庞大红色帝国是如何垮塌的？

美国《外交政策》最新一期发表文章，分析了前苏联的崩溃及为何全世界出现集体性误判。文章称，当时的苏联经济停滞，政治管制严厉，从各方面看都没有急剧恶化；然而似乎是不经意的，从道德审视开始，“每件事都已经腐烂，必须做出改变”，一直到政治合法性遭到诘问，全民认知的剧烈转折，最终促成了前苏联的崩溃。其中道德的复活是精髓。

当时的名言：“谎言够了，奴性够了，怯懦够了。最终，我们要记住，我们都是公民。一个骄傲国家的骄傲公民”。“每件事情都必须以一种全新的方式开始。我们必须重新考虑我们的概念，我们的思路，我们对于过去和未来的看法......无法再像过去那样生活——那是一种无法忍受的耻辱”。

这篇题为“关于苏联的崩溃：你知道的每件事都是错的”长篇文章说，每次革命都是一次惊奇。但上一次前苏联革命却可列入最出人意料的事件之列。

时间回到1991年之前。

当时在西方，无论专家、学者、官员或是政客们，都没有预料到整个苏维埃联盟及其一党独裁制度、国营经济体，以及克里姆林宫对于国内和东欧帝国的控制会在一夜间分崩离析。自视为未来革命者的苏联国内异议份子，同样也没有预计到这一点。1985年，当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成为总书记时，他的同代人完全没有预计到一场革命危机的到来。虽然围绕苏联体制中存在问题的规模和深度有着各种争论，但没人想到这些麻烦会危及体制的生命，至少不会这么快。而这种普遍的短视由何而来？或许某些专家倾向于夸大苏维埃政权的能力和合法性？另外一些几乎完全没有对共产主义持怀疑态度的人，也对其突然死亡感到困惑。

作为美国冷战战略的设计师之一，乔治‧凯南在《当代国际事务史》中回顾这段历程时，认为“很难有比它更加诡异和出人意料，甚至乍看上去有些难以理解的事件，先后以俄罗斯帝国和苏维埃联盟面目出现的一个强大国家，顷刻间便土崩瓦解，完全消失的无影无踪”。

1993年，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的顾问之一，理查德‧帕普斯在保守的《国家利益》杂志上，发表了关于苏联死亡的论文集，题目是《苏维埃共产主义的诡异灭亡》。

实际上，1985年的苏联，与其十年前相比拥有类似的自然及人力资源。当然，其生活标准比绝大多数东欧国家低得多，更无法与西方相比。物资短缺、食品配给、商店门口的长队，以及剧烈的贫困都是顽疾。不过，苏联经历过比这远大得多的灾难，而且没有为此牺牲哪怕一点点对于社会和经济的控制。在1985年，没有任何关键经济数据表明这个国家会面对即将到来的灾难。与1960和1970年代相比，从1981到1985年，该国GDP虽然缓慢下降，但仍保持平均每年1.9%的正增长。这种增长模式，一直持续到1989年。

不错，经济的停滞明显，令人担忧。但正如卫斯理大学教授彼得‧洛特兰德所言：“说到底，慢性病并不必然置人于死地”。即便是研究革命爆发经济根源的专家安德斯‧阿斯兰德也指出，从1985到1987年，局势“没有任何变化”。在执政者看来，政治生态甚至有所改善。经过此前二十年对政治反对派不间断的镇压之后，几乎所有突出的异见分子都已被羁押、流放、强迫移民，或是死于劳改营和监狱之中。

这个国家没有表现出任何即将爆发革命的迹象，包括其他传统上被看作国家灭亡的根源之一：外部压力。恰恰相反，之前十年间，正如美国历史与外交学家斯蒂芬‧塞斯塔诺维奇所言，他们已经“实现了所有军事和外交目标”。当然，阿富汗看上去越来越像是一场长期战争，但对于拥有五百万人的苏军来说，这点损失不过是九牛一毛。

美国也不是催化剂。如果可能的话，“里根主义”政策逆转了苏联在第三世界的优势，给帝国周边带来了相当大压力，比如阿富汗，安哥拉，尼加拉瓜和埃塞俄比亚。然而，苏联面对的这些困难远不致其崩溃。就苏联为什么会崩溃，有大量结构性推论——经济、政治、社会等等，然而当这件事发生时，这些理由却全部无法解释其为何发生。
1985到1989年间，无论经济、政治、人口、以及其他结构性环境，都没有发生急剧恶化，那么，这个国家及其经济体系，是为何走向灭亡？！

毫无疑问，戈尔巴乔夫的创新思路想建立一个更加有道德的苏维埃联盟，虽然以经济改良为旗帜，但精神文明的倒退，以及斯大林主义过往的腐败影响，历次大革命爆发前夜曾提出过的那些问题，便再次吸引人们绝望的寻找答案：什么是有尊严的生活？构成一个公正的社会和经济的支柱是什么？一个合法与正派的国家是怎样的？这样一个国家，应与其公民社会保持什么关系？在这个国家，一层全新的道德空气正在成型。

1987年1月，在中央委员会会议中，戈尔巴乔夫讲话中指出，他当时宣布开放和民主化将成为这次俄式改革，或者说苏维埃社会重构的基础。“要开展对于价值观的重估，及对其创造性的反思”。后来，他回忆道“我们无路可走，我们必须彻底改变，与过去的失职行为划清界限”，他将其称之为自己的“道德立场”。

1989年的一次采访中，号称“开放教父”的亚历山大‧亚科夫列夫曾说，“够了！我们不能再这样生活下去。每件事情都必须以一种全新的方式开始。我们必须重新考虑我们的概念，我们的思路，我们对于过去和未来的看法……此时人们已经无法再像过去那样生活——那是一种无法忍受的耻辱。”在戈尔巴乔夫的总理尼古拉‧雷日科夫看来，1985年的“道德社会国家”有着“极为惊人”的特征：我们监守自盗，行贿受贿，无论在报纸、新闻还是讲台上，都谎话连篇，我们一面沉溺于自己的谎言，一面为彼此佩戴奖章。而且所有人都在这么干——从上到下，从下到上。苏联外交部长爱德华‧谢瓦尔德纳则对普遍存在的目无法纪和腐败堕落痛心不已。据他回忆，1984～1985年冬天，他曾对戈尔巴乔夫讲到：“每件事都已经腐烂，必须做出改变”。

早在1950年代，戈尔巴乔夫的先辈，尼基塔‧赫鲁晓夫也曾认为斯大林时代建立在恐怖和谎言基础上的建筑早已摇摇欲坠。但戈尔巴乔夫及其派别似乎相信，可以在保持政治可控的情况下拨乱反正。民主化，戈尔巴乔夫宣称，“不是一句口号，而是这场改革的精髓”。许多年后，他在采访中表示：不仅在经济和社会层面，甚至在文化层面，苏联模式也已经失败。我们的社会，我们的人民，绝大多数受教育者，绝大多数知识份子，都排斥这种文化，因为它不尊重这些人，反而从精神和政治上压迫他们。

这场改革导致1989年革命。多半出于对暴力的深深厌恶，因此当改革的深度及规模超出他最初的预想时，他顽固地拒绝诉诸于大规模镇压。一位著名记者，后来成为热衷开放先驱的亚历山大‧鲍文，在1988年曾写道，随着人民对腐败、无耻的偷窃、谎言以及城市工作的妨碍越发“烦躁”，俄式改革的理想已经“成熟”。

官方意识形态的信誉，此时正在迅速弱化。用亚科夫列夫的话说，新的认知为“价值观的转变”以及对于政权的看法改变做出贡献。逐渐的，政治上的合法性开始遭到诘问，并因此导致了对于这个政权的认知及评价的根本转变。1987年，在一本苏联杂志上，一位俄国读者称在自己周围看到一种“认知的剧烈转折”。这是首次从一开始就全程都有民意调查记录留存的大革命。

早在1989年末，第一届国民议会的公开舆论调查就发现，经过四代一党独裁统治，并且在独立党派仍然非法的情况下，竞争性选举和让俄共之外的独立党派合法化得到势不可挡的支持。1990年代中期，地区调查发现超过半数受访者认为，“一个健康的经济体”需要政府“允许个体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6个月后，一次全俄调查发现，56%受访者支持激进或渐进的市场经济改革。一年之后，赞同市场经济改革的受访者已经增加到64%。

与那些引爆其他经典现代革命的人相比，传播这类“认识转变”的人们并无不同：作家、记者和艺术家。正如亚历克西‧德‧托克维尔所言，这些男男女女“帮助创造了那些普遍的不满意识，那些凝固的公众舆论……并由此创造了对于革命变革的有效需求”。因此，这时在苏维埃俄国，卖报亭前排队的长龙——每天早上六点就开始排起长队，每天的报纸两小时之内便被一扫而空——著名自由化报刊杂志的销量猛增，证实了话语权开始转向绝大多数开放论点作者；对他们来说，道德的复活才是精髓。此时，苏维埃的政治经济体系并未要求得到彻底更新，社会准则也没有完全颠覆的要求，但在个体水平上，革命已经发生。

1987年，在《红十月》杂志一篇广为传颂的文章中，米哈伊尔‧安托诺夫宣布，“那么，我们身边正在发生什么？”人民必须得到“拯救”——不是因为来自外部的危险，而是因为它们“被他们自己，被那些道德败坏的行为扼杀了高贵的人类本性”。怎样拯救？通过初生的、不可逆转的自由化——不是赫鲁晓夫那短命的“缓和”，而是整个气候的改变。怎样保证这种改变无法逆转？首先，已经获得自由的人，将“对再次成为精神奴隶免疫”。

作为俄国改革开放的重要刊物，《红十月》在1989年2月的一篇文章中写到：只要“人不做告密者，不背信弃义，不言不由衷，无论他是谁，是什么名字，都可以从这个极权主义国家中拯救我们”。当务之急是把人民从“奴隶”和“农奴”改造为公民。

“够了！”著名二战小说家鲍里斯‧瓦西列夫宣布，“谎言够了，奴性够了，怯懦够了。最终，我们要记住，我们都是公民。一个骄傲国家的骄傲公民”。……

1989年东欧各国民主浪潮风起云涌，共产党国家纷纷瓦解：11月9日柏林墙倒塌；11月17日捷克“天鹅绒革命”，以和平方式推翻捷克共产政权；12月25日，罗马尼亚共产独裁者齐奥塞思库被人民赶下台并判死刑。此时，共产帝国苏联也是危机四伏，摇摇欲坠。从对这个国家过去与现在残酷的道德审视开始，知识份子对于尊严的寻求似乎同样在短短几年内挖空了强大的苏维埃政权，剥夺了它的合法性，终于在1991年秋天，让这个燃烧殆尽的空壳粉身碎骨。

1991年8月19日，一个由共产党强硬派组成的“紧急委员会”发动政变，软禁了当时主张改革的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并将坦克与军车开进莫斯科市中心，包围了莫斯科市政府与俄罗斯议会大厦。政变者宣布，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政策“已经走进了死胡同”，呼吁“恢复苏联的骄傲和荣誉。”

在巨大危机时刻，叶利钦通过广播向民众发表演说，呼吁举行全国总罢工和大规模示威，对政变予以回击。随后数十万苏联人民加入抗议的行列，上街示威与军队对恃。叶利钦向苏军士兵喊话：“你们已经向苏联人民发过誓，你们不能调转枪口对准人民。”

在强大的民意面前，在人民的欢呼声中，坦克掉转了炮口，撤出了莫斯科。

强硬派的政变3天后破产，并永远改变了苏联的历史！叶利钦成为了国家英雄，他要求搁置共产主义者在俄罗斯的所有活动。几天后(1991年8月24日)，戈尔巴乔夫辞去了苏共总书记职务，并解散了中央委员会。1991年12月21日，原苏联的10多个加盟共和国代表开会，决定成立“独立国家联合体”。圣诞节那天，这个自1917年靠暴力夺取政权的苏维埃联邦正式瓦解。叶利钦成为俄国七十多年来第一位非共产党总统。……

遗憾的是，虽然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肢解了一个帝国，但红色帝国思想的遗产让千百万俄国人接受了同样集权的普京主义，以及他“强敌环伺”和“俄国挺直膝盖”的主张。此外，斯大林主义的国家悲剧从未被完全清算和解，它正在俯视着整个道德事业。尽管石油价格的高企和1990年代的市场经济改革为俄国千百万人民带来史无前例的繁荣，但统治精英的腐败行径，新式审查制度，以及对于公共舆论的公开蔑视，都已经促使社会的疏远和愤怒达到1980年代的水平。在莫斯科，只要花费几天时间与知识份子攀谈一下，或用更快的方式——浏览一下俄国人气最高的生活杂志博客，或是登录反对组织的站点，就可以看到那些1980年代的警句——“我们不能再这样生活下去！”——重新成为人们的信条。自由道德的当务之急是重新焕发生机，而不仅仅是在民主活动家和知识份子的小圈子里流传。

中东和北非的民主革命，也正在唤醒在红色旧梦中发呆的某些俄罗斯人。

水果小贩穆哈迈德‧布拉齐齐的自我牺牲，引发了突尼斯起义，那是2011年阿拉伯之春的起点；“尊严高于面包！”这是突尼斯革命的口号，就像对苏维埃俄国那样。

“无论‘不可一世的’集权政权为我们提供任何或真或假的好处，上帝赐予我们的尊严令我们不能容忍自己的权利和自由遭到剥夺”，吉尔吉斯斯坦总统奥通巴耶娃2011年2月写到，“这就像魔法一样，无论男女老幼，或者有着不同的宗教和政治信仰，人民会汇集在城市广场，宣布自己已经忍无可忍”。

2011年2月，由梅德韦杰夫主持的自由主义智库——当代发展学会出版的一篇文章，可视作这位总统2012年参选的纲领：过去，俄国需要自由，如今，俄国仍然需要自由……。我们时代的挑战是对价值体系的彻底改革，打造新的认知。我们不能在旧思维上建立新国家……，一个国家，最好的投资是自由和法制，以及对于人类尊严的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