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六四事件后流亡美国的中国天文物理学家方励之,日前为《纽约时报》书评撰文,评论基辛格的新书《论中国》时,透露了当年六四一个迄今外人仍未知悉的秘密,即方励之本人的“悔过书”。
方励之的文章指出,1989年6月3日,身为中共军委主席的邓小平下令坦克车和军队开入天安门,以武力方式将和平示威的学生予以清场。他写道:“到了6月5日晚上,美国驻北京大使馆的政治参赞薄瑞光Burghardt(现任美国在台协会理事主席)来到我和妻子李淑娴临时居住的酒店,以美国总统布什的名义,邀请我们暂时到大使馆避难。他说,我们可以随便住多久都可以。但这个问题,后来却成为美、中关系一大摩擦。”
方励之夫妻之后一直匿居在美国大使馆,“直至11月9日,邓小平自己所形容的老朋友基辛格,向邓提到“方励之的个案”。邓小平当时告诉基辛格,他已准备好让方之励和家人离开,将我们驱逐出中国,但美方必须要方励之写下悔过书。基辛格当时回答说,如果方励之事后说是美国强迫他写悔过书,那么情况比他不愿意写还要严重。
方励之又写道:“美国大使李洁明Lilley后来将邓小平和基辛格的对话要点转告给我和妻子李淑娴,当时李洁明表示,悔过书是邓小平放我们走的其中一个条件,李洁明还强调,他只是将信息转告给我,并非要求我写悔过书。我们都是布什总统的客人,有什么样的主人会要求客人写悔过书的?我对李洁明大使感到有点不好意思,他显然身处一个困境,因为他不能要求我们写悔过书,因此也不能满足邓小平的要求。我告他,请放心吧,邓小平的要求并非那么困难,因为我太了解中共的自我检讨文化,这些恐怕都不是李洁明和基辛格所能了解的。”
基辛格为了推销新书《论中国》,不久前接受英国《金融时报》访问时,对毛泽东好强不服输的个性,有这样的形容:“毛泽东的“最高指示”的混乱与矛盾,包括大跃进、文化大革命都是对“人皆有一死”的反叛。”基辛格又说:“邓小平那一代人以及邓小平本人,才是毛泽东做出恶行,留下永久伤痕的人,邓小平的下一代,开始认为毛泽东出发点是好的,只是一如既往的做过了头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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