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铮：三十年家国恨(图)
“臭味相同”的“土包子”
我先生和我分别是1980、1984年考入北京大学的。当时的出国热可说是方兴未艾。同学见面，不是问“你联系学校了吗？”就是说：“你考托福没？”先生所在的化学系更是“过分”，一个班三十多人，最后走得只剩下两个人了——包括我先生在内。
我以优异成绩被免试推荐为研究生后不久，我的导师就到美国一所大学任教，并很快把我的几个师哥师姐都弄到美国去，就剩我一个“关门弟子”还在国内。导师觉得对不起我，多次催促我去考托福，说只要我有了个还算说得过去的托福成绩，她立刻就把我也办出去。
我的英语成绩当时是全班最好的（高考成绩高达95分），在没有经过任何培训、复习或准备的情况下，自己随便拿一套托福模拟题来做做，也能得六百多分。
但是……我始终没有去考托福。不知是因为天生的，还是因为从小中国古典书看多了的缘故，我对中国文化，有种说不出的眷恋，从心底里就没想过要出国。当时常跟人讲：我一想到出国后要天天吃面包、满眼里只见“洋鬼子”这两条就受不了。而在国内呢，哪怕是天天在公共汽车上听人吵架呢，也象是仙音妙韵一样动人，因为他们说的是乡音，而吵架时所表达的喜怒哀乐，我都能体察深刻——他们都是我的同胞，我懂得他们，因此也觉得跟他们有一种血脉连系。
先生的情况也差不多，虽然考了托福，甚至已接到美国一所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最后还是留了下来。在对中国文化的热爱和眷恋上，我们刚好是“臭味相同”。不管有多少人走了，我们都“岿然不动”。记得那时有出国后回来探亲的同学，说话时动不动夹几句英语，我听了后说不出的反感，心想：不用英语不会讲话啊？当时觉得自己非常“正义”。
快乐的中国人
1997年，我得到一套法轮功的著作。一口气看了两遍后，我内心的震撼无以言表，又似乎我之前所有对中华文化的热爱、我到那时所看的所有书籍、所学的所有知识，都是为了让我在看到《转法轮》时，能够更好的理解这深深植根于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博大精深的法。
于是我开始了修炼，并一举抛掉折磨我多年的病魔，和因病魔带给我的深深绝望。一家人都分享着我的快乐和美妙的改变，其乐也融融。
如果日子就这样进行下去，那我和先生到今天为止，一定都还是快乐而自豪的“中国人”。
生平第一次的出国愿望
然而，1999年，一场突如其来、铺天盖地的另类“文革”——对法轮功的全面镇压——开始了。在我还没有反应过来之前，就突然从“天之骄子”变成了“阶下囚”。
监狱和劳教所的日子是不堪回首的。在地狱般的魔窟里经历和目睹了太多超出人类想象能力的罪恶后，我痛下决心：一定要想办法活着出去，并揭露这空前绝后的大邪恶！
也就是在那时，我生平第一次有了出国的愿望和冲动。
再后来发生的事情，是比酷刑更加不堪回首的，在此就不再多言。有兴趣的朋友请参阅拙著《静水流深》
走出北京女子劳教所不久，我有如神助般令人不可思议的拿到了护照，这过程也不能细说。
虽然拿到护照，其实也很茫然，不知能够通过什么方法、逃向哪里。
仗着能讲英文，我开始有意接触“老外”，遇到靠谱的，就跟他们讲我的故事。一位到中国度假的美国教授、一对到中国教英语的澳洲夫妇都愿意帮助我。
澳洲夫妇的邀请信先来了。我将签证申请递到澳洲大使馆后，不由得又踌躇起来：我不知自己是否在海关的黑名单上，能否平安出境。
于是我决定先去趟邻近的泰国“试试水”。
首尝“中国人”的悲哀和耻辱
申请泰国签证，让我生平第一次感受到作为一名“中国人”的悲哀和耻辱。泰国大使馆墙上贴了一张免签国的单子，那么长，有几十个上百个国家吧，独独没有中国；没有中国也就罢了，对年龄在35岁以下的女性申请人，还得找个单位开证明，证明你到泰国不是去卖淫的，才能给你签证。
我感到人格受到极大侮辱，但为出国计，也只能捏着鼻子找人开了证明。
去泰国呆了五天再回去，确认可以正常出入关后，我立即再次催促澳洲使馆，终于在2001年8月31日，登上了飞往澳洲的飞机。
到达墨尔本后，我又以最快的速度递交了难民申请，同时站出来以亲身经历向主流媒体揭露中共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为此，还曾劳动中共驻澳大使馆官员冯铁出面给《悉尼晨锋报》写信，说我这样做，无非是想取得澳洲身份。
因为有中共的捣乱，我的难民申请在近两年之后的2003年7月1日才被批准。
难民旅行证
一拿到难民签证，我立刻冲到美国领馆，申请到美国的签证，因为我想参加每年7月20日左右都会在华盛顿举行的抗议镇压法轮功的活动，同时也想亲耳聆听李洪志先生讲法——修炼这许多年，我还从未见过师父。
谁曾想，我这种举动在美国签证官眼里颇为“可疑”，哪有头一天拿到难民签证，第二天就来申请美国签证的？于是二话不说就拒签了。
第二年七月，我又去签。这次看上去不那么可疑了。签证官问：到美国去做什么？我告诉他参加法轮功的抗议活动。他又说：知道为什么你这种人我们不愿意批吗？你现在既没有澳洲护照，又没有中国护照，万一在美国有什么事，哪个政府管你呢？
我立刻将自己仍然有效的中国护照递给他看，并说：请看，我仍然是合法中国公民，万一有事，中国政府理当管我。他笑问：你敢去找他们吗？我也笑答：只要它保护我，没什么不敢。
就这么谈笑间，签证官批了我的申请。我到美国后，有朋友相当吃惊：象你这种拿难民旅行证的，美国政府一般不会给签证，你怎么这么好运？
澳洲护照带来的自由
两年后，到我有资格申请入籍澳洲时，我没有犹豫，立刻就去办理了。经历了劳教所的九死一生，和出狱后的惊险逃亡，到此时已宛如隔世为人。骨子里，我依然“中国”到底；然而“中国”已被中共窃，为旅行方便计，我已无别选择。
有了澳洲护照，也真是方便，无论是去美国、欧洲，还是香港，都是买张机票就走人。再也不会发生去哪里被拒签，甚至要求写个保证之类的耻辱之事——当然，想回被中共劫持的中国，那又另当别论。
特务经济迫害
我得到难民申请后，也立刻办理先生和孩子过来团聚之事。孩子在2004年先过来了。先生本来也可一起过来，但当时他正在国内做一个大项目，不愿就此撒手。
这个项目，是2002年底接手的。当时他因为我控告江泽民而受牵连，刚刚被监禁了一个多月。他入狱前本来在北大下属某公司任总经理，出狱后丢了这份工作。为了让他“散心”，朋友带他去了外省，并承接了当地一个大项目。2004年，正是项目吃紧之时，他不愿离开。他总以为，项目马上就要见效益了，等有个结果再走比较好。
他以为到了外地就“天高皇帝远”，谁曾知，中共仍然死盯着他。他虽然不炼法轮功，但因为是我的家人，所以也在监控范围。据后来了解到的情况，当时国安成立了一个三人小组，专门盯着他。他一离开公司，他们就去查帐，所以对他公司的财务状况，恨不得比他自己还清楚。
这样的大项目，前三年，基本都是一味的付出与投入，没有什么收益。等到公司刚刚开始要有收益时，先生突然接到工商局的通知，让他把公司关了。他问为什么，工商局说：“不为什么。反正不是经济原因就对了。”
先生惨变“无国籍人士”
四年的心血和努力奋斗，又这么白白的付诸东流。先生这才怀着满腔的愤懑、无奈和疲惫，于2006年底到了澳洲。
几个月后，洗衣服时，我们都忘了检查衣服口袋，他装在裤兜里的中国护照在洗衣机里被搅成了浆糊。
看着搅得稀烂的护照，我们的心都沉了下去。上面还有他仍然有效的去美国和台湾的签证呢，这怎么办？
无奈，只能去中领馆补办了。
接下来的日子，除了恼人，还是恼人。先生一次次去中领馆，却永远没有结果，没有答复。问的急了，领馆工作人员告诉他：这是国内传来的指令，我们也没办法；你要在国内有关系呢，你去国内找关系。总之我们是无能为力。
很显然，因为我的关系，先生也上了他们的黑名单。
失去了中国护照，又没有澳洲护照，先生落入比我还惨的境地，因为他本人并不是难民，所以连个难民旅行证也没有，只能在澳洲饱尝坐另类“移民监”的痛苦。因为不能离境，之前许多在美国、台湾、欧洲等地的业务关系，也不得不中断，让他在失却了家园、失却了亲人（他母亲因他入狱的过度惊吓已去世），失却了事业的同时，更失去了许许多多再次创业的机会……
三十年爱国梦断
经过两年多痛苦的等待和煎熬，他终于等来了可以入籍澳洲的那一天。入籍宣誓时，他全程没有笑过，脸色一直铁青，比哭还难看，心中更象打翻了五味瓶一般。那一本让许多人梦寐以求的澳洲护照，拿在他的手中，却代表着一份永远失却家园、失却生命和文化之根的悲愤、苦闷和无望、无助。谁会曾想，三十年的爱国梦，就这样失落他乡呢？
在网上看到太多法轮功学员被中领馆拒发签证、拒发护照之事，所以出来这许多年间，我从来不曾想过要回去。回望家园和亲人，面对中共的流氓手段，我只能选择在此坚守。
国安给我写保证？
可笑的是，这许多年来，中共国安还在骚扰我在国内的父母，让父母“转化”我。据说，逢年过节，国安必提礼物到我父母家“问安”。去年中秋前，四川绵阳国安局局长更亲自出马，对我母亲说，诚恳的邀请我回去看看，这么多年了，我一定很想念亲人。回去看了之后，愿留下就留下，愿意回悉尼就回去，他们一定保证我的安全。他们甚至说，可以写一份保证书交到我母亲手中。他们逼我母亲跟我联系，传达以上信息。
国安给我写保证？当初在劳教所，为了让法轮功学员写不炼功的保证，他们把我们往死里整。事过这许多年，他们却要给我写保证？我不知是该哭还是该笑。我请母亲转告他们说：对不起，我不想回去。
恼羞成怒的国安，这时终于露出真面目，放出狠话道：“这次不回来，一辈子也别想再回来！”
真是一辈子都别想再回去吗？这，大概是由不得中共国安的。无论再怎么疯狂，中共的“好日子”，很快就到头了。这一点，恐怕它们自己也感受到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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