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俄國，19世紀最著名的「精神病人」就是恰達耶夫，因為他在跟隨沙皇亞歷山大一世遠征巴黎，以特殊方式「留學」法國後寫了一本《哲學書簡》(1836)。書中主張在俄國建立「天國」，即西方已經存在的公平社會。赫爾岑稱這本書是「漆黑的夜晚傳出的一聲槍響」。認識恰達耶夫的人都認為，恰達耶夫「具有人人喜愛的美德：知識淵博，情感優雅，心靈高尚」。而沙皇尼古拉一世卻說：讀完《哲學書簡》後，「我發現，其內容是放肆的無聊妄言和地道的精神失常的雜燴」。不久，莫斯科市警察局長傳喚了恰達耶夫，並告訴他，根據政府決定，他是一個瘋子。
這種政府任意宣布異議人士為精神病人的做法後來被歷屆沙皇政府所沿用。不過，到了蘇聯時代，這種做法愈演愈烈。我在《蘇聯時代的「被精神病」恐怖》一文(載《南方都市報》1月23日曆史評論版)中，曾指出蘇聯統治者往往出於政治目的把觀點和他們不一致的人看做精神病人，以滿足當局日益增長的收押異己分子、維持穩定統治的需求。
喀山監獄精神病院在很長一個時期內是蘇聯唯一的監獄精神病院，所以送到這裡來的有蘇聯各地的「精神病人」兼犯人。在整個蘇聯時期被送進喀山監獄精神病院的人有數萬人。赫魯曉夫說過一句名言：「只有精神病人才懷疑蘇聯光明美好的前途。」
彼得·格裡格連科將軍是衛國戰爭的老戰士，伏龍芝軍事學院控制論教研室主任。他曾因反對赫魯曉夫個人迷信的苗頭和要求蘇軍撤出捷克斯洛伐克而先後於1961年和1969年兩次被克格勃逮捕，並送交精神病學研究所鑑定。後一次他被確診為精神病，並送進精神病院強制治療。
在製造精神病恐怖這一罪惡勾當中，一些精神病醫生和精神病學專家違背了醫生和學者的良心，犯下了不可饒恕的罪行。人們把這些醫生和專家稱做「穿白大褂的罪犯」。
卡盧加市精神病院的總醫師利夫希茨就是這樣一個「穿白大褂的罪犯」。他當年僅憑翻閱若列斯·梅德韋傑夫的兩部書稿《個人迷信和生物科學》與《學者的國際合作與國界》後得出的印象，就做出來「梅德韋傑夫的心理健康有問題」的結論。梅德韋傑夫是著名的蘇聯生物學家，他在遺傳學上反對斯大林肯定的李森科，併發表了大量政論討論國際國內問題。
涉及梅德韋傑夫案件的另一位精神病專家列茲年科的醫術更是高明。他只是列席過一次市委書記、州教育局代表和梅德韋傑夫關於梅德韋傑夫工作安排的談話。在談話中市教育局代表簡單問了梅德韋傑夫兩個關於他兒子行為表現的問題。列茲年科竟根據梅德韋傑夫對這兩個問題的回答就得出後者患精神病的結論，並下達了將梅德韋傑夫送去強制治療的指令。
許多被認定為精神病患者的健康人在回顧自己所受的「精神病恐怖」的迫害時，都要提到「謝爾布斯基全蘇普通精神病學和司法精神病學研究所」。因為他們都是經該所確診為精神病患者後被送入精神病院強制治療的。例如，上面講到的格裡格連科將軍就是被該所的莫洛佐夫所長、倫茨醫生等人診斷為精神病患者的。著名的活動家布科夫斯基也是在被該所診斷為精神病後送入精神病院的。由於該精神病研究所劣跡斑斑，人們因俄語中「鐮刀」一詞的發音與「謝爾布(斯基)」相近，乾脆把該所叫做「鐮刀」，即死神手裡握著的殺人鐮刀。一個以著名精神病學家的名字命名的科研單位落得如此罵名，實在是權力操控科學，科學賣身權貴的可恥報應。
在「鐮刀」精神病研究所和喀山監獄精神病院之類的科研、醫療機構裡，被認定為精神病人的健康人承受著長期的危及身心的折磨。所以索爾仁尼琴譴責道：「把自由思考的健康人關進瘋人院就是精神謀殺，就是煤氣殺人室，甚至比它們都更為殘酷，因為被殺害者所受的折磨更加殘忍，更加長久。這種罪行就像煤氣殺人室一樣永遠不會被人們遺忘，所有參與這些罪行的人都將受到審判，不管他們活著還是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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