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晓原：东京归来，警察夜访

应日本早稻田大学邀请，3月7日从北京出发飞往东京。原以为这次出境会如去年11月28日那般遭拦截，没想到的是竟然给出境了。

在日本期间，我们访问了东京裁判所（即法院）、日本辩护师协会、东京国家法律家协会、早稻田大学等机构。很不凑巧的是，赶上了11日下午关东地区特大地震。当时，我们正在从箱根市开往东京火车上，火车停靠在町田火车站，火车发生剧烈摇晃，全车人被困车上九个多小时。晚上12时（东京时间），调来一辆“城际”列车。我们到达东京新宿火车站已是十三日凌晨1时许。在转乘地铁回住地时，发现很多人在排队等候。地震发生后，地铁停运了，刚恢复不久，人满为患。我们只好改为步行，回到酒店已是凌晨2时15分。

12日下午，我们结束在东京访问乘机回中国，下午近五时飞机到达北京国际机场，办完入关等手续，乘机场巴士回到住地，正好是晚上7时。

晚上22时22分，我躲在床上与家人通电话，突然听见敲门声。开门一看，是两个穿便衣者。他们问，这是第几号房间。戴眼镜中年人还问：“你是不是刘晓原”？他们口气和神态生硬，没有基本的礼貌用词。

我问他们是什么人？“戴眼镜者”称是海淀区公安分局警察。我再问，你们也没穿警服，请出示警官证？年轻警察掏出了警官证，“戴眼镜者”没出示。我要他出示，他说不是有人出示了吗？我说，无法了解你身份，搞不清你是什么人，无法与你交谈。要么，你们出示拘传证。“戴眼镜者”说，只是谈一谈，有必要吗？我让他们先出去，因为我还没穿外衣。

我质问道，你们是来赶我走吧？我的东西早整理好了，明天就会搬走。“戴眼镜者”表示，知道你回来了，明天要搬走，所以找你谈谈。并说是与房子有关，但绝不是要赶我走，我完全可以在此居住。他反复称，希望我在此继续居住。我说，你们有没有在背后赶我，其实大家心里很清楚，不必作过多的解释。

今年一月份，房东曾含含糊糊告诉我，在三月十日房屋到期后，就不想再续租了（每三个月交一次租金，就算作是续租）。我在此租了三年时间，对她说的话，当时没多心。春节在老家休假期间，获知北京警方委托我老家公安调查我，当时我很是恼火，跑到老家公安局较劲一般。回到北京后，我详细问了房东不租原因，房东只好给我说了实话。房东还说，你不能与他们较劲。否则，旅馆也会办不下去了。昨天，房东去了河北省香河县办事了。被警方打电话召回，她只好打车回城里，增加一百多元支出。

我是2004年4月来到北京做律师，与忆通律所的律师同住在铁道大厦附近小区。2007年11 月份，警方对李律师不高兴了，我们被搬家至八一电影制片厂西边的莲里小区。万万没想到的是，这个小区还是属于海淀区范围，与我们原住小区是同一派出所管辖。我们只住了20天，房东就迫于压力，再次解除了租赁合同，大家只好各自找房居住。非常恼火的李律师，一纸诉状将警方告到海淀区法院。尽管法院没有立案，警方还是出面作解释，表示绝对不是他们要赶人走。此事过去后，在08年1月初，我在铁道大厦附近小旅馆租了一间房居住。一住就是三年之久。

我在此居住期间，曾按房东要求办理过暂住证，他们早该知道我居在在何处。09年4初时，警方（不是海淀的）还到我老家调查过我。我前后在海淀区居住七年之久，自己感觉并没有惹过当地警方。

双方态度缓和下来后，“戴眼镜者”称，不知我在日本东京的火车上被困九个多小时，两天时间也没有睡好觉情况，再三表示不是要赶我走，他可以找房东说说。万一要一时找不到房，他可以帮助在海淀区找。我说这完全没有必要了，在找到新住地后不再被骚乱，就算是谢天谢地了。海淀之大，容不下一个北漂律师，这不仅是一个“笑话”，还真是一个人权问题。

我表示，自己“情绪很不稳定”，态度也不好，并不完全是你们突然造访。春节休假回来，了解事情真相后，我心里就很火没处发泄，正好你们又找上门来。我在此居住长达三年多，也没有人来找过我，包括律师同行，还有我的家人。没想到的是，在被搬走前，竟然有人造访，竟然还是两个人民的警察，让我很是出乎意料。

整个谈话过程，基本上都是我在说。戴眼镜者称，太晚了，要第二天约我再谈。我说，虽然这两天没有睡好觉，可我是一个不知疲倦的人，有何事要与我谈，还是今晚说吧？他说，只是想与我谈谈而已，这样会对我和他们都有利。一谈到“利”字，我就不高兴了。他改口说是避免“麻烦”。我问有什么“麻烦”？律师做事的底线是法律，如果没突破法律还会有麻烦，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我的行为如有违法犯罪之嫌，可以请你们直接指出。

我问，是不是我在微博上发了寻找失踪律师之事？他说，哪不是。我又问，不会是让我谈江律师问题吧？江律师也住在附近的小区，他从上个月起处于“被失踪”状态。“戴眼镜者”似乎对此不感兴趣，避开了此话题。

我又问，是不是访问日本之事？他随便问了下，还有什么律师同行。我说，其他律师不在海淀区居住，也不在海淀区执业，问这超越了你们的职权，谈这些就没有必要了。他也就不再问了。我感觉他们不是为访问的事，因为同去的律师，人家早在网上发过微博，警方应该是知道的。最后，他提醒我要慎重“交朋友”。

他所指的朋友，哪可不是男女私情的朋友。我说，一个近天命之年的律师，什么人可以交往，这是不用别人教导的。我反复问，是不是代理案件中有什么问题？他没有作答。这些年来，“胆小怕事”的我，还真没惹过北京警方，代理案件都是外省市的。我们律师的主管机关，也会时不时找我谈话，但人家从不过问“交朋友”之类话题。

12日当晚的谈话，可能是我抵触不配合吧，他们也没有直接说出“主题”。但我以为，“主题”很可能是劝我不要在互联网上说“被搬家”之事。因为前段时间，我在微博和推特上说过，但没有写博文予以披露。

我住的小旅店，院子里有探头，走廊里也有探头，院门外的一条丁字路还有探头。这三个探头，很可能不是针对我，北京小旅馆都要安装。房东感到有些不解的是，院子前面的丁字路口，以前只有一个探头，不知何时又加了一个新探头，一条小小丁字路口，路过车辆并不多，竟然还给安装两个探头，真是不差钱。

国保也许还真是不希望我走，让我住在有四个探头的地方，对我和他们都有“利”了。

被调查、被阻止出境，被涉嫌危害国家安全、被搬家、被谈话，让我感到十分地无奈和痛恨。但好在我学习过人民日报“任理轩”写的社论《要理性的看待社会不公问题》。不能，真是理解不了人民的警察会如此对待律师。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今天，在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建立的今天，在不能拿法律当挡箭牌的今天，我也只好《要理性看待“被搬家”的问题》了。

找我的两名国保先生，戴眼镜者自称姓“贺”（他没出示警官证），另一个年轻警官姓冯。我不认识他们，双方之间并没有交情，他们进入我房间找我谈话，属于执行公务行为。警察执行公务，不出示警官证，严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法》。把一个公民请出自己管辖的区域，更是严重侵犯公民居住权。因此，请求海淀区公安分局对照公安部党委《2011年公安机关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意见》规定，对执法不守法者“零容忍”。

警察先生，请再别找我谈话了，我有权拒绝与你们“谈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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