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峭奇崛 跌宕多致(图)

  

赵翼(1727—1814)字云崧,一作耘菘,号瓯北,与袁枚、蒋士铨齐名,有“乾隆三大家”之称,为乾嘉时期著名的思想家、史学家,也是别有建树的诗人,其生平创作诗歌4800余首,且博采众长,转益多师,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论瓯北诗者,多关注其激昂慷慨、雄奇奔放的一面。对其“注意开拓新的题材和境界”,“七律佳制尤多,工于对仗用典,而刚劲有骨力”、“以气势胜”多所称道。其实,清峭奇崛,在瓯北诗歌创作上表现得亦十分突出。较早论及这一风格的,还是其好友袁枚。

瓯北出守镇安时,曾写有《莲花九峺》一诗,谓:

九层石栈入青云,名字遥从岳藕分。
赤立太穷山露骨,倒悬不死树盘筋。
天迟开凿留淳气,路入阴森锁瘴氛。
只拟此中非世界,谁知鸡犬亦相闻。

袁枚于诗下评曰:“峭刻是云崧独开之境”。又于《剥皮山》诗后评论道:“题奇、诗奇,此公故不肯放过”。又评《高黎贡山歌》曰:“奇境待云崧来开生面"。由此可知,清峭奇崛,乃是瓯北诗歌风格的一个重要层面。

峭,乃陡直之意。清峭一词,较早见于江淹《莲花赋》,谓:“或凭天渊之清峭,或植疏圃之蒙密"。形容荷花清秀挺拔。后借用来形容人的性格孤高超脱。如孟郊《吊卢殷》诗“诗人多清峭,饿死抱空山" 即是一例。至宋,始有人借以指诗风。张炎《琐窗寒》自序云:“王碧山,又号中仙,越人也。其诗清峭,其词闲雅,有姜白石趣,今绝响矣"。张邦基《墨庄漫录》则称道王荆公书法“清劲峭拔",如“横风疾雨",亦取此意。

此处谓瓯北诗之清峭,首先表现在景物描写上。如上引《莲花九峺》诗,作者先以“九层石栈"极言山势之高,“入青云",则强化了山之高峻的非凡气势。又由“莲花九峺"之名,联想到西岳华山之莲花峰,“华山顶有池,生千叶莲花"(《初学记》卷二七《芙蓉第十三》引《华山记》),使画面境界大为开拓。一“遥"字,将处于不同地域、距离甚远的两山牵绾在一起,使人自然忆及李白“西上莲花山,迢迢见明星。素手把芙蓉,虚步蹑太清"(《古风五十九首》其十七)的诗句,启人遐想。后二句,谓山石裸露,高矗云表,枯树倒挂,石隙蟠屈。因山间树木稀少,故始得见“树盘筋之状”,“山露骨”则是对莲花九峺山势的整体观照,为“倒悬之树” 特写镜头的推出作了情势上的铺垫,其间似隐含有一定的因果关系。由于山高路险、石栈入云,人迹罕至,少有行踪,才使得山间淳朴之气得存;又因为雾气浓重,山势高峻,故路径为烟岚所锁。最后,始以“鸡犬亦相闻”,给这一山间画图别添一点生气。诗人写景,没有着意写南疆山峦之雄奇壮美,而是将入云之“瘴氛”特地指出,组成一幅瘦硬、皱陋的画面,给人以“苍硬顽涩”之感。如此为莲花九峺布图著色,既与瓯北初至南疆之时一切皆感到陌生的内在心理有关,又切合当地景物特征,难怪袁枚以“峭刻”称之。此诗就“峭在取景的超乎常情,运笔时近乎严酷的冷静”,还有那吝啬得几乎令人难以承受的添色著彩。然而,正是这一冷寂画面,却透现着一股奇崛之气。

其他如“柳线难将离迹绾,榆钱似为办装成”(《和友人落花诗》),写初春时节,柳枝抽芽、舒展,好像将征人挽留;榆树挂满榆钱,又似为征人备办川资。因古时春日,人们往往为谋生计而离家远行,故写景紧扣时令特征与风俗世情,确乎别具特色。“野鸭拗头依石睡,水牛浮鼻渡江归”(《青田道中》),因是乘船行进青田途中所见,故所采景物不可能过于细碎。若将水中鱼儿嬉戏、水面小舟轻驶写入诗,很可能会落入俗套。此处专写“拗头之野鸭”,“浮鼻之水牛”,既符合南方地域、物候特征,又具有传神尽趣之功。又如“新芽黄浅才舒柳,嫩蕊红轻欲试桃”(《春游》)、“杏花红润含宵露,柳叶青舒抹晓烟”(《题江阴单宁斋明府水照》)、“学飞燕尾双开剪,对语莺吭并鼓簧(《出郭》)、“水凭江洗矶千尺,水与天分月两轮”(《泊舟金山下宿》)、“大风白浪平吞岸,落日青山半入城”(《晚泊京口》)等,均抓住了景物的突出特征,略加点染,便境界全出。

其次,是诗意转折的奇峭。文似看山不喜平,诗歌创作更当如此。设境,应“随笔而转”,“构思随笔而曲”,以“尽笔内笔外起伏升降之变”(恽道生《玉几山房画外录》),唯其跌宕多姿、曲折多变,始有山重水复、柳暗花明之妙,恰如瓯北论遗山诗时所云:“十步九折,愈折而意愈深、味愈隽。”(《瓯北诗话》卷八)

瓯北的《高黎贡山歌》,先写该山所处的特殊地理环境和“负地掀天、“直插穹汉之雄怪气象,然后写“鸡初啼登山,至日午尚“山未半,回视“飞鸟但见背、“众峰已在骭,从时间、空间等不同角度,反衬山之雄怪、高峻。再写积雪经烈日而不化,瀑泻如雷而怒吼,强化此山“险怪的一面。继之以写自身感受:“每上一层冷一层,夹衣旋把重裘换,突出强调山的不同高度温差的悬殊之大,还暗示目睹此险怪之景内在心理所潜生的微妙变化:天寒心亦寒。又转而写无端幻出的遮蔽视野的浓雾:“伸手十指看不见,何许厚翳将眼封,渲染山间环境的恶劣险怪、气象多变。然后,以“罡风一扫句衔接,推现出“了了仍露青芙蓉这一令人心爽的画面,青山历历在目,似在壮人情怀。然而,接下来推出的却是更令人心胆俱裂的窘境:“五十三参更难上,线路盘旋蹑榛莽。面真对壁何所参,头恐触天不敢仰。危崖石裂藤络罅,老树皮皴虎磨痒。有时栖鹘戛长啸,是处啼猿发哀响。从不同的层面,反复烘染登山的艰险与处境的悲凉,尤其是秃鹘的戛然长啸,猿猴的凄然哀鸣,都给这一险怪画面注入了恐怖气氛,给人以身历其境之感,越发体味到山之“险怪。难能可贵的是,如此涉险探怪之经历,却以豪壮之语出之,且以“解鞍且就茅店眠,惊看繁星比瓜大作结,令人紧张的情绪随即释然。诗人虽意在写险怪,但视点并不专注于险怪,而是随着行进途中涉历境界的不同,写出了抒情主体内在情绪的低昂与张弛,境随步变,情由境生,互为渗透,表里相映,在诗歌的转折起伏中,诗人所要表达的主观情感自然流走,的确有“十步九折,愈折而意愈深、味愈隽之妙,正是在转折跌宕中见其奇峭,难怪袁枚称赞“奇境待云崧来开生面,所言并非过誉。如此出色的写景诗,在古代诗歌创作史上,亦堪称佳制,与唐、宋大家相比毫不逊色。

又如《陈湾山下大银杏树歌》,诗人明明写古银杏树,却从远处着笔,以“水有长鲸陆有象起兴,强调“物产每多破格样,暗示所写之树的硕大无朋,超绝群伦,然后才正面写银杏“大数十围长百丈之高大,“拏攫空中之气势,并进而写道:“其意欲与山争高,团团广荫更数亩。绿棚遮遍千僧寮,皮皴甘作铁石丑。至此,银杏树之高大雄健,似乎已经说尽,无多少进一步描述的余地。但诗人并未就此止笔,却于诗的结末称:“战罢西风叶落黄,有如老将脱金甲。夜半犹闻吼作涛,倒卷太湖树头压。将这一树中“巨无霸深秋之时的雄奇气象,渲染得如闻如见,动人神魄。且以老将脱金甲比拟银杏黄叶纷坠,以怒吼涛声形容劲风吹动树叶之响,皆能穷神尽相,惟妙惟肖。古人称:“作乐府亦有法,曰凤头、猪肚、豹尾,“大概起要美丽,中要浩荡,结要响亮。(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八)此当是结尾“响亮的一例。袁枚评价该诗“语必惊人,老杜一生秘诀被云崧看破,故无一语落平(《瓯北诗钞》“七言古二),既点出瓯北为诗雄丽的一面,又充分肯定了其奇峭之诗风。

再如,《题周山茨观察老圃秋容图》一诗,乃是一题画诗。周山茨,即周升桓,字稚圭,山茨乃其号,浙江嘉善人,乾隆十九年进士,曾任翰林院侍讲,壬午(乾隆二十七年,1762)秋,与瓯北同校京闱,后出为广西苍梧道。己丑(乾隆三十四年,1769),瓯北自端州至桂林,与山茨同舟。由本诗“公曾出塞悲流徙来看,山茨还曾有过以事获罪被流放的遭际。晚年乃徜徉林下,作“老圃秋容图以自慰。此图乃取意于韩琦“莫嫌老圃秋容淡,且看黄花晚节香一诗,借以砥砺自身保持晚节,修为终身。然而,该诗在追叙二人相识经过后,却突然径称:“公曾出塞悲流徙,我亦归田作隐沦。此时尚说香晚节,三尺儿童也笑绝。意思是说,以二人之收局,似乎难以用“香晚节来标榜,且把别人遭“流徙的不幸遭际特为揭出,大大出乎人之所料。不论何种原因,不管从哪个角度讲,“流徙毕竟是一种伤痛,是一种隐藏于内心的无法抹去的痛苦的记忆,瓯北却偏偏旧事重提,似乎有些违悖常理。其实不然,他是借此为两种“晚节观的阐释作叙述气势上的蓄储,由否定性的述说向肯定性的表述逆转。之后诗人便径直道出:“岂知人各有秋容,何必升沉共一辙。君不见陶家篱、韩相圃,一在岩廊一环堵,后先两个菊主人,一样清芬占千古。意谓位居将相,建赫赫事功,后退居林下,以名节自砺,是一种晚节;隐居不出,与青山绿水相伴,追求独善其身,也是一种晚节,不必轩彼轾此。以此劝慰对方“宦虽未达,但在书法和诗歌创作领域,却可大显身手,“此正暮年著力处,谁说这不是一种晚节?瓯北在诗作的跌宕转折中,透现出一种奇峭诗风。

三是由诗中之议论见奇峭。如下引各诗:

品高初不逐繁华,何事新妆斗绛霞。
莫是也贪流俗赏,渐思改节学桃花。
《红梅》

六尺匡床障皂罗,偶留微罅失讥诃。
一蚊便搅人终夕,宵小原来不在多。
《一蚊》

落木风高叶渐稀,人家刀尺促寒衣。
生憎燕子炎凉甚,春便飞来秋便归。
《秋燕》

一抔总为断肠留,芳草年华碧似油。
苏小坟连岳王墓,英雄儿女各千秋。
《西湖杂诗》之三

谁把虚空界画粗,生将别恨坐黄姑。
青天为纸山为笔,倒写长江万里图。
《天河》)

梅花,本是精神品格的象征,故无论红梅、白梅、墨梅,在历代文人的笔下,往往寄寓着高洁、孤傲。它迎霜斗雪,凌寒开放,铁骨铮铮,“耻同桃李媚春光、“皓态孤芽压俗姿,被誉为“花中气节最高坚,与松、竹并称为“三高。诗人若照此思路写,必然沦入历代文人笔下梅花之俗套。因此,诗人首先肯定梅花“不逐繁华的本有之性,又借“何事句的反问一转,引渡至色若“绛霞的红梅。又由二者颜色的相似联想至桃花,使后两句的议论具有了逻辑推理上的依据,将静态的红梅赋予了人格化的内容。蚊虫乃夏、秋间人们深为讨厌的习见之物,较少有人将其写入诗中。诗人却以“搅人终夕之句,真实地写出蚊虫扰人之情状,又由“宵小原来不在多,将扰人之“蚊与世间唯恐天下不乱而横生是非之小人牵绾在一起,使生活细事具有了更深层次的现实内容,富有一定的哲理。燕子,亦为人们所习见,它们秋去春来,讲信守时,巢梁而居,与人为伴,故往往是以美好的形象出现于文人笔下,所谓“飘然快拂花梢,翠羽分开红影,“爱贴地争飞,竞夸轻俊(史达祖《双飞燕·咏燕》),即是其例。而瓯北却反面着笔,由燕的春来秋归,反逼出“炎凉甚句的议论,由自然界之物象,感悟扰攘人生的不同层面,同样是以奇崛见长。岳飞乃一代名将,被许为“文武全器,仁智并施,“真有诸葛孔明之风。(《宋史》卷三六六《岳飞传》)所吟《满江红》千载之后读之,仍凛然有生气。而钱塘苏小小,乃名不见经传的南齐歌妓,《乐府诗集》卷八五《苏小小歌序》始叙及其人。以一般人想来,苏小小无论如何也与岳飞攀扯不上,而瓯北却认为,二人的身份、事迹虽然有着很大的差异,但在名传后世这一点上来看,却有很大相似之处,既然姓名得以流传,自然有一定的道理,故称“英雄儿女各千秋。所论既有冲破传统思维模式的勇气,也可看出诗人善于选取不同的视角表现社会人生的一面。末一首,是以议论领起,将天上银河与地下长江联系在一起思考,同样体现了诗人视野的融通、思路的开阔。

诗人“咏物而不滞物,往往由物而生发联想,又借助视角的转换、思维的跳荡,多层面地透视事物内在的丰富意蕴,捕捉那些不易为人所察觉却能唤起人们警醒的物象符号,即事而述理,故议论新颖警拔,超越一般人视野之外,使奇峭之风突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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