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盼望苏日瓜分中国

21盼望苏日瓜分中国
1939～1940年45～46岁

一九三九年八月二十三日，苏联跟纳粹德国签订互不侵犯条约，瓜分了波兰。对斯大林与希特勒(AdolfHitler)的勾搭切齿痛恨的中国人中有中共的创始人陈独秀。陈因观点独立被中共开除，在国民党监狱里坐过几年牢。在一个“无月的黑夜”，他悲愤之余，写下一首长诗，用古传说中的大疫厉鬼比喻斯大林，谴责斯大林“是非旦暮变，黑白任其情。云雨翻覆手，信义鸿毛轻。”

苏德条约的签订打开了通向苏日条约的大门。蒋介石担心中国可能成为另一个波兰，就此警告苏联。毛泽东却非常高兴。毛在整个抗日战争中的战略基点就是希望苏联卷入，现在柳暗花明，终于有了实现的可能。

这年九月底，斯诺问毛对苏日条约可能签订的反应，毛答道：“可以签订”，如果不妨碍“世界解放运动的利益”，“半殖民地，殖民地的民族革命的利益”。这些利益在中国除了指中共的利益，还有什么呢？当斯诺问：苏联对中共的帮助是否会采取占领半个波兰那样的形式？毛积极肯定地答复：“按照列宁主义，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波兰模式是毛的期待。*斯大林要是跟日本瓜分中国，毛本人自然会当上半壁江山的统治者。

（*毛关于波兰模式跟苏日条约的这段谈话引起了莫斯科的不满。季米特洛夫给毛打电报说：“这个访问记的破坏性实质必须揭穿。我们紧急要求毛泽东和其他中国同志不要对外国记者发表像对斯诺那样的谈话，因为这已经被用来为搞破坏服务。”毛也明白他说漏嘴了，从此不再接近斯诺，直到中苏公开分歧的一九六0年要再利用斯诺时，才让他重访中国。）

第二年，毛为苏联通过苏芬条约夺取芬兰一大块领土而兴奋。他在给中共高层的秘密指示中说：苏芬条约“保证了世界革命和中国革命的胜利”。在法国被划分为德国占领区跟维琪政府时，毛又看到了把一个国家一分为二的可能。在十一月一日给高级军事领导人的指示里，他用隐晦的语言说：“苏联出面调整中日关系的可能性仍是有的，中国要争得比较法国优胜的地位，只有苏联出面调整与我们坚持努力才有可能。”毛设想的一个前景是：日本扶持国民党傀儡政府，苏联出兵，帮助中共，“国共划界而治”，以长江为界，“隔江而治”搞“南北朝”。

按波兰模式跟日本瓜分中国，正是斯大林此时的中国政策。苏德条约签订后，苏联开始了跟日本的谈判，中国问题是中心。谈判中，中共实力越强，占地越多，斯大林讨价还价的空间就越大。毛泽东看准了他的扩展对斯大林的好处，一九三九到一九四0年之交，他给莫斯科的报告在调子上有了明显的转变，开始直言不讳地谈论跟蒋介石军队的内战。苏德条约签订前，毛总是把火并说成是国民党要歼灭中共，中共都是自卫。而现在，他火药味儿十足，一九四0年二月二十二日报告说，在内战中，“胜利一般都是我们的”，“在河北我们歼灭了六千人，山西一万人。”

斯大林没有制止他，相反地，他用实际行动表示了对毛的默许。三天后他批准了给中共每月三十万美金的资助。周恩来离开莫斯科回国时，带给毛一座新电台专为跟莫斯科联系。毛的助手师哲回忆道：“我们同莫斯科建立了非常可靠的空中联络，但只有毛主席一人有权使用”，“往来的电讯，不但都由毛主席亲自处理，而且全存在他那里，向谁传达或传阅，也由他决定。”

有了苏日条约签订的前景，毛开始了同日本情报机关的合作，目的是打击蒋介石，保存、发展中共。负责这项工作的是潘汉年，他联系的对象有日本驻上海的副总领事、高级情报官员岩井英一。岩井给了潘汉年一张日本驻上海总领事馆签发的特别证件，上面明确写著：凡日本军、宪、警如对持证件人有所查询，请先与日本总领事馆联系。延安派去的情报干部一度还在岩井公馆里架设了电台，以便直接同延安联系，后因“困难太大”而没有使用。

潘汉年给岩井提供蒋介石的抗战能力、他与中共的矛盾冲突，以及他与列强的关系等情报，还有英美情报人员在香港、重庆的活动讯息。日本方面对这些情报评价很高，其中一份曾让日本驻华大使“高兴得发狂”。日本侵占香港时，岩井派专人把中共在那里的情报人员安全撤走。潘汉年对岩井说：这些人将“一部分去内地，继续帮助我搜集那边的情报，一部分转到上海来帮助我们搞和平运动。”所谓“和平运动”是日本胁迫中国投降的非武力运动。有个著名的“兴亚建国运动委员会”，由潘汉年参与组织，里面主要成员都是中共派去的。

日本人的手被用来更直接地打击国民党。一位当时的中共情报人员回忆说：““用敌人的手，来打击敌人，瓦解敌人，这是最机动最巧妙的革命策略。”康生同志过去曾屡次对我们这么说。然而，只有这次在杭州，我才看到如此生动的例子：在敌人的伪组织机构中，大量的充斥着我们的同志剑，“据我直接知道的，上海两次破获三民主义青年团的组织和一次在江南日本人对忠义救国军的围剿，都是我们的党在日本人的合作之下的杰作。”*

（*据现有资料，中共没跟日本人在战场上具体合作。只有一份苏军情报局驻延安组长对莫斯科的报告说：一九四三年夏天一次中共军队在山东“与日军配合”进攻国民党军队。）

除了打击蒋介石以外，潘汉年的另一项任务是使日本人放过中共。经岩井介绍，他会见了日本在华最高情报首脑影佐祯昭，向他建议在华北停火。这一建议终因日方没有反应而无结果。但在华中，潘汉年与日本方面(通过日本华中派遗军谋略科长都甲大佐)达成默契：新四军保证铁路交通线的畅通安全，日本人对新四军在乡间发展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数年来，日本火车通行无阻，新四军也成长壮大。日本人为什么要容忍中共？我们问日本天皇的弟弟三笠宫崇仁，他曾是日本侵华军队的军官。他答道：日本认为中共不具备战略重要性，只能捣乱。日本始终把蒋介石作为主要敌人。

一九四0年春，华北的大片土地都掌握在中共手里。三月份在斯大林的默许下，八路军集中三四万兵力，全歼六千国民党部队，在华北占据了绝对优势。这时，朱德、彭德怀感到他们也应该打打日本了，不然说不过去，四月一日，他们准备大规模破坏日本运输线。毛对这个要求拒不批准，反而令他们把部队调到华中去抢地盘。朱彭的破路计划只好作罢。

朱德心里是不愿意继续打内战的。这时，蒋介石因为想解决华北内战问题，邀请他去重庆谈判。途中毛坚持要他回一趟延安，理由是开“七大”。到了延安，不但没有“七大”的影子，重庆也不让他去，这位八路军的总司令连部队也回不去了，只能待在延安。毛把朱的名字签在自己的指示上，作橡皮图章。

毛另派周恩来去重庆。从现在起毛规定中共任何人跟蒋介石联系都要通过延安转周。就这样，莫斯科和重庆这两个关键通路都彻底攥在毛的手中。

一九四0年五月，抗日战争到了紧急关头。日本对战时首都重庆加强了轰炸，山城成为世界上被炸得最厉害的城市。在六个月的时间里，重庆承受的炸弹吨位是整个太平洋战争中日本全国承受的炸弹的三分之一。一场空袭下来，成千上万的平民死去。日军同时沿长江逼近重庆。日本要法国关闭滇越铁路，要英国关闭滇缅铁路，以封锁中国对外交通，断绝军用物资的接济。除苏联外，这是仅有的两条通向外国的陆运要道。六月二十日跟七月十八日，英法两国先后照办(尽管英国的闭路只持续了三个月)。在重庆，悲观失望、要求跟日本媾和的空气比这个著名雾都的雾还要浓。蒋介石和中国都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

对毛来说，这简直是天赐良机。他后来对斯诺透露他“希望他们[指日本人]一直打到重庆去”。他企望的是，那样苏联将不得不出兵干预。

然而，朱德走后统领八路军的彭德怀不这么想。彭想帮重庆一把，帮蒋介石减轻些压力。彭在华北发动了一场大规模破路战役，给它取了个响亮的名字：百团大战。七月二十二日，他命令八路军准备于八月十日起事，并把计划两次电报给毛。毛没有回答，毛惯用的手法是“默否”。彭第三次电毛仍无回音，就不再等，下令在八月二十日动手。

彭知道毛会对这场战役深恶痛绝，因为它“帮了蒋介石”，损害中共的利益，日本一定会加强对八路军根据地的扫荡。彭预先就考虑到这一点，但他把民族利益置于一党利益之上。

百团大战进行了一个月，它主要不是打日本军队，而是破坏交通要道、战略经济设施。日本“华北方面军作战记录”称：“此次袭击，完全出乎我军意料之外，损失甚大”。供应东北鞍山钢铁厂的井陉煤矿遭到严重破坏，“至少半年以上不能出煤”。日本不得不把进攻蒋介石的一个师调回来，暂停夺取通向华南的两条铁路。

百团大战的主要影响是提高中国的士气，特别是在被日机炸得苦不堪言的国民党地区。报纸纷纷赞扬八路军主动出击，《大公报》说这是对日本人谣言攻势的“致命的打击”，“敌人不是常在造谣说我们分裂互讧吗？把这铁的事实给你们看。”周恩来从重庆给毛打电报说：“华北百团大战影响极大，蒋也说最好。”“我们在此到处鼓吹，连日报纸登大字新闻。”百团大战为毛争光不小。

但毛愤怒已极。一方面是因为八路军遭受了沉重打击--据朱德说伤亡九万。日本人说他们“由痛苦的经验中取得了宝贵的教训，改变了对共产党的认识，从而采取各项治安施策，使华北的治安肃正效果得到空前提高”。根据地被压缩成一半，人口由四千四百万降到两千五百万。但这还不是毛最生气的原因，彭德怀不久便重建根据地，在两年多的时间里，八路军军力超过百团大战前，达四十万人。

使毛最生气的是百团大战减少了蒋介石被打垮的可能性，也就减少了苏联出兵干预的可能。彭德怀打乱他的战略部署。这一场八年抗战中中共军队打的唯一的大仗，成了彭在以后的岁月里挨整的罪名。

日本人的大举进攻没有能使蒋介石投降、垮台，毛还得想别的办法把苏联人拉进来。蒋此时为了停止国共火并，计划把两党的军队分开，让他们驻在不同区域。这时八路军在华北已经占领了所有能占的地方，跟国民党已没什么仗好打，内战的焦点移到了长江流域的华中，新四军活动之地。蒋介石要新四军撤出长江流域，北上到八路军的地盘去，他允许中共在那里基本保留所占的土地。一九四0年七月十六日，蒋正式发布这一计划，用词是“中央提示案”，要新四军一个月内到位。

毛一口回绝了蒋介石。他不想放弃富庶重要的长江流域，更想要蒋介石用武力强行赶走新四军。这样一来，全面内战就可能爆发。苏联大使潘友新当时写道：“毛的打算是，如果内战打起来，俄国人会援助中共。”毛就是想把事态朝这个方向推。

那年夏天毛给莫斯科发了许多电报，不断要求莫斯科帮助他“重创”国民党。新四军不但没有北移，反而于十月初在黄桥歼灭了一万一千国民党部队，击毙两名将领。蒋介石一声不吭，就像对其他同类事件一样。蒋伯事情暴露出来闹大了，引起全面内战。他只在十月十九日再次重申，新四军必须在一个月内北移到规定地区。

毛充耳不闻。他想激怒蒋介石，促蒋采用武力，展开全面内战。他对周恩来说，这时苏联就会“出来调整”。蒋介石怕的也就是这个，怕苏联进来同日本瓜分中国。“一个月”期限到了，蒋仍然没有采取行动。毛清楚蒋的弱点，十一月三日给周恩来的电报说：“蒋介石最怕的是内乱，是苏联，故我们可以这点欺负他”。

十一月七日，“十月革命”节，毛向莫斯科空前强烈地恳求批准他大打内战。电报由毛本人署名，收电人不仅是通常的季米特洛夫，而且加上毛在共产国际内的主要支持者曼努伊尔斯基，特地注明抄送斯大林和国防部长铁木辛哥(SemyonTimoshenko)。毛报告说他的计划是，出十五万精兵抄到他[蒋介石]后方，打几个大胜仗”，把这一行动称为“预防性的先发制人”。

毛这样不加掩饰地要求主动挑起全面内战，源于形势的最新发展。苏联正加紧了同日本的谈判。毛的主张等于是同日本合作，对蒋介石两面夹攻。这样一来，蒋很可能垮台，按波兰模式瓜分中国就成了现实。

这时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VyacheslavMolotov)正要起程去柏林，目的是请希特勒帮助莫斯科介入中日战争。莫洛托夫的议程写道：“讨论在中国(蒋介石的中国)实现光荣和平的必要。为了实现这一和平，苏联准备同德国、意大利一道做调解人(满洲国归日本)”。莫洛托夫对希特勒说：“我们必须在中日两国之间给目前这种局势找条出路。在这个问题上，苏联和德国可以起重要作用。”但希特勒对这件事不感兴趣。

日本无意与苏联分享中国。这年十月二日起草的日方文件显示，日本只同意“外蒙古和新疆为俄国的势力范围”。这说了等于没说。日本考虑“承认、接受西北三省(陕甘宁)继续作中共根据地”，但有个条件，苏联必须“约束中共的抗日行为”。只给陕甘宁对斯大林当然远远不够，中共已拥有的地盘早就大得多。

莫斯科无法同日本达成协议。这意味着日本仍然可能掉过头来进攻苏联，斯大林的当务之急仍然是国共合作拖住日本，毛泽东也就不能打全面内战。刚派往蒋介石处的军事顾问崔可夫问斯大林为什么派他去“帮蒋介石，而不是帮中国红军”。斯大林答道：“你的任务是把日本侵略者的手牢牢地拴在中国。”

十一月二十五日，克里姆林宫命令毛：“目前暂时不要动，争取时间，在华中地区军队北移问题上，与蒋介石尽量周旋，讨价还价……绝对关键的是你不要首先挑起军事行动”。同时，莫斯科同意毛一旦被蒋攻击时实行自卫反击：“如果蒋介石进攻你，你必须全力反击。在这种情况下，分裂、内战的责任就都落在蒋介石头上。”

这份命令带给毛的既是失望，也有希望：蒋介石放第一枪，他就可以动手。问题是蒋介石坚决不肯开火。新四军北移的期限来了又去，蒋介石没有动武。毛得出结论：蒋“大举进军是不可能的”。毛泽东决心制造一种局势，使蒋介石的手不得不扣动扳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