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俄国，19世纪最著名的“精神病人”就是恰达耶夫，因为他在跟随沙皇亚历山大一世远征巴黎，以特殊方式“留学”法国后写了一本《哲学书简》(1836)。书中主张在俄国建立“天国”，即西方已经存在的公平社会。赫尔岑称这本书是“漆黑的夜晚传出的一声枪响”。认识恰达耶夫的人都认为，恰达耶夫“具有人人喜爱的美德：知识渊博，情感优雅，心灵高尚”。而沙皇尼古拉一世却说：读完《哲学书简》后，“我发现，其内容是放肆的无聊妄言和地道的精神失常的杂烩”。不久，莫斯科市警察局长传唤了恰达耶夫，并告诉他，根据政府决定，他是一个疯子。
这种政府任意宣布异议人士为精神病人的做法后来被历届沙皇政府所沿用。不过，到了苏联时代，这种做法愈演愈烈。我在《苏联时代的“被精神病”恐怖》一文(载《南方都市报》1月23日历史评论版)中，曾指出苏联统治者往往出于政治目的把观点和他们不一致的人看做精神病人，以满足当局日益增长的收押异己分子、维持稳定统治的需求。
喀山监狱精神病院在很长一个时期内是苏联唯一的监狱精神病院，所以送到这里来的有苏联各地的“精神病人”兼犯人。在整个苏联时期被送进喀山监狱精神病院的人有数万人。赫鲁晓夫说过一句名言：“只有精神病人才怀疑苏联光明美好的前途。”
彼得·格里格连科将军是卫国战争的老战士，伏龙芝军事学院控制论教研室主任。他曾因反对赫鲁晓夫个人迷信的苗头和要求苏军撤出捷克斯洛伐克而先后于1961年和1969年两次被克格勃逮捕，并送交精神病学研究所鉴定。后一次他被确诊为精神病，并送进精神病院强制治疗。
在制造精神病恐怖这一罪恶勾当中，一些精神病医生和精神病学专家违背了医生和学者的良心，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人们把这些医生和专家称做“穿白大褂的罪犯”。
卡卢加市精神病院的总医师利夫希茨就是这样一个“穿白大褂的罪犯”。他当年仅凭翻阅若列斯·梅德韦杰夫的两部书稿《个人迷信和生物科学》与《学者的国际合作与国界》后得出的印象，就做出来“梅德韦杰夫的心理健康有问题”的结论。梅德韦杰夫是著名的苏联生物学家，他在遗传学上反对斯大林肯定的李森科，并发表了大量政论讨论国际国内问题。
涉及梅德韦杰夫案件的另一位精神病专家列兹年科的医术更是高明。他只是列席过一次市委书记、州教育局代表和梅德韦杰夫关于梅德韦杰夫工作安排的谈话。在谈话中市教育局代表简单问了梅德韦杰夫两个关于他儿子行为表现的问题。列兹年科竟根据梅德韦杰夫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就得出后者患精神病的结论，并下达了将梅德韦杰夫送去强制治疗的指令。
许多被认定为精神病患者的健康人在回顾自己所受的“精神病恐怖”的迫害时，都要提到“谢尔布斯基全苏普通精神病学和司法精神病学研究所”。因为他们都是经该所确诊为精神病患者后被送入精神病院强制治疗的。例如，上面讲到的格里格连科将军就是被该所的莫洛佐夫所长、伦茨医生等人诊断为精神病患者的。著名的活动家布科夫斯基也是在被该所诊断为精神病后送入精神病院的。由于该精神病研究所劣迹斑斑，人们因俄语中“镰刀”一词的发音与“谢尔布(斯基)”相近，干脆把该所叫做“镰刀”，即死神手里握着的杀人镰刀。一个以著名精神病学家的名字命名的科研单位落得如此骂名，实在是权力操控科学，科学卖身权贵的可耻报应。
在“镰刀”精神病研究所和喀山监狱精神病院之类的科研、医疗机构里，被认定为精神病人的健康人承受着长期的危及身心的折磨。所以索尔仁尼琴谴责道：“把自由思考的健康人关进疯人院就是精神谋杀，就是煤气杀人室，甚至比它们都更为残酷，因为被杀害者所受的折磨更加残忍，更加长久。这种罪行就像煤气杀人室一样永远不会被人们遗忘，所有参与这些罪行的人都将受到审判，不管他们活着还是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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