍隊一直在試圖獲取西方各國精良的武器裝備，只不過更喜歡獲取技術轉讓許可，方式很靈活。在外國供應商拒絕轉讓技術，或中國為克服防務中的一些危險弱點而迫切需要某些產品的情況下，中共軍隊便會爽快地同意成交。

大體而言，賀鵬飛當時主持的裝備部、中國新時代公司（下屬企業有負責導彈生產的精密機械進出口總公司、負責軍械器材和地面部隊裝備的中國北方工業公司、負責飛機和航天系統的中國電子進出口總公司、中國國家航空技術進出口總公司等）、國防科工委已就購買或合作生產軍隊裝備達成了相當廣泛的交易，共同促進為中共軍隊海陸空三軍實現現代化急需的各種武器裝備、地對空導彈、運輸機、艦艇道式導彈設備、防化學武器設備、自動地雷、水對水導彈、潛艦建造之類。或飛彈技術方面的報導。同一天的《華盛頓郵報》頭版頭條消息卻稱布希政府正在調查此事。

據說賀鵬飛在從事軍火進口的同時，還順帶採購了一些軍民兩用（有的其實就是民用）產品，為軍隊甚至為某些個人謀取暴利（至今尚未有稱賀鵬飛本人涉嫌謀取了多少個人私利的報導）。

中共大量出口武器的暴利

如果說中國大陸進口軍用品還是低於人們當初的意料，那麼其武器的出口則使觀察家們大為驚訝。在賀鵬飛從軍之前，中共出於複雜的原因，毛澤東總是無償地對某些國家進行軍火援助。鄧小平時代開始增大了兵器工業的生產能力，拓展了急於需要大量購買中共軍隊所能提供武器的合適的新市場。中共不再忌諱參加國際武器展覽會，在西方的防務刊物上登廣告，一九八六年十一月，中共在北京還舉行了一次盛大的武器評估展覽會，在會上展出了供出口的各種武器。軍火出口步伐的加快不僅使中共獲得巨額外匯，而且從政治層面而言，可以使中共得到意外的收穫，例如許多需要武器的第三世界國家，為中共在國際舞台上不遺餘力地助威吶喊。最明顯的一次是一九九二年三月聯合國一個譴責中共人權記錄的議案未能通過，就是因為巴基斯坦帶頭支持中共。而巴國正是中共出口軍火的主要對象之一。

從事軍火貿易是一本萬利的買賣，同時又可以藉「軍事機密」為由不讓外界所知。所以，從賀鵬飛到中共眾多高幹子女都對此十分熱衷。賀鵬飛就像文化大革命初期在清華大學搞紅衛兵組織一樣，在解放軍總參謀部也聚集了一批家庭顯赫的中共高幹子女，如鄧小平女婿賀平（鄧榕之夫）、楊尚昆女婿王小朝（楊李之夫）等等。

儘管大陸新聞界從不准暴露「黑暗面」，但海外媒介不斷揭露出的中共高幹子女「倒軍火」的消息，還是通過各種渠道傳進了中國大陸，使得像賀鵬飛這樣本來就因為陞官大怏而在老百姓中名聲不好的高幹子女，公眾形象更加糟糕。

（本文略有刪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