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劳改报》当编辑
《劳改报》是我曾服刑过的黑龙江省第一监狱办的一张四开版的油印小报。这份油印小报每半个月出一期，一年出24期，逢是春节等重大节日或监狱召开记功减刑大会还要出特刊。这份报纸的采编人员全部是在监服刑的犯人，读者也都是清一色的劳改犯。
在该监狱，《劳改报》的编辑虽然并不是一个值得荣耀的头衔，但确叫许多犯人垂涎三尺。因为，在那种特殊的环境里，这个位置可以获得许多其他犯人所无法企及的特权。《劳改报》编辑可以得到像其他大杂役犯一样的胸牌，可以自由地出入监狱的二门、三门，不用干部带领随便到男监各大队的厂房、监舍采集稿件；还有机会找借口去一墙之隔的女监开开眼界，这可是监狱里最难得的特权了，在两性隔绝的世界里，那怕只是饱一饱眼福，也心旷神怡。况且，当《劳改报》编辑，立功受奖减刑的机率居全监犯人之冠，每个当编辑的囚犯都可以得到减刑三年的表彰，这已经是有目共睹的惯例了。
不说这些，在每次《劳改报》编报刊印的两天，干部特许的那顿夜餐，也是大排犯人奢望不得的美食。每期出报，要加夜班，监狱管教科负责《劳改报》的王科长，都要犒劳一次采编组犯人。他写一张批条，批到某个犯人伙房，那个伙房便遵旨为《劳改报》编辑室的犯人做一顿丰盛的夜餐。这顿夜餐的标准是四菜一汤，几乎比犯人过年的菜肴都要强上几倍，不但要有肉有鱼，而且吃不了还可以拿回去，份量足够我们几个人享用三天。
这个惯例，一直被保存下来。其间的机巧，则正得于我们这些编报“文人”的聪明。起初是每次编报，都由王科长写个便条，后来刻钢版的犯人便按此刻了个表格，每次只须王科长在上面签个字，便美餐告成。况且，我们的夜餐可以到监狱内几个犯人伙房轮值，他们互相有了攀比，我们得到的实惠就更多了。
《劳改报》编辑室共有四名犯人。我和小邵年轻，是外出采稿、编稿的主力；老董和老鹿两位老头儿则主管刻版、印刷及校对等事务。老鹿是历史反革命，曾服役于国民党的嫡系部队，自报是国民党第一兵团某师的上尉军需官，在淮海战役中被俘。他写得一手好字，虽然年过60，但眼不花，耳不聋，入监快30年了，他依然保持着军人的作风，走起路来像一股强劲的风。每天清晨，他都独自练习跑步。几十年的禁窘生涯，使他对任何人都保持足够的警惕。他从来不与任何人交流，闲暇时，他就用毛笔写蝇头小楷，抄写毛选四卷，许多重要的文章他都能倒背如流，监狱年年评他为劳改积极分子。
老董原是东北某城市的劳动局长，是一位抗战时期就参加了共产党的老干部，后来腐化堕落。他具体犯的是什么罪，对任何人都讳莫如深。
小邵则是一个刑事犯，充其量也不过有初中文化，之所以能分到《劳改报》滥竽充数当编辑，大概因为是他有个在省劳改局当处长的舅舅的缘故。我之所以有幸能得到这份差事，也是有贵人相助的，是笑星黄宏的父亲黄枫老人特向监狱领导建议，才把我调到《劳改报》做了编辑。
《劳改报》的编辑，并没有责编和主编之分。反正稿件的终审权在管教科王科长，每期出版清样都要送他审定。他在清样上签了字，回来才能刻版油印。而我们几个人充其量不过是做些文字的润色和校对工作，除了小邵之外，我们三个人编稿、刻版、油印轮着干。老董是编辑室的犯人组长，样报出来后由他作最终校对，然后再向各大中队分发。
虽然是在监狱，但我们的编辑室，却几乎是个国共搏杀的战场。老董和老鹿虽然在一个编辑室里共事多年，俩人却是势不两立的对头。他俩办公桌对着办公桌，但除了工作上的事，平素是一句话也没有，而且都绷着脸，一丝笑容也不露，俩人彼此心里有着不可化解的仇恨。
我和小邵来编辑室的时间短，正是他俩争取的对象，但他们的手段却不同。老董是时常乘着老鹿不在的时候，向我俩灌输老鹿的奸诈和狠 毒，说“你们别看这个老鹿反不言不语的，他的心狠毒着呢。他杀过一百多名共产党员，现在装着靠近政府，都是他x的假的！他就是靠整人来骗得政府的信任，你们可得小心点。”
而老鹿却从不背地说老董的闲话，但每逢月末过犯人生活会时，他都掏出笔记本，一条一条地道出我、小邵与老董吃喝不分的违纪事例，害得我们经常受干部的训斥。当然老鹿对自己的要求也是很严格的，他从不接受我和小邵送给他的任何东西，那怕是一支烟，他都用手挡回，而且异常严肃地说：“犯人之间，不许有任何馈赠，这是监规，不容违犯。”
其实监规是监视，人在一起，又怎么能没有一点往来呢？即便是在监狱，互相赠一支烟，也不为大过吧？但参加了一次冬训，我才知道，随便地送给别人一支烟，也会有说不清的时候。
每年冬季监狱里都搞冬训，那时犯人集中学习，人人过关，个个剥皮，自然检讨的都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但这些小事，真的要给你上纲上线，还真的不得了。到了冬训时候，像老鹿这样的老犯人会拿出一个笔记本，按本宣科：“诸如一九七四年三月十日下午四点三十分，犯人某某，在教育室《劳改报》编辑室里送给某某香烟一包，牌子是处处红的。”跟着提问犯人：“你为什么要将香烟送给某某？你有什么目的？你们俩这样笼络感情有什么企图？是不是想串联一气来对抗政府？”天呀！这样的上纲上线来认识谁能接受得了、解释得清？
有了第一年的冬训经验，我和小邵也老道多了。我们更清楚地认识到自己涉身的是一个没有自由、没有人情、没有正常思想思维的特殊的空间。人在这里生存，几千年来约定俗成的道德标准是不适用的。像老鹿和老董这样势同水火的对头，如果在社会上，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几年间同在一个编辑室里工作。人们宁可饿饭，不要这份薪水，也绝不能忍受自己办公桌的对面，有一双时时刻刻监视着自己的眼睛。然而在监狱这种特殊的环境里，这样的死对头共处一室则是司空见惯的情况。
利用矛盾“分化瓦解敌人”是一种高超的艺术。如果监狱里的犯人之间没有了矛盾，同声通气地对抗政府，这怎么能行呢？监狱是关押敌人的场所，一旦褚衣在身，即便你是受冤的，你得到的也绝对是对付敌人的“礼遇”。我正是在这种氛围中，深刻地理解了“敌人”这两个字的涵义。
一次惨痛的教训让我至今回忆起来依然寒心彻骨。那是我刚当上《劳改报》编辑不到一年，一天，监狱刑侦科的段干事带着几位干警，突然来到了编辑室。那天，老董不在，屋里就有老鹿、小邵和我三个人。段干事进屋来不由分说，便是一声厉喝：“你们三个人都到东墙边贴墙站好！”这阵式一下子就使我们战战兢兢。段干事和几位干警查抄了我们的办公桌，不知是抄到了什么东西，便把我们三个人一起押送到监狱的严管队里关押。
严管队是监狱中的监狱，到这里来的犯人将受到比普通犯人更加苛刻的待遇。监狱规定凡是进了严管队的犯人，每日的粮食定量裁减一半，也就是由原来的每日一斤粮减为半斤粮，早晚两餐每顿二两半。虽然还是与普通犯人吃一样的饭菜，但量不足，饥饿感便备感强烈。
我虽然在监狱里熬过几个年头了，但进了严管队，才使我真正地尝到了监狱的严酷，其比任何劳改队、看守所、教养院都严酷得多。因为在严管队值班当看守的，不是政府干警，而是凶神恶煞的犯人。
黑龙江省第一监狱里的杂工，都叫站道子的。什么叫站道子呢？就是在夜里值宿当看守，白日里打饭、打水做杂役的犯人，其绝对是世界上最丑恶，最没有人性的人。严管队负责为犯人分饭的道长，是一位长着小眯缝眼的小个子，每次开饭，他左手拿一量勺，右手拿一柄木铲，他用木铲在饭盆里不停地搅动，把一盆高粮米饭搅得蓬松。犯人们好容易盼到了开饭的时间，都饥肠难耐地排着队，眼巴巴地盯着饭盆，依次来领属于自己的那一勺饭。而这个小个子犯人却不慌不忙，过来一个犯人，他先抬头眯眼瞄一下，顺眼的，他右手的木铲便大撮一下，把饭往量勺里猛力一按，份量便实在了；而遇到了不顺眼的犯人，他的木铲便将饭蓬松地托起，往量勺里一放，木铲又沿着勺边一刮，饭就所剩无几了。这种分饭法实在是太残忍了，但被严管的犯人们却没有一个敢站出来说句不服气的话。因为，监狱里还有更严酷的地方，那就是禁闭室，也就是小号，那才是令人闻风丧胆的地方。那里不但有地环、支棍，还有“独居”——独囚室，长、宽、高都只有一米，人关进之后，无论怎样躺卧都无法舒展，简直就是个水泥棺材！所以，再生死不怕的亡命徒，一经关进“独居”，不出三天管叫他俯首贴耳，之后再提起，他的腿都直哆嗦。
我和老鹿、小邵，在严管队里呆了三天也始终不明白，我们是因为什么被送到这里来的。奇怪的是我们始终也不见着老董，心里便猜测肯定是老董做了什么手脚。倒是老鹿先道出了疑惑。严管队纪律森严，我们不可以随便说话。借一次去厕所的机会，老鹿说我们准是中了老董的暗箭。我倒挺坦然，认为老董即便是诬告，也会有水落石出之日。
到了第四天，段干事来提审我们，我才意识到，我们编辑室的确是出了漏子。段干事提审我时问：“你们这一期报纸是谁刻的版？”我答：“是老鹿哇！” “说准了，真是老鹿吗？”这时我未敢贸然回答。段干事把一份《劳改报》递给我说：“你看看，你们是怎么刻的版。”其上用红色铅笔道划出了一句话。天呀，我们真的捅了个天大的娄子！在一篇女监的来稿里，“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被刻印成“敬祝毛主席无寿无疆！”这一字之差，在那个阶级斗争弦绷得紧紧的时代，可是不得了的事！我和老鹿都是反革命，这种政治责任，是我俩万万承受不起的呀！段干事又问我：“你说准了，确实是老鹿刻的版吗？”我不敢确指了，因为我知道，这一字之差，足以致老鹿于死命。我只好说：“我……我也不敢断定这期究竟是谁刻的版，反正不是我刻的。”
自从知道了我们被关押的事因，老鹿和我的心情异常沉重。在那个时代，一字狱并不是虚事。在同狱中就有一个犯人，是因为一个字被判刑10年。那是一个农民，他在写“毛主席万岁”标语时，把“岁”写成了“碎”。这样的事如果加在我和老鹿这样的政治犯身上，罪责就无法解脱了。倒是小邵够义气，在一次去厕所途中，小邵悄悄地对我和老鹿说：你俩都往我身上推吧，我是刑事犯好辨白。当时，我和老鹿都没吭声，但我们都觉得这实在是最好的开脱方法了。
果然，在段干事下次来提审时，我和老鹿都异口同声地把责任推给了小邵，小邵也真敢于肩担罪名，承认是自己刻的版，不经意刻错了，他甘心接受惩罚。小邵被押进了禁闭室，我和老鹿虽然没有解除严管，但也得到了较宽松的处理，我俩由《劳改报》的编辑临时变成了严管队站道的道长。
严管队里所关押的犯人都是各中队里的违纪犯人，也有搞申诉、经常喊冤的犯人被送到严管队里。在严管队里，也有几种待遇，有些杂活，可以安排些犯人出去劳动，这些劳动的犯人便可以吃饱肚子。我和老鹿虽然还没有解除严管，但我们俩被安排在严管队里值夜班，这样也就可以解除了饥饿的威胁。
严管队道长这个职务非常单调，就是在犯人睡觉以后，一夜要几次清点光秃秃的脑袋，填写一份值夜登记表。有犯人起夜，要先举手报告，经道长允许，方可下床拉撒。如果有尿憋急了的，不经允许就贸然下床，轻则受到训斥、罚站、挂马桶、顶尿盆的惩罚，重则就得接受一顿暴打。我和老鹿值夜班当道长，当然也不敢废止严管队的规矩，但我们俩也绝不像那眯缝眼的小个子道长动不动就抬手打人。一连几天相安无事，严管队里的犯人们对我们俩简直要感恩戴德了。
可是事件接踵而来，我发现有一个年轻犯人，每晚刚躺下不到半个小时，他就举手申请去厕所。每次他走到临近门旁的第四个铺位前，不是弯腰系鞋带，就是假装提鞋，乘机将一个纸包悄悄地塞进一只鞋里。我勤于职守，正想前去察看，老鹿却一把拉住我说：“别管，他是个孝子，是把自己从嘴里省下来的窝头送给老父亲的。”果然，时隔不久，睡在门边第四铺的犯人也起床入厕，这是一个年近60岁的老人。他颤颤巍巍地从厕所回来，便用被蒙上头，把儿子塞在鞋里的窝头在被窝里悄悄地咀嚼吞咽。
我们中华民族是崇尚孝道的民族，当子女的孝敬父母，这本来是天经地义的事。无论任何朝代，任何地方，这都是美德。然而，在严管队里，当儿子的要尽自己对父亲的一点孝心，还需要玩弄点儿鬼鬼祟祟的伎俩，我真的有些困惑不解了。我问老鹿：“为什么会这样呢？”
老鹿笑了，他用手指着严管队的队规说：“不这样行吗？”我抬头一望贴在墙上的队规，第三条便是：严禁外出劳动的犯人给反省的犯人捎带食物，违者关禁闭三天。第四条：犯人之间，只许叫姓名，不许用其它称呼，不许攀亲结友……。我的心麻木了。老鹿又悄声对我说：“那父子是严管队的常客，为一个案子入监的，在中队又老喊冤，几年前，我进严管队就认识他们。”“你几年前就进过严管队，为什么？”“为了点小事，听广播的时候耳朵里塞棉团儿。”
我和老鹿又在严管队里呆了半个月。也许是政策宽松了，也许是监狱的《劳改报》确实需要人才，我和老鹿又回到了编辑室，小邵也从禁闭室里放回来了，我们的《劳改报》编辑室又恢复到了以前的状况。果然不出我们的猜测，那次事件确实是老董举报的，是他在终校时发现了这个错字，他便如获至宝似的向刑侦科报了告。
这以后，老鹿、老董和我有了明确的分工，各管一版稿件。刻钢版成了小邵的专职，在老鹿的精心教化下，小邵也能刻出一手漂亮的钢版字了。但校对样报却有了更严格的分工，我们四人每人负责一版，谁出问题谁负责。每期出报，我们都如履薄冰，每人至少要校三遍。最苦的要数老董了，他本来就是高度近视，又生恐有闪失，无奈之中，他只好托人买来了一个放大镜，每次校报，他都用放大镜仔细地考究几遍。
随着文革的结束，监狱里的政策也越来越宽松，我们的编辑工作也越来越好干了，但老董和老鹿的阶级仇恨却永远不可能化解。老鹿随着国家政策的变化，变得格外地关心时事。他经常看报纸，他似乎看到了希望和光明。这个国家也怪，对历反的大赦，并不是由罪恶的大小来界定，而是由官职的卑微来划线。先是 1975年最后的一批战犯全部特赦，后来又逐级释放，到1978年是县团级以上职衔的一律释放，再后来是营连级，以至于最后是伪保长、土匪、一贯道等等。
老鹿是在1978年底见国民党县团级以上的在押犯全部释放了，才忍不住了。他主动找管教科的王科长申明，他在国民党军队中的职衔并不是上尉军需官，而是国民党第一兵团的少将军需处长。监狱叫他写一份详细简历材料，并指出证明人。这回他没有隐讳，他在证明人一栏里填写：第一名是黄维，国民党第一兵团中将司令；第二名是国民党二星上将杜聿明。监狱将材料迅即上报，不到两个月，中央便有了批示。一个国民党的少将处长，竟然在共产党的监狱里隐藏身份近30 年。真是不可思议。
老鹿临出监的那一天，把我叫到一旁，悄声对我说：“小庄，你心宅存仁，天性质朴，但我要告诉你一句话：要想在狼群里生存，你就先要学会撕咬，你不长着尖牙，露着利齿，你迟早要被狼吃掉的！记住我的话，不要心不设防！”“被狼吃掉？”我望着老鹿那张冷峻的脸，真真地感受到他确实像一头凶狠的狼啊！他这种人永远是共产党的敌人，几十年的改造，并没有改掉他对共产党一毫一分的抵触。
老鹿出监了，老董却没有这种福分。老鹿走后不到半年，老董就住进了犯人卫生院，患的是胃癌，而且已经到了晚期。在他弥留之际，我曾去犯人卫生院看过他一次。老董拉住我的手，用微弱颤抖的声音对我说：“小庄，你应理解，那次你受牵连被严管，这……这不是我的本意。”
人世间，有许多事情是无须寻详探细的。对与错、是与非、功与罪、仇恨和怨愤、冤屈与枉委，都是过眼云烟，随着肉体的消遁，灵魂也都升华了。苦难是一笔财富。即或所经历的辛酸和苦痛不堪回首，但过去的毕竟是过去了。人沉湎在怨愤中，只能是徒然加重了自己的苦痛。
我当了五年《劳改报》的编辑，除了给我留下一段不堪回首的往事之外，倒是增长了我的学识和文字功底。这是我人生道路上的一层阶梯，没有这一层阶梯，也许我就攀不上文学的山峰。我出监以后，小邵还在《劳改报》当编辑。但现在社会发达了，我想现在的监狱里该是有电脑和打印机了，不论是小邵还是别的犯人再编《劳改报》，他们再也不会用钢版和油印机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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