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濡无沫——父亲严独鹤的最后岁月（一）

作者严祖佑，生于1943年，1961年考入上海师范学院中文系。1964年9月26日因“反革命集团”案被捕。同年秋，曾在上海司法师范学院和上海邮电俱乐部二处，公开举办该“集团”的“罪行”展览会。1966年被处劳动教养二年，1972年被判有期徒刑十五年，1980年获平反。曾做过营业员、中学教师、报社记者。2003年退休于上海经济报社（现改名《第一财经日报》）。上海作家协会会员，主任记者。

一

（1964年9月26日，我是上海师范学院四年级学生，这天我从校门跨入了上海第一看守所牢门。1966年我被处以劳动教养二年，同年底解除教养，1967年3月我第一次回上海探亲）。

一九六七年三月，我终于首次获准探亲。

家还是那个家。但是，一切都变了。

坐了一夜火车。走近熟悉的门口，正是天色微明时分。

后门紧闭着，我举手敲了几下，声音并不响，但我的心别别跳着。开门的是惠英表姐。虽然小马路上寂无人迹，但惠英表姐还是惊恐地向四周张望了一下，随即将我一把拉进室内。

我走入二楼父母的卧室。听得是我敲门，年近八旬的父亲，已披衣坐在床上等候。母亲则在房中张罗着什么。

我轻轻唤了一声父母。父亲无言点点头，然后伸手握住了我的一只手。拉我在床头坐下。

我觫然警觉，眼前的情景，和我几年前的一场梦境，何其相似。

我还在大学读书的时候，有一天晚上，曾经做过一个非常奇怪的梦。梦中的我，因故被迫离家流亡，多年后匆匆回家省视。也是这样昏暗的床前，父亲握住我的手，希望我不要再离开了。可是我对父亲说，身不由己，马上就要走的。梦醒之时，泪痕犹在。

我不是一个虔诚的宿命论者。然而，冥冥之中，莫非真有一种预兆和感应存在。

父亲老了。

父亲长我五十四岁。从我记事起，眼中的父亲，一直就是很老的。然而，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衰老。

精神、心灵上的极度衰老、衰退、衰竭。

多年来，在我的面前，父亲一直是不苟言笑、居高临下的长者。此时，他的眼中，流露出那么深的依恋和亲情。

他絮絮地告诉我，这几年的种种经历。

他说，自我离家后，他身体一直不好。一九六六年春，发现患了早期肺癌，不久，住入上海级别最高的干部医院——华东医院。主刀医生是当时上海最好的外科大夫之一，石美馨教授。手术十分成功。父亲撩起衣服，让我看他的刀口。不愧是名医，从前胸绕到后背，那么长的刀口，就象是一条细细的，熨得服服贴贴的褶痕。

遵照医嘱，父亲戒掉抽了半个多世纪，每天多达二包的香烟。

仅仅戒了半年。

“文革”开始了，他成了“反动文人”，被列入“牛鬼蛇神”。

说到被抄家、被批斗，父亲居然露出了怯生生的笑容。他说，上海图书馆的造反派毕竟是文人，抄家时，家具、衣服都保存了下来，没有像有些学校的红卫兵那样，实行毁灭性抄家，全部抄光、砸光、烧光，。父亲还说，在上海图书馆的几位馆长中，他受到的批判、斗争的烈度还算是比较轻的。挨斗最凶的是顾廷龙馆长。顾廷龙先生是主管上海图书馆日常工作的，权重、事烦，吃的苦头也最多。在上海文化系统中，上海图书馆和上海博物馆同属于一个口子。文博口每次召开批判大会，上海图书馆主斗对象都是顾廷龙先生，上海博物馆的主斗对象，则往往是老馆长徐森玉先生。父亲大多处于陪斗地位。

父亲说，有几次，他在母亲陪同下，到上海图书馆接受“批判”。上楼时，大理石楼梯既宽又高，他身虚体弱、腿脚打颤，上不去。母亲要扶他，造反派不准。于是，他只能手足并用，一级一级爬上去。他爬的时候，那些不及他一半年龄的“造反派战士”就站在楼上，看着他笑。

“他们并不太凶，也没有打我。”父亲依然怯生生地笑着。

“批判的时候，他们本来要我弯腰九十度的，顾馆长他们都是这个姿式。我年纪大了，弯不下来，就让我跪着。后来，就半跪半坐在台上。”父亲告诉我。

八十岁的人，半跪半坐，动辄几个小时……我叹了口气，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有几次，徐森（玉）老就跪在我旁边，他比我还大好几岁。听说麒麟童（周信芳，上海京剧院长）眼睛瞎了，批判时不肯弯九十度，也是这样半跪半坐的。”父亲又笑了，还是那么怯生生的。

二

在这里，我多少化一些笔墨，说一说我的父亲。

父亲生于一八八九年重阳日。一九一四年，他二十六岁时，进入新闻报社，此后几十年，一直担任新闻报副刊《快活林》和《新园林》的主编，及新闻报的副总编辑。

新闻报是清末民初期间，中国发行量最大的民办报纸，也是历史最悠久的报纸之一。同申报合称“申新二报”。旧时，《报童歌》中“三个铜板就买两份报”，即指这两张报纸。

从上世纪初到四十年代末，新闻报的《快活林》、《新园林》和申报的《自由谈》，一直是国内拥有读者群最大的报纸副刊。父亲主持新闻报副刊三十余年，以“独鹤”为笔名，在他执笔的“谈话”专栏上，每天撰写一篇短文（时评）。父亲的短文所选取的题材，上至国家大事，下及市井琐闻，皆为平民所切切关心者。文字平易，雅俗共赏，每篇虽不过几百字，却深受读者欢迎，也为自己赢得了不小的声誉。

父亲当年主编的新闻报副刊，有三大亮点。其一是他自己撰写的专栏；其二是张恨水先生的连载小说；其三则是丁悚先生（著名漫画家丁聪先生之父）的漫画。其中，张恨水先生的成名，可以说是同父亲的推介分不开的。张先生原籍安徽，久居北平，南方读者原来对他并不熟悉。一九二九年，张学良将军在东北宣布易帜（将北洋政府的五色旗，换成国民党政府的青天白日旗），服从中央政令，中国名义上归于统一。同年，以父亲为团长的南方新闻代表团访问东北。往返途中，在北平稍作停留。北平同行向父亲介绍，有一位名叫张恨水的小说家，其作品甚佳。父亲遂和张先生相识，成为至交。此后，张恨水先生每有作品完稿，必在新闻报副刊连载，首部即为《啼笑因缘》。新闻报因张恨水的小说而赢得了更多的读者；张恨水也因新闻报而声誉鹊起，名满大江南北。

作为当年中国发行量最大的民办报纸主笔，父亲的结交遍及社会各界，诸如演艺界的梅兰芳、程砚秋、荀慧生、尚小云、郑正秋、张善琨，工商界的吴蕴初、唐君远、胡悌维，左派的田汉、夏衍、洪琛，国民党方面的陈布雷、潘公展，以及袁世凯的公子袁寒云等，都和他有不错的交情。

一九四八年重阳，父亲六十虚度，我时年仅六岁，尚依稀记得家中热闹了好几天。其中，蒋介石先生送来一块由他亲笔所写“进德懿令”四字的寿匾，送来寿匾寿幛的还有于右任、吴国桢等诸公。然而未及一年，国民党兵败南迁，父亲惧祸，其中属于“反动头子”赠送的匾额对联大都付之一炬。迨至一九七八年，我获释回家整理旧物时，居然还发现一幅曾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的张道藩先生（也就是争得大画家徐悲鸿先生前妻蒋碧薇女士为妇的，那位国民党著名才子。）的一幅寿幛，以及时任上海警备司令的宣铁吾将军送的一幅寿联等。真是斯人已去，斯物尚在。

父亲一生办报，在民国年间，除了抗战后期日军占领上海租界，报社被日伪接管，他因拒绝附逆而辞职闲居外，从来没有离开过报社。一九五九年以后，父亲历任全国政协委员，他在政协中代表的界别，也是新闻出版界。但事实上。上世纪五十年代初，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对全市新闻媒体实行统一管理，进驻新闻报的是恽逸群先生，他一上任，就对新闻报内的老报人着手清理。父亲和一些同仁被安置到新成立的新闻图书馆，由父亲任主任，从此离开了新闻工作岗位。嗣后，上海的图书馆系统经数次合并，新闻图书馆最终并入上海图书馆，父亲是五、六位副馆长之一。

大约一九五三年前后，父亲还在规模同现时街道图书馆差不多的新闻图书馆担任主任时，发生过一个小插曲。也许是父亲在报刊上久未露面的缘故，也许是旅居港澳的读者对父亲存有一份眷念，当时不少港澳以及东南亚的华文报纸，忽然传出父亲因抑郁而身亡的消息，还刊登了不少悼词和挽联。一时间，家中接到不少来自海外的电话或信函，大都是询问父亲起居安康的。父亲起先还懵然不知，直到有一天，父亲的外甥杨公器表兄的一位朋友从香港来沪，见面就问：“你舅太爷是什么时候去世的？”公器表兄责其出言唐突，这才得知原委。后由父亲亲自撰文至海外报纸澄清真相，闹了好一阵子，才告平息。

不久，全国首届人民代表普选开始。某日，家中突然接到当时上海市提篮桥区政府的一个电话，称有要事同父亲商量。父亲惊咤莫名，自忖与该区素无往来，后方知自己已被推举为该区的上海市人民代表候选人。对于凭空当上上海市人民代表，父亲是颇为高兴的，但又不免自嘲：“哪能弄到提篮桥区当代表，好像有点不吉利。”不料一语成谶，十年后，我果然进了提篮桥监狱，当了一名犯人。

从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国作家协会成立起，父亲就列名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理事。但他已很少写文章，是一个不事创作的作家协会会员。偶尔动笔，也是应中国新闻社之约，为海外报刊写些歌颂公私合营、歌颂农业合作化、人民公社、大跃进、歌颂社会主义新气象的文章。我曾问他，老是写这样的文章，有否感觉乏味。他摇摇头说，你年纪小，还不懂事。话才出口，旋即又警觉起来，瞠目道：“你怎么能说些这些文章乏味，不知天高地厚，要吃苦头的！”由此，父亲始终反对我读文科。直至我进了大学中文系，他还一直担心我要“吃苦头”。

有一段时间，我发现父亲收集了不少有关《西厢记》的资料，而且很用心地做着笔记。这可是少有的事。我问父亲，何以对《西厢记》这么感兴趣。他说，文艺出版社让秦瘦鸥先生（小说《秋海棠》的作者，父亲的老友，时任上海文艺出版社编辑）来约稿，他们打算出一套由传统古典戏曲名著改变的通俗小说，约父亲写《西厢记》，张恨水写《梁祝》。又说，“这恐怕不仅是约一本书稿的事。看来，有关领导部门认为，我和张恨水这样的人，还是有必要再度出山的。”

我高兴地说：“那好呀！您已经多年没有像像样样地写过东西了。这次一定要写得精彩。”

父亲欣然点头：“那当然。”

由于力求完美，父亲的准备工作比较缓慢。张恨水的《梁祝》先出版，很快招来各方挑剔和非议。父亲闻知后，马上辍笔。他以后曾好几次对我说：“幸亏我落笔慢，要不然为一本书，几千元稿费，找上这么大的麻烦，实在不上算。”

一九五七年，当局鼓励“大鸣大放”，从中央到地方，先后召开“宣传工作会议”。上海市一级的右派分子，大都是在这次“宣传工作会议”中被“引蛇出洞”的。父亲是上海市“宣传工作会议”的参加者，同时还出席了许多次市里召开的“鸣放会”，总算平平安安地过了这一关。事后不仅没有被带上帽子，也没有受到任何批判。而且在一九五九年，全国人大和政协换届时，由于上一届代表和委员中，不少人因戴上右派帽子，在新的名单中被刷了下来。而父亲和他多年至交周瘦鹃先生，就此被遴选为全国政协委员。

好多年后，父亲对于一九五七年那几个月的风云幻变，始终记忆犹新。我曾几次听父亲说起一件事：交通大学锺兆琳教授，是我家亲戚（父亲早年去世的前夫人，锺氏母亲的侄子），也是上海市人大代表，与父亲往来甚密。兆琳表兄为人鲠直，在当时的人代会及其他各次会议上，言辞颇为激烈。父亲的另一位朋友，同是上海市人大代表的中国民主同盟上海市委负责人连瑞琦先生，曾私下向我父亲说过几次：“你这位令亲，说话这么冲，我在旁边听了有点吓佬佬的。”每次说到这里，父亲脸上的每一根皱纹都缩到一起，摇头说：“实在想不到，后来的结果是兆琳安然无恙，连瑞琦却一顶右派帽子落到头上，而且还是上海民主党派系统几个响铛铛的大右派之一。”

我曾经问父亲：“这又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父亲沉思着说：“现在看来，这一次运动，根据上面的安排，民盟是重点，连瑞琦是民盟上海市的负责人，身份决定，即使再小心谨慎，都难逃此劫。”

我又问：“那你和兆琳兄，都是属于‘劫外’的人物了？”

父亲说：“不错。我之所以能安然度过这些年的历次运动，就在于尚有自知之明。建国之初，文化部门就对当时的文人分了类，我和周瘦鹃、范烟桥、程小青等一批朋友，都属于政治上落伍的旧派文人，无论在人大政协，还是在作家协会，都只是点缀品而已，不过是摆摆样子的，就如药中甘草，可有可无，并无大用，也无大害，不会特意费心费神找你的大麻烦。这就是当年号称鲁迅掌门弟子的胡风、冯雪峰都跌了大跟斗，而同鲁迅水火不容的章士钊，却始终不倒的原因。我自知人老言轻，十分识相。每逢开会，信守一条原则：只添花，不栽刺。一定要提几条意见，也是鸡毛蒜皮，海阔天空，谈笑风生，言不及义。就这样，以不变应万变，每一步都不留下脚印，总算跌跌撞撞地走过了这些年。

父亲担任上海市人大代表十几年。每次例会，他都是预决算审查委员会委员。然而，父亲最欠缺的一门知识，就是数学。父亲启蒙于私塾，十五岁考取前清最末一科秀才。后就读上海广方言馆，那是一所半新旧的学堂，在新式课程中，较重视英语而数理化十分薄弱。至于财务、会计等常识，更是一窍不通。他第一次将当年的上海市预决算报告拿回家时，我刚入初中，那天吃过晚饭，父亲拿着报告，翻来覆去看了一会，一点门道都看不出来，就问我是否看得懂。我接过来，竭尽所能，似懂非懂，结结巴巴地讲了几句。父亲听得如在云里雾里，不知所云。就伸手将报告拿了回去，随手放在一边。

我对父亲说，书店里有关于这方面常识的书籍。如需要，次日放学后就可以代他买一本。父亲想了想，摆摆手：“不必了，何苦多此一举。”

我听不懂，瞪大眼睛问：“这怎么是多此一举。你连报告也看不懂，怎么审查。”

父亲看了我一眼，没有回答，脸上的表情很奇怪。

一九五九年以后，父亲每年都要去北京，参加全国人大和政协的例会，每次都带回来一大包会议的文件。父亲本人是再也不看的，拿回家就随手搁置了。那时，我已经进入了高中和大学，出于对国家最高级别会议的好奇，总要在父亲不知情的情况下，私下翻看一遍。其中，每年都有不少代表和委员的提案及发言。记得有一条我父亲的提案，说的是他任职的上海图书馆有一钟楼，上面的大钟年久失修，经常错时甚至停摆，希望加以修缮。其他提案的具体内容大都忘了，但同父亲的提案在性质上大同小异。我当时很诧异，怎么一年一度“决定国家大政方针”的会议上，几乎所有提案都是这些屁大的事。

不过也有一次例外。记得章乃器先生有过一份发言稿。他虽已戴上右派帽子，但一度还保留全国政协委员的资格。当时，为数不多，尚留在全国政协之内的右派委员的发言，几乎清一色是认罪书。唯独章乃器先生是例外，他的发言，通篇没有一句违心的检讨，而是认认真真，逐句逐条解释自己在鸣放期间的言论，说明自己一向和共产党同心同德，决无反对共产党之意。最后希望中共领导人“坦诚布公，共商国是”。同年还有一份千家驹先生的发言，是专事批驳章先生发言的。次年，在父亲带回的文件中，我看到了是年全国政协“委员资格审查委员会”的一则通告，内容是根据民盟中央的决议，决定撤销“该盟前盟员章乃器的委员资格”。

在饿殍遍地的大饥馑年代，父亲作为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图书馆副馆长，在食品供应上，享受着与众不同的特殊待遇。他每月可获额外配给二斤猪肉、二斤鱼、二斤蛋、二斤油以及一定数量的黄豆和白糖。当时，上海等大城市中，能享受额外食品配给者，还有那些亲属在海外，定期寄来外汇者。外汇愈多，享受的配给也愈多。按父亲每月所得的配给额度，同汇入相当于二百元人民币，所得的食品配给额度大致相等。故我曾在背后笑言，一个全国政协委员的价值，比二百五还少了五十。

当然，这样的话是绝对不能让父亲听到的。如果让他听到，会光火的。父亲七十多了，无论如何，不能让他不高兴。

此外，最吸引人的，更在于父亲还拥有一张上海文化俱乐部的会员证。上海文化俱乐部的地点原先是在长乐路茂名路口的前法国总会（今花园饭店老楼），其中拥有六十米长、三十米宽的当时上海市内最大的室内游泳池，以及当时上海仅有的安装弹簧地板的舞池。后来，迁至座落在北京西路泰兴路的原丽都花园旧址。该俱乐部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是上海各界知名人士的聚会场所，到了食品匮乏年代，演变成了上层人士的一个食品供应点。享有会员资格的有上海市和全国人大的代表、政协委员、市政府参事室的参事、各民主党派市委候补委员以上的负责人以及科学、技术、教育、文化、艺术各界的一、二、级教授、医师、工程师、演员、作家……等等。

当时，每一位会员每月可获得十五张餐券。每张餐券可在餐厅以极低的官价，点上一盆在其他饭店绝对买不到的高级菜肴。我至今记得，那里一盆烙鸡面只要一元五角，鸡片和面的份量既多，奶油又充盈，烙得焦黄，实在诱人。同时，每个人只要再付一角饭费，雪白的上等大米饭，可以敞开肚子吃。因之，当时各界名流，对拥有这张文化俱乐部的会员证是十分看重的。在这里，我几乎拜识了那个年代几乎所有享有成名的明星、大师、作家、学者、名流。

一九六零年冬，我是高中三年级的学生。学校组织下乡劳动，我懒得干农活，就伪装患了急性肠炎，住进南汇大团人民公社卫生院。那时，一天五顿流汁，吃的是二小碗粥汤（没有米粒的），二小碗菜汤（没有菜叶的），再加一小碗豆浆。一个星期下来，时年十八岁的我，饿得像一头狼。出院次日，正值劳动期满回家，当天将家里饼干筒中的饼干，连同残屑，吃了个兜底翻。第二天是星期天，父母带我到文化俱乐部吃饭，我一连吃了满满六碗。记得邻桌有著名出版家，茅盾先生的内弟孔令境先生，以及昆剧泰斗徐凌云先生，见我如此饕餮，都感叹地对我父亲说：“令郎年轻力壮，食量真好！”

在文化俱乐部就餐，除了每盆正菜需付一张餐券外，还有一碗一角钱的海蜒冬瓜汤，不必付餐券。有的人本人懒得上餐厅，就想出一个主意，让家中的保姆前去，点上一、二个菜，外加一碗小汤。菜打包回家给主人，保姆就着汤，敞开肚子饱饱地吃一顿大米饭（那时的保姆，不是主人不让吃饱，而是每人每月的粮食都有定量。即使具有上海市户口的保姆，一个月的粮食定量也只有二十五斤，绝对不够吃）。这一来，每逢星期天，餐厅中充斥着各家各户的保姆，大声喧哗，热闹非凡。过了一段时间，俱乐部的管理层对此认为有碍观瞻，终于下令，凡是保姆，一律不准进入。

反右以后，父亲一改每天准时上班下班的习惯，到图书馆去的次数越来越少。从每周一、二次到每月一、二次，直到一年象征性地去几次。除了开会、看病以及偶尔到公园茶室会会老友，每月数次到文化俱乐部用餐外，其余的时间，他足不出户。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呆在家里，呆在他的卧室之中。

我家住的房子，属于那种新式石库门。二十六平方米的父母卧室中，有一对小沙发。父亲生命的最后十年就是在那对小沙发上度过的。

一张报纸，一杯茶，很少看书。父亲从早到晚坐在沙发上，呆呆地出着神，一支又一支地抽烟。烟灰积得长长的，也忘了掸在烟灰缸里。沙发周围的地板上、到处沾满了烟灰，绒质的睡袍上，烫起了一个又一个烧破的焦洞。

尽管长年囿于平静而又无所事事的生活中，父亲的精神状态却越来越紧张。凡是母亲外出，侄儿建平每天从学校放学（尽管有保姆接送）前后，他都会显得烦躁不安，扳着手指掐算家人应该到家的时间。一旦认为超过时间，还没有回家，他便会惶恐地在卧室中走来走去，不时惴惴地同身边的人讨论：沿途要乘几站公交车，每站大约需要多少时间。是否需要换车。然后，反复咕哝：“算来算去，也应该到了。我们是不是讨论讨论，路上会出现几种可能？”

然而，只要他牵挂的人平安到到家，父亲的精神状态马上恢复正常，又重新显示出一位学者固有的睿智和风度。

父亲这种莫名的精神状态愈演愈烈。一九六三年冬，有几次我周六下午回家，走进父母的卧室，见房中无人，便向家人询问。在我家服务多年的老保姆阿宝阿姨苦笑着指了指户外。原来，母亲有事外出，超过了父亲认为应该回来的时间，素常无人陪同从不外出的父亲，居然一个人穿着睡袍，踽踽地走出家门，迎着寒风，站在马路上，痴痴地朝着来路张望着。我又气又急，赶到马路上，一把将父亲拖了回来，问：“爸，你一个人站在马路上，做什么？”

父亲回答：“我只是随便走走，随便走走。”又露出十分罕见的讨好的笑容问我：“你估计你娘今天回来，是坐三轮车，还是乘公交车？”

我发起火来：“随便走走？你这么大年纪，随便走到马路上，喝西北风呀？”越说，我火气越大，“你我又不是算命先生，也算不出妈坐什么车，纯粹是自寻烦恼！”

父亲平日在小辈面前，一直是维持着绝对尊严的。即使当时已年过半百的大姐，见了他，也向来是毕恭毕敬。然而此时，面对我这个最小的儿子，在他面前肆无忌惮地大喊大叫，父亲却只是轻声轻气地解释说：“我只是随便说说，随便说说，你不要发脾气。”

对于自己的身体，父亲也经常处于恐慌状态。他一天测三次体温，尽管眼睛老化得厉害，但每次都要举着小小的体温表，亲自仔细看过才放心。他每星期都要到华东医院去看病，做各种检查，开一大包中药和各种西药，不折不扣地遵照医嘱，每天几顿，一味不少地吞服。即使这样，一有什么地方不舒服，他就担心会不会得大病。一九六二年春，父亲在北京参加全国政协会议期间，突然小便闭塞，病势很急。当时在北京工作的大哥，立即请假，护送父亲回沪。经专家多方会诊，除轻微前列腺炎外，膀胱、尿道等重要器官均无明显病变。但排尿就是不畅，父亲为此忧心忡忡。后来，母亲同家人商量，用陪他打麻将的方法，分散父亲的注意，历时数月，症状才告消失。

“文革”前的十七年，父亲是被文化界圈内的朋友称为“不倒翁”的。然而作为他的儿子，我深深感觉到，他在精神上始终有一种重压感。他的一生，如果以一九四九年划一条线的话，可以说是前后判若两人。在此前，他以一支笔，评点时事，臧否人物，挥斥方遒；在此后，则蜗居斗室，战战兢兢，始终怀着莫名的恐惧。从表面上看，他生活无忧，更为幸运的是，政治生活无惊无险。人人都认为他应该很快活，他也认为自己应该很快活，可事实上他并不快活。这些年，虽然他本人一路平安，但环顾左右，却是步步凶险，危机四伏。因而，从我记事起，几乎从来没有看见父亲真正开怀畅笑过一次。但听长辈说，青年和中年时代的父亲，是一个极有幽默感，极会说笑话的人。

看起来，父亲的晚年生活幸福。其实，父亲的心里很苦。甚至，他连自己也不明白苦从何来。因此，他有苦说不出，对任何人都说不出，包括母亲。因此，就更苦。

可怜的父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