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侠立名的豪杰人物有曹操、刘备、袁绍、祖逖、董卓、鲁肃等，这些人虽然出身不同，经历不同，结局不同，但都可称为乱世英雄。他们身上所具有的侠的气质、风格是乱世英雄的气质风格之一，侠气使他们具有号召民众、招聚勇士的力量。
少好游侠的袁绍，东汉末天下大乱，其门生宾客霸据汝南郡各县，修造壁垒，“拥兵据守”，众达数万。[2]（《魏书·满宠传》）袁绍势力强盛固然与他门阀大族的身分有关，但与其“公族豪侠”的美誉及行为也不无关系。那些霸据各县，修造壁垒，拥兵据守的门生宾客，有不少当是游侠之流。
刘备是三国成功豪杰中最具侠气的人物，年轻时就好交结豪侠，刘、关、张桃园三结义的传奇最好地诠释了任侠在刘备创业活动中的地位。刘备的一生，可以说是成也任侠，败也任侠。刘备在坎坷的奋斗生涯中，之所以能挠而不折，几落几起，他身上所具有的侠气是他很快集聚力量东山再起的原因之一。他善待宾客和部属，力播信义，故士卒感恩，愿为驱使，而他打着为关羽报仇的旗号发动伐吴战争，在夷陵之战中大败于陆逊，只落得气绝身亡，白帝城托孤的悲惨下场。
对刘备为何要发动这次导致蜀国大伤元气的伐吴战争，学术界从政治、军事诸方面做过大量分析，自然都有道理。笔者认为，还应从刘备的性格，从他身上的侠气上寻找这场悲剧的根源。刘备身上的侠气，主要是仁、信和义的紧密结合。建安十三年，曹操大兵压境，刘琮投降，荆州民众多追随刘备撤退，至当阳时，已有从众十余万，辎重数千辆，行军速度迟缓，在此危机关头，左右劝他弃众而走江陵，他却毅然拒绝：“夫济大事必以人为本，今人归吾，吾何忍弃去！”[2]（《蜀书·先主传》）这样的话，这样的事，只有刘备这样侠气很重的人才说得出，做得到。虽然刘备在当阳一战中大败，却为他赢得了重义爱民的好名声，而这一好名声可以说是金不换的，是他最终成就大业的基础之一。
曹操在人们的印象中是奸诈的，他年轻时好游侠，不治行业，也就是行为放荡，不顾及名声。在讲求义、信方面，与刘备相比，他身上的侠气少了很多。然而在对待关羽这件事上，他所具有的任侠风格却明白无误地表露出来。建安五年，曹操击败刘备，“禽羽以归，拜为偏将军，礼之甚厚”。“公壮羽为人，而察其心神无久留之意”，乃派张辽试探关羽，关羽答曰：“吾极知曹公待我厚，然吾受刘将军厚恩，誓以共死，不可背之。吾终不留，吾要当立效以报曹公乃去。”“辽以羽言报曹公，曹公义之”。
关羽杀颜良，为曹操解白马之围后，“曹公知其必去，重加赏赐。羽尽封其赐，拜书告辞，而奔先主于袁军。左右欲追之，曹公曰：‘彼各为其主，勿追也。’”[2]（《蜀书·关羽传》）曹操为何如此善待关羽？除了他自身所具有的侠气外，还因为他深知在乱世中要招聚人材，成就大业，必须弘扬忠君不贰的忠义精神，所以当张辽告诉曹操关羽定会离开的消息后，曹操并未大怒，反而“义之”，这个“义之”的含义，就是曹操所说的：“事君不忘其本，天下义士也。”[2]（《蜀书·关羽传》注引《傅子》）为《三国志》做注的裴松之赞道：“臣松之以为曹公知羽不留而心嘉其志，去不遣追以成其义，自非有王霸之度，孰能至于此乎？”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仁、义、礼、智、信是核心，而侠是靠义、信立足于世的。魏晋南北朝是中国义文化大发展的时期，与游侠、豪族、豪杰的侠举是分不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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