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失竉了

10 从夺实权到丢实权
1931～1934年 37～40岁

国中之国成立前后，毛身边来了一批由苏联培训的高官。毛在他们面前依然摆出独裁作风，这些人不吃他那一套。“外交部长”王稼祥说：“老毛骂人，不行，要找个机会斗争他。”会上他们给他扣大帽子，甚至说他是“富农路线”。这是个可怕的罪名，毛当初曾用它把许多江西共产党人送上刑场。现在虽说他掉不了脑袋，但他说话不再说一不二了。周恩来刚来时，一次开苏区中央局会议，毛照旧拿出主持人的架式，在座的人请他让位，由周主持。毛没法子，请“病假”。同事们巴不得，马上同意，毛就在一九三二年一月生著闷气上了东华山。东华山是瑞金附近的一座石头山。此起彼伏的大黑石深处坐落着一所庙宇，掩映在浓郁的水杉松柏中。伴随毛住在这里的只有妻子贺子珍和一个班的警卫。庙堂又大又空，透出湿冷的阴气。毛的卧室狭小，泥地上长著幽幽的青苔。门外，冬天的风卷落残存的树叶，不绝的雨滴进石板上的裂缝里，带出渗人的寒气。毛的心情也同样阴暗丧气。

偶遇天晴，毛搬一把板凳，坐在院子里。他带来两只铁皮箱子，里面装著文件、剪报、笔记，跟多年的诗作。警卫员把箱子摞起来，毛读著箱子里的珍藏，思考着下一步怎么办。

高层的机密文件仍定时给毛送来，同时还有他锺爱的报纸，包括国民党的报纸。这些报纸上常有共产党员脱党启事。二月十六日至二十一日，上海《申报》等主要报纸上出现了一个(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

(伍豪启事)说“敝人等深信中国共产党目前所取之手段所谓发展红军牵制现政府军者无异消灭中国抗日力量，其结果必为日本之傀儡而陷中国民族于万劫不复之境地……”，说中共路线为苏联利益服务，“敝人本良心之觉悟特此退出国际指挥之中国共产党。”“伍豪”系周恩来的化名。

(伍豪启事)毫无疑问是伪造的。直到今天，中共也说不清到底是谁伪造的，为什么不选他人，专选周恩来？为什么早不伪造晚不伪造，偏偏就在周取代毛作红区头号人物时伪造登出？这是巧合吗？而且，毛当时即以苏区主席名义发布告“辟谣”，把(伍豪启事)扩散到根本看不到上海报纸的苏区。

在共产党的世界里，启事使周的名字受到玷污，权威遭到质疑，周的惶惶不安可想而知。尤其是，周不能不怀疑，这不是巧合，是毛在搞鬼。周就这样对毛产生了惧怕心理。从事态的发展可以看出，毛利用周的这一心理，迫周对他言听计从。

这时毛要的是军权。红军那时正久攻赣州城不下，三月初在城下开最高层会议商讨怎么办。毛一得到通知，跳起来就走。天正下著瓢泼大雨，子珍让他等雨停了再走，他不听，出庙门顷刻就全身湿透。他连夜马不停蹄，到了会场便指责军事指挥。同事们并没有把军权给他，大家虽然都同意撤围赣州，但是仍作决议说：打赣州“在政治上完全是正确的”。

大多数人一致同意向西发展，跟湘赣边区根据地连成一片。可是毛坚持去东北方向。争执不下，由周恩来拍板定案。周决定两个方向都去，但只派了三分之一的队伍往西，三分之二跟毛走，包括毛的老搭档林彪手下的红军主力一军团。

周可以不顾多数人的意志，做出这样一个奇怪的决定，显然是他不想树毛这个敌。就是从这时起，周恩来开始了持续一生的对毛的恐惧。毛呢，也一再把(伍豪启事)作为悬在周头上的利剑，一直到四十多年后周临死之际。

跟毛走的红军并没有照他在会上说的往东北方向去。上路后，毛突然改变行程，朝相反方向的东南海岸前进。毛通过林彪把这一既成事实电告中央军委，中央不得不再次开会，认可毛的新路线。后来毛的同事们谴责毛的海岸之行为浪费时间。

四月二十日，毛夺取了靠近海岸的漳州城。毛瞅准了漳州守城兵力薄弱，他去那里是为了私人的目的。

其中之一是获得更大的名声。红军进城时排成四行，军号震天，毛特意骑了匹白马，头戴遮阳盔，一反常态地衣冠楚楚。毛收集了大量关于自己的新闻报导，寄给“战友”们，诸如“红军人漳，沿海大震，漳、泉逃厦者，十万余人……创“帝国主义兵舰集厦门者二十八艘”。毛算准了，他的名气越大，莫斯科越得依他。果然，当他的同事们后来气愤地撤了他的军职时，莫斯科在上海的代表艾威特(Arthur Ewert)告诉中共：“毛泽东是个知名度很高的领袖”：莫斯科反对解除毛的职务。

繁华的漳州还使毛得以聚敛一笔私财。一辆卡车满载著沉甸甸的箱子从漳州开到江西红区，箱子上写著大字：“毛泽东亲收”。公路开到尽头就由脚夫挑。“这是毛主席买的、缴获的书，”大家部这么说。有书，但更多的是金银财宝。挑夫在毛的大弟泽民的监督下把它们秘密挑到一个山顶，然后泽民和两个毛的贴身警卫员把它们搬进山洞。洞口密密封住。除了这几个人，再没别的人知道。毛就这样悄悄地给自己留下条后路。

一九三二年五月，当毛逗留在漳州时，蒋介石调集五十万兵力，准备发动第四次“围剿”。那年“一•二八”日本进攻上海，中国军队奋起抵抗。由于日本此时在上海地区的军事目标有限，国际联盟得以调停战火。在这场一直持续到四月下旬的危机中，中共继续攻城略地。四月十五日，中共口头上“宣布对日战争”，但宣言与其说是抗日不如说是倒蒋，称倒蒋“是直接与日本帝国主义作战的前提”。蒋介石明白中共不会跟他联合抗日，于是在上海危机结束后，重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又开始进攻红色根据地。

收到蒋介石即将围剿的情报后，中央令毛率部返回江西苏区以御敌。毛回电说他不相信蒋会大举进攻，中央的“估量和军事战略，完全是错误的”。毛拒绝离开漳州，又待了将近一个月，直到蒋的意图已公开，毛明显错了，这才不得不于五月二十九日动身。数万红军由于跟着毛绕了个大弯，现在不得不多走三百公里。南方的气候已酷热难当，不少人患病死去。路上他们还得跟新的敌人作战：粤军。粤军一向与蒋介石势不两立，迄今为止避免和红军作战。但毛打漳州震惊了他们，毕竟漳州离广东只有八十公里。他们于是向红军出击。在一个叫水口的地方，红军打了一场少见的恶战，伤亡惨重。*

（* 打得最勇敢的是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宁都兵变”的将士们。这是自南昌起义以来的唯一兵变。他们的到来使中央苏区红军的兵力增长了三分之一，达五万多人。总指挥季振同把部队带进红军后，很快就后悔了，一再要求“到苏联去学习”。中共知道这是他想逃跑的借口，把他扣了起来，后来处死。）

在毛不听指挥逗留漳州期间，包括周恩来在内的中央实在拿他没办法，曾集体给莫斯科去电，告毛是“百分之百的右倾机会主义”，“完全与国际指示唱反调”。但莫斯科回电说，他们无论如何得跟毛合作，维护毛的威信和地位。

显然，莫斯科认为毛是不可或缺的，其他人可有可无。毛有恃无恐，跟周恩来等会合后，反守为攻，伸手要权，提出红军中设立总政治委员，由他来担任。

七月二十五日，周恩来提议答应毛的要求，“以毛任总政委”。在瑞金的领导们不同意，要把这个位子给周。周找出各种理由帮毛说话，恳求道：这样一来，“政府主席[毛]将无事可做”，“实在不便之至”。八月八日，毛当上了红军总政委。

毛就这样在莫斯科纵容下夺回了军权。一九三二年夏，蒋介石首先集中兵力进攻中央苏区以北的鄂豫皖和湘鄂西根据地。莫斯科指示所有红军协力支援这两个红区。毛的任务是率领中央苏区的红军北上进攻若干城镇，以牵制一部分敌军。毛遵命攻击了几个地方，但一遇强敌就停下来。中央要求毛积极出击，“呼应配合”毛则保持观望，按兵不动。

蒋把红军赶出鄂豫皖和湘鄂西之际，下一个目标轮到中央苏区。莫斯科的战略是迎头反击。但毛再次拒绝执行，坚持要“分散”部队，躲避蒋军。*

（* 毛不相信红军能打败蒋介石的数十万大军，他把希望寄托在莫斯科身上。那时莫斯科正跟国民党政府频繁接触要恢复外交关系(一九二九年苏联因为“中东路”事件跟中国断交)。毛认为蒋会向苏联作姿态，给红军留一条生路。中苏在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复交。）

中共其他领导认为他的做法是“极危险的”。毛固执己见。用周恩来无可奈何的话说：“争论则不胜其争论”，“令人无所适从”。

一场紧急会议十月初在宁都召开，会议由周恩来主持，中央苏区的八个领导人都出席了。会上大家对毛的愤怒和谴责可以从会议文件里略见一斑。毛被指责不服从命令，擅自行动，犯了“不尊重党领导机关与组织观念的错误”。与会者“开展了从未有过的两条路线斗争[毛已形同敌人]，打破了过去迁就和平的状态”。要不是周恩来护著毛，对他的谴责还会更严厉。会后有几个成员向上海报告说：周“在结论中不给泽东错误以明确的批评，反而有些地方替他解释掩护”。在上海的博古等人，对毛的行为怒不可遏，超乎寻常地不征得莫斯科代表的同意，就给宁都会议发电报，称毛的行为“不可容忍”，再不能让毛继续指挥红军，甚至建议开除毛的党籍。

不等莫斯科出面保毛，宁都会议就一举拿掉了毛的军权，要他回后方。遵照莫斯科维护毛的声望的规定，向部队宣布时，只说毛是“暂时回中央政府主持一切工作”。莫斯科收到的报告则说毛回后方是“因为生病”。

宁都会议期间，毛两次给上海发电报，请求莫斯科干预。但莫斯科代表艾威特显然也对毛的行为不满，决定用信使，而不是电报，转告莫斯科。莫斯科不同意赶毛出军队，艾威特不得不为自己辩护说：“解除他军职以及谴责他的决定，我们事先都不知道。”

莫斯科对中共说：“毫无疑问毛泽东是错的，但对毛只能用友善的劝说。”“关于你们与毛泽东的分歧，我们再次强调：努力友好地争取他接受积极反击的路线……我们反对在这个时候把毛泽东调离军队，要是他守纪律的话。”究竟对毛怎么办，莫斯科的主管十一月二日紧急请示斯大林。根据斯大林的意见，毛的同事们被责令写报告解释为什么把毛踢出红军。莫斯科批评那些谴责毛的人，赞赏周恩来对毛的和风细雨。

莫斯科的力挺来迟了，毛十月十二日已经离开了宁都，也离开了红军。总政委一角由周恩来接任。毛一生都记恨宁都会议上那些反对他的人，特别不放过周恩来。尽管周为毛缓颊说好话，但他毕竟同意了撤毛的职，而且取代了毛。毛上台后，周作了一百多次检讨。四十年后，身为总理的周，刚被确诊膀胱癌，又正在跟美国、日本等国谈判，却不得不一次次严厉指责自己，罪状之一就是宁都会议。

毛坚决拒绝回瑞金去主持中央政府工作，他到汀州“养病”去了，进了苏区医疗条件最好的教会医院。住宅是一幢两层楼的别墅，原属于一个富有的基督教徒，如今被中共占用作疗养院。房子座落在郁郁葱葱的小山湾中，楼上一圈宽阔的木头平台，给楼下遮荫。平台上四面来风，风把几株芭蕉吹得像扇子一样扬来扬去，雨后闲坐正好看“芭蕉叶大栀子”。

这幢别墅现在成了毛泽东与瑞金抗衡的司令部。他把追随者们召来开会，叫他们在国民党打来时不要抵抗，而是撤离前线，要他们对中央指示：“合我口味就执行，不合就不执行。”

一九三三年一月，负责上海机关的博古来到中央苏区。那时中共组织已不能在任何一个大城市秘密存在，原因是国民党治安的成功以及大批中共党员叛变。*二十五岁的博古，入党只有七年，但他聪明过人，跟他有过交往的斯诺称他的大脑“比周恩来更快、更微妙，也许更灵巧”。他的俄文、英文都很好，在苏联受训三年半。他最突出的特点是果断，敢做敢为，尽管他比周年轻得多，资历也差得远，一到瑞金大家仍公推他为中共第一把手。中共领导们对周在毛问题上的优柔寡断、姑息迁就非常失望。他们让周管军事，周并不介意，他没有当头号人物的野心，欢迎有个顶头上司作决策。

（* 在有关中共历史的书上，中共在大城市的失败被莫名其妙地怪罪到几年前就下了台的李立三头上。）

博古决心对毛采取行动。面临蒋介石大军压境，他必须要做到令行禁止。博古也听到不少对毛的反映。彭德怀就说毛“心术不正”“侮辱”朱德，毛“喜欢挑起内斗”，毛“手狠，要是你不服从他，他总有办法压服你，他不懂得怎样团结干部”。

博古离开上海时，莫斯科代表艾威特一再叮咛他跟毛搞好关系。但莫斯科允许博古拿毛的追随者开刀。从二月起，这些人，包括邓小平、谭震林，毛的么弟泽覃，在瑞金报上被点名批判。当然只有少数人知道这实际上是针对毛，毛的公众形象并没有受丝毫影响。另外，博古也没有采用毛整人的办法。尽管批判的语言听起来怪吓人的，什么“打得粉碎”什么“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但仅限于言辞而已，被批判的人并没被当敌人对待，批判完后还给了他们重要职务。

博古打破了毛自立的体系，使全党听从指挥反击围剿。结果是出奇地成功，红军首次进行大兵团作战，在两场决定性的战斗中打垮蒋介石嫡系部队近三个师，使蒋的第四次围剿在三月以失败告终。

蒋的失败因素之一，是他不得不同时对付日益加深的民族危机。这年二月，日本侵略军从东北越过长城向关内进犯，直接威胁古都北平(北京)。日本人在东北成立了傀儡政权满洲国。苏联承认了满洲国，成为除日本、萨尔瓦多和梵蒂冈外，满洲国国旗飘扬的仅有国家。斯大林这样做目的是讨好日本，使日本不致进攻苏联。中央苏区的胜利，像从前一样，还得益于苏联情报人员，苏联驻华武官雷邦(Eduard Lepin)是中心人物。莫斯科派来若干秘密军事顾问，其中一位德国人李德(Otto Braun)后来几经周折进入瑞金。毛见到他时曾对他表示恭维。李德写道：毛“提到一九三二、三三那个冬天的反击战，称赞它的成功，说他知道是我在上海出谋划策”。

打了前所未有的胜仗，周恩来的地位和安全感都大大增强。莫斯科爱的是成功者，毛紧张了，想到莫斯科也许会移情于周，尤其是毛还曾反对过莫斯科的战略。一九三三年二月，他病也不养了，从汀州搬回瑞金。莫斯科对他的态度一如既往，告诫毛的同事们“不管怎么说，必须团结毛工作……关于毛泽东，你们必须尽绝大努力对他取容忍和解的态度”。

毛继续出席最高层会议，该他主持的他也主持，绝密消息没有瞒他。但毛知道莫斯科对他的青睐不那么靠得住了，报上在批判他的追随者，他十分孤立。几乎没有什么人来看他。“那时鬼都不上门，”毛说：“我是好比一个菩萨，被放在尿缸里，沉过几下，臭得很。”

毛果真是失宠了。一九三四年初，他丢了“总理”职位，尽管仍是“主席”。中共在莫斯科批准下把这个位子给了苏联训练的三十四岁的张闻天。作为对毛的补偿，他升任政治局正式委员。但他没能进入中共的核心：书记处(又称常委会)。莫斯科批准的单子上没有他。开中央全会公布任命时，毛拒绝出席，说是病了“生的又是外交病，”博古说，但由毛去了。

毛的知名度依然不减。中共和莫斯科的出版物还是继续宣传他。红区、白区、外部世界都知道这个“毛主席”。但在中共核心，博古把毛比作苏联的名誉主席：“老毛今后只是加里宁(Mikhail Kalinin)了，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