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父孙中山先生在广州学医甫一年(西元1887年7月),闻香港有英文医校开设,以其学课较优,而地较自由,可以鼓吹革命,故投香港学校肄业(香港西医书院,College of Medicine for Chinese in Hong Kong)。数年之间,每于学课余瑕,皆致力于革命之鼓吹,常往来于香港澳门之间,大放厥辞无所忌讳。时间而附和者,在香港祇有陈少白、尤少纨、杨鹤龄三人,而上海归客则陆皓东而已。若其他之交游,闻国父孙中山先生之言论者,不以为大逆不道而避之,则以为中风病狂相视也。国父孙中山先生与陈、尤、杨(陈少白、尤少纨、杨鹤龄)常住香港,昕夕往还,所谈者莫不为革命之言论,所怀者莫不为革命之思想,所研究者莫不为革命之问题;四人相依甚密,非谈革命则无以为欢,数年如一日,故港澳间之戚友交游,皆呼国父孙中山先生等为“四大寇”,此为国父孙中山先生革命言论之时代也,也是国父孙中山先生国民革命的犯难之交。
兴中会的第一个支会在1895年成立于横滨,第二个支会1897年12月就在台北成立。 兴中会台湾分会是陈少白先生到台湾成立的。
1900年,国父孙中山先生从国民革命初期失败的教训中,体认到国民革命在兴中会成立的最初五、六年间,没有创办出自己的革命报刊来开展革命宣传活动,以致革命进入“最艰苦的时代”,于是作出发行革命刊物的结论:“将图国民之事业,不可不造国民之舆论”,并于当年1月,派陈少白先生在香港创办兴中会第一份机关报《中国日报》由陈少白先生任社长兼总编辑和香港同盟分会会长。这样,《中国日报》既是宣传革命思想的阵地,也是革命党人在香港活动的大本营。
陈少白先生通中、英、日语文,口才敏捷,文笔凌厉。他主办《中国日报》首先改革版面,将中文报纸的长行直排改为短行横排,给读者一个崭新的面目。其时保皇党亦设《商报》于香港,一开始陈少白先生就连续撰文与之开展论战,发挥了革命思想传播作用。当时《中国日报》任务艰巨,办报资金困难他都得设法筹集。加上来往人员众多,招呼食宿或临时安排工作等等,都得认真应付。报社职工不少在生活上表现散漫,工作不大守时,有些人还染上吸食鸦片的恶习,陈少白先生为此订出出勤纪律制度,自己带头执行,如有逾时起床,就去拍床叫醒,即使是至亲胞兄,也毫不包容,因此职工称之为“番鬼脾气”。
从1900年至1905年,陈少白先生主办的《中国日报》一方面多揭发清政府腐败无能和丧权卖国,另一方面报导惠州、上海等地革命党人的反清廷活动,对于留日学生的风起云涌的革命真实情况,也作了详细的报导。至1906年,才辞去《中国日报》和香港同盟分会的职务,转而经营实业。
辛亥革命胜利后,陈少白先生淡泊名位,不恋仕途,只在广东军政府出任几个月的都督府外交司长,孙中山先生1921年回粤就任非常大总统时,当过顾问,佐理外交,也是几个月就辞职去任。以后随孙中山先生赴广西挥师北伐,也不挂官名。1932年南京政府邀请他晋京“共商国是”,同样不接受任何官衔。
陈少白先生不仅自己不思做官,而且告诫子侄族人,不要凭借他的关系晋身政界。1922年后,他毅然回到外海,担任一个小小的乡事委员会主席(乡长)。以一个党国元勋之身,在革命功成后退居乡下,受到国民党全体党员的尊崇与敬重。
陈少白先生回到广东江门市郊外海镇,不当豪绅坐享清福,却主办了多件好事,开筑由江门至外海的公路,建金溪桥、石咀桥;修筑大康路、杏林路、中华路,建中华市场;担任乡第一小学校名誉校长,带头捐资兴建三座校舍。在他的带动下,乡里的王昌小学、远贻小学、舸吕小学、教睦小学的校舍,相继由乡人投资建设,并做到全乡学童免费入学。他提倡绿化,在他的住宅四周以及公路两旁引种了小叶按树,以后扩展到所有的荒山野岭,都种上树木。他禁赌。1931年广东全省征收赌捐公开开赌,陈少白先生不好公然反对,却命乡勇站在各赌场门外劝阻陈姓子弟进入,使赌商无可奈何,被迫关门。
陈少白先生的生活非常简朴,没有伸手向胜利后的国民政权索取非份的钱财。他在香港九龙牛油湾的住宅,是由他因维持汉铁路权益所获的酬金兴建的。在乡间除自己住宅所需购置的土地外,并未购买田地从事收租剥削。1921年孙中山先生在广州越秀山文修文澜阁,作为给陈少白、尤烈、杨鹤龄三位元老颐养的“三老楼” 而陈少白先生却很少享用。陈少白先生居乡期间,还写成《兴中会革命史要》为国民党中央国史馆所收藏。1934年12月23日,陈少白先生病逝北京,停居西山舌云寺,这也首是孙中山先生逝世时停灵的地方,故挽联中有“生奔死赴,碧云恨继中山”之句。翌年l月,乡中筑基告成,才运枢归葬,参加葬礼者达数千人,挽联637对。这些挽联“开济艰难推此老,中山朋友独斯人。我来恭祭无穷感,愿祝英灵护国民!”,对其“终身革命而不做大官”的高风亮节,都不约而同地寄予无限的景仰。
一个国民革命报刊最早的开创者和民主革命先驱陈少白先生,就是这样仙风鹤骨地走过他的一生。
来源:- 关键字搜索:
- 孙中
看完这篇文章觉得
排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