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峭奇崛 跌宕多致(图)

  

赵翼（1727—1814）字云崧，一作耘菘，号瓯北，与袁枚、蒋士铨齐名，有“乾隆三大家”之称，为乾嘉时期著名的思想家、史学家，也是别有建树的诗人，其生平创作诗歌4800余首，且博采众长，转益多师，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论瓯北诗者，多关注其激昂慷慨、雄奇奔放的一面。对其“注意开拓新的题材和境界”，“七律佳制尤多，工于对仗用典，而刚劲有骨力”、“以气势胜”多所称道。其实，清峭奇崛，在瓯北诗歌创作上表现得亦十分突出。较早论及这一风格的，还是其好友袁枚。

瓯北出守镇安时，曾写有《莲花九峺》一诗，谓：

九层石栈入青云，名字遥从岳藕分。
赤立太穷山露骨，倒悬不死树盘筋。
天迟开凿留淳气，路入阴森锁瘴氛。
只拟此中非世界，谁知鸡犬亦相闻。

袁枚于诗下评曰：“峭刻是云崧独开之境”。又于《剥皮山》诗后评论道：“题奇、诗奇，此公故不肯放过”。又评《高黎贡山歌》曰：“奇境待云崧来开生面"。由此可知，清峭奇崛，乃是瓯北诗歌风格的一个重要层面。

峭，乃陡直之意。清峭一词，较早见于江淹《莲花赋》，谓：“或凭天渊之清峭，或植疏圃之蒙密"。形容荷花清秀挺拔。后借用来形容人的性格孤高超脱。如孟郊《吊卢殷》诗“诗人多清峭，饿死抱空山" 即是一例。至宋，始有人借以指诗风。张炎《琐窗寒》自序云：“王碧山，又号中仙，越人也。其诗清峭，其词闲雅，有姜白石趣，今绝响矣"。张邦基《墨庄漫录》则称道王荆公书法“清劲峭拔"，如“横风疾雨"，亦取此意。

此处谓瓯北诗之清峭，首先表现在景物描写上。如上引《莲花九峺》诗，作者先以“九层石栈"极言山势之高，“入青云"，则强化了山之高峻的非凡气势。又由“莲花九峺"之名，联想到西岳华山之莲花峰，“华山顶有池，生千叶莲花"（《初学记》卷二七《芙蓉第十三》引《华山记》），使画面境界大为开拓。一“遥"字，将处于不同地域、距离甚远的两山牵绾在一起，使人自然忆及李白“西上莲花山，迢迢见明星。素手把芙蓉，虚步蹑太清"（《古风五十九首》其十七）的诗句，启人遐想。后二句，谓山石裸露，高矗云表，枯树倒挂，石隙蟠屈。因山间树木稀少，故始得见“树盘筋之状”，“山露骨”则是对莲花九峺山势的整体观照，为“倒悬之树” 特写镜头的推出作了情势上的铺垫，其间似隐含有一定的因果关系。由于山高路险、石栈入云，人迹罕至，少有行踪，才使得山间淳朴之气得存；又因为雾气浓重，山势高峻，故路径为烟岚所锁。最后，始以“鸡犬亦相闻”，给这一山间画图别添一点生气。诗人写景，没有着意写南疆山峦之雄奇壮美，而是将入云之“瘴氛”特地指出，组成一幅瘦硬、皱陋的画面，给人以“苍硬顽涩”之感。如此为莲花九峺布图著色，既与瓯北初至南疆之时一切皆感到陌生的内在心理有关，又切合当地景物特征，难怪袁枚以“峭刻”称之。此诗就“峭在取景的超乎常情，运笔时近乎严酷的冷静”，还有那吝啬得几乎令人难以承受的添色著彩。然而，正是这一冷寂画面，却透现着一股奇崛之气。

其他如“柳线难将离迹绾，榆钱似为办装成”（《和友人落花诗》），写初春时节，柳枝抽芽、舒展，好像将征人挽留；榆树挂满榆钱，又似为征人备办川资。因古时春日，人们往往为谋生计而离家远行，故写景紧扣时令特征与风俗世情，确乎别具特色。“野鸭拗头依石睡，水牛浮鼻渡江归”（《青田道中》），因是乘船行进青田途中所见，故所采景物不可能过于细碎。若将水中鱼儿嬉戏、水面小舟轻驶写入诗，很可能会落入俗套。此处专写“拗头之野鸭”，“浮鼻之水牛”，既符合南方地域、物候特征，又具有传神尽趣之功。又如“新芽黄浅才舒柳，嫩蕊红轻欲试桃”（《春游》）、“杏花红润含宵露，柳叶青舒抹晓烟”（《题江阴单宁斋明府水照》）、“学飞燕尾双开剪，对语莺吭并鼓簧（《出郭》）、“水凭江洗矶千尺，水与天分月两轮”（《泊舟金山下宿》）、“大风白浪平吞岸，落日青山半入城”（《晚泊京口》）等，均抓住了景物的突出特征，略加点染，便境界全出。

其次，是诗意转折的奇峭。文似看山不喜平，诗歌创作更当如此。设境，应“随笔而转”，“构思随笔而曲”，以“尽笔内笔外起伏升降之变”（恽道生《玉几山房画外录》），唯其跌宕多姿、曲折多变，始有山重水复、柳暗花明之妙，恰如瓯北论遗山诗时所云：“十步九折，愈折而意愈深、味愈隽。”（《瓯北诗话》卷八）

瓯北的《高黎贡山歌》，先写该山所处的特殊地理环境和“负地掀天、“直插穹汉之雄怪气象，然后写“鸡初啼登山，至日午尚“山未半，回视“飞鸟但见背、“众峰已在骭，从时间、空间等不同角度，反衬山之雄怪、高峻。再写积雪经烈日而不化，瀑泻如雷而怒吼，强化此山“险怪的一面。继之以写自身感受：“每上一层冷一层，夹衣旋把重裘换，突出强调山的不同高度温差的悬殊之大，还暗示目睹此险怪之景内在心理所潜生的微妙变化：天寒心亦寒。又转而写无端幻出的遮蔽视野的浓雾：“伸手十指看不见，何许厚翳将眼封，渲染山间环境的恶劣险怪、气象多变。然后，以“罡风一扫句衔接，推现出“了了仍露青芙蓉这一令人心爽的画面，青山历历在目，似在壮人情怀。然而，接下来推出的却是更令人心胆俱裂的窘境：“五十三参更难上，线路盘旋蹑榛莽。面真对壁何所参，头恐触天不敢仰。危崖石裂藤络罅，老树皮皴虎磨痒。有时栖鹘戛长啸，是处啼猿发哀响。从不同的层面，反复烘染登山的艰险与处境的悲凉，尤其是秃鹘的戛然长啸，猿猴的凄然哀鸣，都给这一险怪画面注入了恐怖气氛，给人以身历其境之感，越发体味到山之“险怪。难能可贵的是，如此涉险探怪之经历，却以豪壮之语出之，且以“解鞍且就茅店眠，惊看繁星比瓜大作结，令人紧张的情绪随即释然。诗人虽意在写险怪，但视点并不专注于险怪，而是随着行进途中涉历境界的不同，写出了抒情主体内在情绪的低昂与张弛，境随步变，情由境生，互为渗透，表里相映，在诗歌的转折起伏中，诗人所要表达的主观情感自然流走，的确有“十步九折，愈折而意愈深、味愈隽之妙，正是在转折跌宕中见其奇峭，难怪袁枚称赞“奇境待云崧来开生面，所言并非过誉。如此出色的写景诗，在古代诗歌创作史上，亦堪称佳制，与唐、宋大家相比毫不逊色。

又如《陈湾山下大银杏树歌》，诗人明明写古银杏树，却从远处着笔，以“水有长鲸陆有象起兴，强调“物产每多破格样，暗示所写之树的硕大无朋，超绝群伦，然后才正面写银杏“大数十围长百丈之高大，“拏攫空中之气势，并进而写道：“其意欲与山争高，团团广荫更数亩。绿棚遮遍千僧寮，皮皴甘作铁石丑。至此，银杏树之高大雄健，似乎已经说尽，无多少进一步描述的余地。但诗人并未就此止笔，却于诗的结末称：“战罢西风叶落黄，有如老将脱金甲。夜半犹闻吼作涛，倒卷太湖树头压。将这一树中“巨无霸深秋之时的雄奇气象，渲染得如闻如见，动人神魄。且以老将脱金甲比拟银杏黄叶纷坠，以怒吼涛声形容劲风吹动树叶之响，皆能穷神尽相，惟妙惟肖。古人称：“作乐府亦有法，曰凤头、猪肚、豹尾，“大概起要美丽，中要浩荡，结要响亮。（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八）此当是结尾“响亮的一例。袁枚评价该诗“语必惊人，老杜一生秘诀被云崧看破，故无一语落平（《瓯北诗钞》“七言古二），既点出瓯北为诗雄丽的一面，又充分肯定了其奇峭之诗风。

再如，《题周山茨观察老圃秋容图》一诗，乃是一题画诗。周山茨，即周升桓，字稚圭，山茨乃其号，浙江嘉善人，乾隆十九年进士，曾任翰林院侍讲，壬午（乾隆二十七年，1762）秋，与瓯北同校京闱，后出为广西苍梧道。己丑（乾隆三十四年，1769），瓯北自端州至桂林，与山茨同舟。由本诗“公曾出塞悲流徙来看，山茨还曾有过以事获罪被流放的遭际。晚年乃徜徉林下，作“老圃秋容图以自慰。此图乃取意于韩琦“莫嫌老圃秋容淡，且看黄花晚节香一诗，借以砥砺自身保持晚节，修为终身。然而，该诗在追叙二人相识经过后，却突然径称：“公曾出塞悲流徙，我亦归田作隐沦。此时尚说香晚节，三尺儿童也笑绝。意思是说，以二人之收局，似乎难以用“香晚节来标榜，且把别人遭“流徙的不幸遭际特为揭出，大大出乎人之所料。不论何种原因，不管从哪个角度讲，“流徙毕竟是一种伤痛，是一种隐藏于内心的无法抹去的痛苦的记忆，瓯北却偏偏旧事重提，似乎有些违悖常理。其实不然，他是借此为两种“晚节观的阐释作叙述气势上的蓄储，由否定性的述说向肯定性的表述逆转。之后诗人便径直道出：“岂知人各有秋容，何必升沉共一辙。君不见陶家篱、韩相圃，一在岩廊一环堵，后先两个菊主人，一样清芬占千古。意谓位居将相，建赫赫事功，后退居林下，以名节自砺，是一种晚节；隐居不出，与青山绿水相伴，追求独善其身，也是一种晚节，不必轩彼轾此。以此劝慰对方“宦虽未达，但在书法和诗歌创作领域，却可大显身手，“此正暮年著力处，谁说这不是一种晚节？瓯北在诗作的跌宕转折中，透现出一种奇峭诗风。

三是由诗中之议论见奇峭。如下引各诗：

品高初不逐繁华，何事新妆斗绛霞。
莫是也贪流俗赏，渐思改节学桃花。
《红梅》

六尺匡床障皂罗，偶留微罅失讥诃。
一蚊便搅人终夕，宵小原来不在多。
《一蚊》

落木风高叶渐稀，人家刀尺促寒衣。
生憎燕子炎凉甚，春便飞来秋便归。
《秋燕》

一抔总为断肠留，芳草年华碧似油。
苏小坟连岳王墓，英雄儿女各千秋。
《西湖杂诗》之三

谁把虚空界画粗，生将别恨坐黄姑。
青天为纸山为笔，倒写长江万里图。
《天河》）

梅花，本是精神品格的象征，故无论红梅、白梅、墨梅，在历代文人的笔下，往往寄寓着高洁、孤傲。它迎霜斗雪，凌寒开放，铁骨铮铮，“耻同桃李媚春光、“皓态孤芽压俗姿，被誉为“花中气节最高坚，与松、竹并称为“三高。诗人若照此思路写，必然沦入历代文人笔下梅花之俗套。因此，诗人首先肯定梅花“不逐繁华的本有之性，又借“何事句的反问一转，引渡至色若“绛霞的红梅。又由二者颜色的相似联想至桃花，使后两句的议论具有了逻辑推理上的依据，将静态的红梅赋予了人格化的内容。蚊虫乃夏、秋间人们深为讨厌的习见之物，较少有人将其写入诗中。诗人却以“搅人终夕之句，真实地写出蚊虫扰人之情状，又由“宵小原来不在多，将扰人之“蚊与世间唯恐天下不乱而横生是非之小人牵绾在一起，使生活细事具有了更深层次的现实内容，富有一定的哲理。燕子，亦为人们所习见，它们秋去春来，讲信守时，巢梁而居，与人为伴，故往往是以美好的形象出现于文人笔下，所谓“飘然快拂花梢，翠羽分开红影，“爱贴地争飞，竞夸轻俊（史达祖《双飞燕·咏燕》），即是其例。而瓯北却反面着笔，由燕的春来秋归，反逼出“炎凉甚句的议论，由自然界之物象，感悟扰攘人生的不同层面，同样是以奇崛见长。岳飞乃一代名将，被许为“文武全器，仁智并施，“真有诸葛孔明之风。（《宋史》卷三六六《岳飞传》）所吟《满江红》千载之后读之，仍凛然有生气。而钱塘苏小小，乃名不见经传的南齐歌妓，《乐府诗集》卷八五《苏小小歌序》始叙及其人。以一般人想来，苏小小无论如何也与岳飞攀扯不上，而瓯北却认为，二人的身份、事迹虽然有着很大的差异，但在名传后世这一点上来看，却有很大相似之处，既然姓名得以流传，自然有一定的道理，故称“英雄儿女各千秋。所论既有冲破传统思维模式的勇气，也可看出诗人善于选取不同的视角表现社会人生的一面。末一首，是以议论领起，将天上银河与地下长江联系在一起思考，同样体现了诗人视野的融通、思路的开阔。

诗人“咏物而不滞物，往往由物而生发联想，又借助视角的转换、思维的跳荡，多层面地透视事物内在的丰富意蕴，捕捉那些不易为人所察觉却能唤起人们警醒的物象符号，即事而述理，故议论新颖警拔，超越一般人视野之外，使奇峭之风突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