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濡无沫——父亲严独鹤的最后岁月（三）
六
一九六七年，我托病在上海一共耽了近两个月。后农场中队部来信，严令我立即回场。即使有病，也要回农场医院治疗。我知道，按内部惯例，已到期的留场就业人员，在骨子里同犯人、劳教人员并没有本质上的差别，如果擅自超假，农场随时都可以派人来，将你戴上手铐押走。为了不使父亲的处境雪上加霜，我接信三天后，就离开了上海。
一九六八年三月，我又获得了一次回上海探亲的机会，而且带上农场医院出具的医务证明，，可以到指定的上海市虹口区中心医院诊疗。
虹口区中心医院原来是英租界提篮桥监狱医院。一九五零年代后，分成两半，一半仍然是专门收治犯人的上海市监狱医院，另一半成为向社会开放的虹口区中心医院，兼具上海劳改部门职工医院的职能。凡上海市劳改部门所属单位的期满留场（厂）人员，患有较重疾病，也可由本单位医院出具转诊证明至该院就医。
这次，我在家中一共耽了三个多月。
二次回家，比之不到一年前，父亲更衰老、更虚弱了，走几步路，都要人搀扶。一天他由我陪同，到对马路的小理发店理发。刚出家门，就在人行道上一个趔趄，我疾忙一手将他扶住。回到家后，他对母亲说，“阿添毕竟年青，刚才幸亏他一把搀住，要是换了你在旁边，肯定跌在地上，再也爬不起来了。”
过了一会，父亲又轻轻地说：“只是，不知道他在家里能住多久。”
从早到晚，父亲枯坐在破沙发上。一杯苦茶，一支烟——一九六六年春，他因早期肺癌，在华东医院动了手术，术后，遵医嘱戒了烟。受冲击后，心情郁闷，又抽起了烟——半天半天地发着呆。有时，我外出带回几张在街上买的各种“造反”小报，他每张必看，边看边叹气。我探亲期间，他最愿意做的一件事，就是同我聊天。往往可以从上午聊到天黑。只有这个时候，他苍老而全无表情的脸上，才会出现一抹生气，乃至一丝苦涩的笑容。
二次探亲，四个多月，我们父子的交流，远远超过了以往的十多年。
回家不到一个星期，一天早饭后，我走进父亲卧室，见父亲正伏在写字桌上，一笔一笔地在一张纸上吃力地写着。
我问父亲写什么。父亲放下手中的笔，转过身，可怜巴巴地看着我说：“写思想汇报。最近，图书馆那些人倒也没有来寻我什么事，只要我每星期交一篇思想汇报。我大概是老了，写起来真吃力呀。”
我接过父亲写的那几张纸看去，心中顿时一阵酸楚。父亲写的字，端正、清秀，在他那一辈的文人中，是出名的。他不是职业书法家，但他写的对联、扇面，时至今日，还能在书画市场上卖到一定价位。然而，眼前这份思想汇报，上面每一个字都东倒西斜，跌跌撞撞，歪歪扭扭，既不成行，更难成句，如同满页蝌蚪，一纸散沙。
父亲不好意思地说：“我自己也弄不清为什么会这样。近一年来，也许是眼力、精力都退化了，我一拿起笔写思想汇报，心里就发慌，手就会发抖。写的字也歪了，句子也连贯不起来了。现在，为了写这每星期一篇的思想汇报，我几乎天天提心吊胆，睡不着觉。只有每星期一，你妈把检查书顺顺当当交上去，平平安安回来，这一天我才可以安下心来。但到了星期二，我又要为下一篇思想汇报担心了。”
我当即安慰父亲：“爸，你放心，今后这写思想汇报的事，就由我包下来。这些年，我从看守所到农场，写认罪书、思想检查，可说是驾轻就熟。写起来，就像撤尿一样，要多长有多长，你就不用费心了。”
自此，父亲每星期一篇的思想汇报就由我越俎代庖。但父亲依然十分认真，每次我写好后，他都要逐字逐句仔细研读，并同我再三推敲、商量，然后再由他抖抖索索地抄录下来。
父亲虽然联句成篇的思维能力已经衰退，但个别遣词用语的功力仍相当深厚。记得有一次，在一篇思想汇报的末尾，我沿用劳改场所的惯用语，信手写上了“努力改造自己，早日成为一个新人”这样的语句。父亲反复看了几遍，摇头说：“这句不好，要改。”我问为什么。父亲说：“改造成为新人的说法是对犯人的。我看了不舒服，我毕竟还不是犯人。”
父亲思考了许久，最后说：“我打算加一个字：努力改造自己，早日成为一个新的人。”
看到我表示同意，父亲居然咧开嘴笑了。
一九六八年上半年之前，父亲虽然属于被打倒之列，但工资还是照发。父亲每月的工资是二百十几元，他只领一百三十多元，表示自动按照退休标准，打六折领取。尽管每月领取时都提心吊胆，但生活还算过得去。一九六八年六月初发工资那天，照例由母亲到图书馆去领。每当这时，父亲总是六神不安地坐在沙发上，眼巴巴地等她回来。这一次，她去的时间比前几次都长，回来时，母亲几乎连上楼都迈不开步子了。她脸色凝重，说图书馆的造反派头头宣布，自当月起，凡被打倒的“牛鬼蛇神”一律只发十五元生活费。
从二百几十元，到一百三十元，再到十五元，维系家庭经济生活的纽带断裂了。
父亲怅然良久，默默无语。
为了不给父母增加负担（他们也已无力负担），我咬咬牙决定，尽快回农场。
听了我的决定，父亲睁着混浊而布满血丝的眼睛，无奈而又无助地望着我：“你走了，我怎么办呢？”
我知道，使父亲惴惴不安的，还是那每星期一篇，催命的思想汇报。于是我在离家前几天，将原来的思想汇报稿重新整理，从不同的角度，拟就了七、八篇适合不同时令，不同形势要求的范文，交给父亲。嘱他每星期抄一篇交上去。一个轮番后，再依次周而复始。
父亲接过这几张纸，神经质地紧紧攒着，就象沉船上的落水者，抓住仅有的一块小木板。
七
我返回农场不久，父亲就在直肠部位发现了癌肿转移，并很快进入危险状态。母亲数次将父亲送到医院，由于他的身份属于被打倒的反动文人，医院拒收。在得不到治疗的情况下，辗转病榻数月之后，于一九六八年十月病逝家中。
晚期直肠癌常伴随剧痛。听母亲和惠英表姐说，父亲在极度痛苦之下，反复呼喊着：“祖祺（大哥的名字），我痛杀了；阿添，我痛杀了。”
呼叫数天後，母亲偶然发现，梳妆柜上有几盒复方氨基比林。那是我在虹口区中心医院门诊时，因患有坐骨神经痛，医生开给我的止痛药。情急之下，母亲将这几支针剂交托街坊中一位专职上门为病人注射的医士，请他为父亲姑且一试。按父亲的病情，即使注射强麻醉剂杜冷丁或阿托品，也未必能有效止痛。然而母亲告诉我，就是我留下的这几支疗效平平的复方氨基比林，每次为父亲注射后，父亲居然都表示，疼痛减轻了。
爸，你的疼痛真的减轻了么？
父亲直到临终，依然有着极强的求生欲望。为了不增加父亲的精神负担，母亲一直没有把癌症转移的真相告诉他。最后几天，父亲自知不起，问母亲：“告诉我，我是不是快要死了？”
母亲不忍看着父亲过于痛苦地挣扎，含着泪告诉他：“你患的是肠癌转移。你就去吧，省得受苦。”
父亲气绝的时候，还睁着双眼。当时，他最钟爱的孙儿建平（大哥祖祺的长子）在身旁喊着：“爷爷，爷爷！”
父亲最后流下了两行黄泪。
父亲去世前后，正是“文革”中“清理阶级队伍”的高潮。就在他临终前几天，一些“外调”人员还频繁地来到他的床前，逼着他“交待”一些熟人的“历史问题”。快要咽气的父亲，为了不被认定“同党和人民对抗到底”，弥留之际还苦苦地思索着当年的人和事，有问必答。但始终不能取得这些人的满意，每次都受到严词训斥。好几次，这些人走后，他痛苦而迷惘地对母亲说：“我说的都是真话，他们为什么不相信呢。难道要我说谎话，他们才相信么？”
八
一九七八年秋，我和母亲从苏州回上海后，全家人经过商量，一致决定，要求当局公开为父亲平反昭雪。并由我执笔写了一封长信，致全国政协及邓小平先生。不久，上海市文化局和上海图书馆派员告诉母亲，根据中央和上海市委、市政府的指示，重新复查父亲在“文革”期间所受到的“不公正对待”，并于数月后做出了平反昭雪的结论。
对于这个结论中的字字句句，家人同复查人员之间，还经历过多次激烈争论。如对父亲的以往历史，复查人员原先是这样写的：“严独鹤同志政治历史清楚。”家人要求改为“政治历史清白”。他们起初不肯，对母亲说：“清楚就是清白，意思是一样的。”我说：“不一样。就说当年特赦的爱新觉罗?溥仪和溥杰这样的战犯，经过多年关押，他们的历史，也许可以说清楚了，但能说清白么？”
于是，在父亲的结论中，“清楚”最终改成了“清白”。
那个年代，对于政治上获得平反昭雪而本人已亡故者，往往有一个对家人如何“落实政策”的“善后”过程。当时我们提出，我的侄女建华（大哥祖祺的幼女），中学毕业时原可留在上海工作，因受祖父株连，被安置在崇明农场已有多年。因而要求仿照“顶替”政策，将其调回上海市区，由上海图书馆安排工作（那几年，在“文革”中下乡的“知识青年”大批回城，为安排他们就业，其中凡父母申请退休者，可安排至父母单位工作，名为“顶替”）。起先，上海图书馆方面的答复是，顶替只涉及第二代，未有及第三代者。其时，我虽已释放回沪，但尚未安排工作，对方有人就对母亲说，如果你小儿子愿来图书馆，倒是可以考虑的，他大学念的是中文专业，到图书馆工作也很合适。母亲询问我的意见，我回答说：“我已经回上海了，而且上海高级法院也承诺，尽快安排工作。我有我自己的一笔账，早晚要算。现在是算父亲的账，我抢在里面做什么？”
多次磋商，对方坚持，人事安排未有涉及第三代者。其中有一位为加强说服力，举了同是文化系统的京剧大师周信芳先生家人的例子。说周信芳平反昭雪后，其子周少麟有一女，也没有安排工作。言下之意，周信芳的孙女不安排，严独鹤的孙女同样也不安排。
不料，这一说法反而被我抓住了把柄。我和周少麟先生虽不相识，但周少麟先生“文革”中也曾蒙冤入狱。熟人中有了解他的情况的告诉我，周少麟的女儿，因家庭在“文革”中所遭受的摧残，长期得病，一直未愈，无法工作。我便向对方亮出了这个底牌，说：“你们把一位病人，同我身心正常、健康的侄女相提并论，这是存心懵人。”并扬言，要把这种“懵人”的行为，上告中央。
就这样，对方终于松口了，同意接纳建华到上海图书馆工作。
在同上海图书馆方面协商“落实政策”事宜时，我始终扮演了“红脸”的角色。我对家人说：“我反正刚从监狱放出来，什么都不怕。要吵架，由我来；说好话，你们来。”
当对方就我家的最后一项要求，即由上海图书馆接纳建华表示同意后，我双手抱拳，向其中一位王女士作了个揖说：“王同志，过去一段时间，我多有得罪。凡有言语不当之处，敬请包涵，我在这里向你道歉。”
王女士也露出一脸笑容，连声说：“我能理解，我能理解。我也是有子女的人，下一代的工作，是他们的一生大事，是每一个做长辈的人最关心的。”
一切停当，最后就是为父亲开追悼会。
然而，这件看来简单不过的事，却颇费了一番周折。因为中国所有的事情，都是要讲究相应的规格的。按照父亲的地位和级别，他的追悼会应该在龙华殡仪馆大厅举行，而且须有一定级别的领导主持。但龙华殡仪馆只有一个大厅，每天只能安排上、下午各一场追悼会。这在平常的年月，就符合这个级别、规格的人士的死亡速度而言，应该够用了。然而，一九七八年到一九七九年，却是一个非常的岁月。在这一年左右的时间内，自一九六六年“文革”起始以来，众多遭受打击“迫害”的，具有相当级别的官员、，干部以及享受相应待遇的科技、教育、文化、艺术等各界人士纷纷获得了平反，其中不少人已然身故。换言之，十年里头死掉的人，都要挤在一年时间内开追悼会，龙华殡仪馆的大厅哪怕天天上下午连轴转，也无论如何安排不过来。
其中尤其是父亲生前所属的上海文化系统，在“文革”中是毛泽东夫人江青女士，及张春桥、姚文元二位格外关心的“重灾区”，因受迫害、打击而死的各方名流，至少不下千人。一朝平反，如何安排他们的追悼会，成了一大难题。
不知是哪一位天才（中国人从古到今，向来不乏这一类天才），终于想出了一个绝顶聪明的妙法。那就是几个人的追悼会，同时、同地放在一起举行，犹如早已有之的集体婚礼。而在中国人的习俗中，婚丧二仪一直是并列的（俗称虹、白喜事），既然可以有集体婚礼，当然也可以有集体丧仪。这样就大大减轻了龙华殡仪馆大厅的压力，也大大减少了追悼会的次数和频率。如此别开生面之举，实在是应该列入基尼斯纪录的。
父亲的追悼会是一九七九年春节过后举行的。和父亲同时同厅举行追悼会的还有四位，他们是原上海博物馆馆长徐森玉先生，原韬奋纪念馆馆长毕云程先生，著名京剧演员言慧珠女士和原上海民族乐团副团长何无奇先生。这五个人，生前或是旧友，或素不相识。其中，言惠珠女士是不堪凌辱而悬梁自尽的。最惨的是何无奇先生，他死前正从被“隔离审查”的囚室中脱逃，又不敢回家，落得流浪街头。某日，正在铁道附近踯躅，为几名巡逻的铁路系统造反队员撞见，见其衣衫凌乱，形容憔悴，发生怀疑，上前拦住询问。何无奇转身就逃，后面的人紧追不舍。此时正有一列火车驶来，何无奇原打算在火车驶过之前穿越铁道，这样，追来者就会被火车拦住，他便可以脱身。讵料一步不及，竟丧命火车轮下，而且骨肉分离，尸体无剩。因而他的骨灰盒中其实并无骨灰，只有身前常戴的一副眼镜和几件杂物。
追悼会上，灵堂正中，一字排开五个人的照片。照片下面，是亲属的花圈，由于地方太挤，每位逝者的照片下，只能摆一个花圈，上款写上逝者的名字、称谓，下款一古脑儿写上所有亲属的名字。当时，言惠珠女士的花圈上系着两对绸带，一对的署名是她的丈夫昆曲大师俞正飞先生，另一对绸带署名的是她和前夫所生的儿子。那天，俞振飞未来，她儿子来了，他和俞振飞失和，一见就火了，嘴里嘟哝着，不理工作人员的阻拦，上前将署有自己名字的绸带取下，挂在另一只花圈上，放在言女士的灵前。就这样，五个人的灵前，一共放了六只花圈，其中言惠珠女士两只，其他各人一只。
直系亲属以外，其他人送的花圈，则杂放在大厅中。有的送花圈人，和五位逝者中的几位都认识，就在同一只花圈的绸带上，写上几个人的名字。如宋庆龄女士送的一只花圈上，就同时写上献给我父亲和毕云程先生。
通常，在追悼会上，二人或多人向逝者共送一个花圈，同时署上这几个人的名字，是常有的事。但一只花圈由一个人署名，却同时送给几个人，实在别开生面。
然后，在哀乐声中，由时任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宣传部、上海市文化局的五位部局级领导，先后分别宣读五份悼词。当时致词的，究竟是哪五位，我已经记不全了，依稀记得，其中有时任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副部长的王致中先生和文化局副局长洪泽先生。至于究竟哪一位为父亲念的悼词，今天也忘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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