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付通胀有一种极端的办法,那就是禁止涨价。本月,联合利华(Unilever)同意支付30万美元的罚金,此前,中国发改委(NDRC)指责这家英荷公司通过宣布日化产品涨价的意向,制造市场恐慌。这种不计后果的做法被描述为一种“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丑陋行径”。
然而,即便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中,这种“丑陋”也很难避免。尽管政府尽了最大努力,但4月份的通胀率仍居高不下。当月,中国消费者价格指数(CPI)同比上涨5.3%,略低于3月份的5.4%,但仍高于预期水平。
即使无法公然提价,很多企业也有办法绕过价格管控措施。一些软饮、薯片、牛奶和酸奶制造商便采取了缩小包装但价格不变的传统伎俩。
通胀正引发中国共产党高层的忧虑。喜欢塑造自己亲民形象的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表示,他每天都查看猪肉、大米和面粉等生活必需品的价格。万一你发现他在查看超市货架,那么可能就是在做这件事情。温家宝已经宣布,抗击通胀将是今年的首要任务。他表示,为此中国政府甚至做好了允许人民币升值的准备。
中国共产党担心通胀问题,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毕竟,在1989年天安门事件之前,正是民众对于物价螺旋式上涨的担忧首次引发了抗议活动。占中国普通家庭可支配收入三分之一的食品价格的涨幅,再一次远远超过总体CPI。目前,食品价格正以每年11.5%左右的速度上涨。这可能很快会让数百万中国家庭感到生活水准下降。而在中国,政府与民众之间有某种默契:即生活水平每年会不断上升。
中国政府试图将通胀归咎于外部因素。中国曾严厉谴责美联储(Fed)去年11月份推出的第二轮定量宽松政策推升了全球物价。中国还将矛头指向大宗商品价格高企,尽管这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中国需求的推动。
然而,根源更有可能在国内。首先,是中国政府在最新的五年计划中明确提出的新工作重心——允许薪资涨幅超过经济增速。过去一年,在政府的默许之下,制造业工人的薪资已上涨20%、30%甚至40%。这项政策的主旨是正确的。多年来,薪资占国民收入的比例一直不断下降,影响到了政府提出的让经济增长向家庭消费转型的目标。但在生产率没有提高的情况下,薪资上涨必然会造成物价上涨。
可能引发通胀的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自雷曼兄弟(Lehman)破产以来信贷的大规模增长——当时中国政府试图用国内投资来取代日益萎靡的出口。中国政府鼓励银行大举增加放贷规模。甚至当中国政府试图控制信贷增速时,银行仍老练地通过表外方式继续放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表示,其结果是过去两年,衡量流通中的现金以及银行存款的指标——广义货币供应量(M2)大增52%。如此多的资金在市场上游荡,难怪价格不断上涨。
专门研究下一场危机可能在何处爆发的经济学家鲁里埃尔•鲁比尼(Nouriel Roubini)表示,问题在于中国政府试图通过固定投资的大幅增长,来保持经济的运行。他最近写道:“任何国家的生产率都不可能高到足以将50%的国内生产总值(GDP)用于重新投资,同时最终避免遭遇巨大的产能过剩和令人忧心的不良贷款问题。”
鲁比尼预言,短期内通胀将抬头,随后出现通缩压力,因为过多的产能将纷至沓来。他预测,这进而将导致(中国)经济在2013年遭遇硬着陆。他辩称,唯一的出路是将更多收入转移到家庭,例如通过改变税收政策和利率激励等手段。
在押注中国经济规划者将落败方面,人们已亏掉了很多钱。但最起码,他们面临着一个经典困境:必须在增长和通胀之间进行抉择。实际上,中国共产党已经表态,愿意以牺牲经济增长为代价,来换取更大的稳定。自去年10月以来,中国已4次加息,8次上调银行存款准备金率。其结果是,工业增速有所放缓,零售支出滑落至6年来的最低水平。
但抑制通胀的结果并非总是可以预测的。经济咨询公司GaveKal称,电力价格管制已导致能源短缺。发电厂减少了发电量,因为电费没有与煤炭价格同步不断上涨。增加蔬菜供应的激励举措已然奏效——只是效果过于好了。农民卖不掉多余的卷心菜,只好任其烂在地里。中国政府对于通胀的担忧是合理的。但政府行动的结果却并非总那么合理——不妨去问问联合利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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