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地震重啟中國網民「災難反思」(圖)

3月11日下午,日本仙臺以東約130公里的海域發生8.9級強烈地震

3月11日下午2時46分,日本仙臺以東約130公里的海域發生8.9級強烈地震，這次地震是日本140年來遭受的最強地震。地震發生後，日本政府開放媒體，其緊急救援機制也在災難中發揮強效。與此同時，中國網路出現「憤青」仇日言論，但這些言論立即遭到大多數公眾的抨擊，中國公民也開始籍日本地震重啟「災難反思」。

日本強震發生後，引世界震驚和關注，在中國，並未完全從四川"汶川地震"中恢復傷痛的國人，除呼籲發起對日本的"人道救助"外，再次對啟動新一輪"災難反思"及中日兩國在相似的地震災難中，在信息公開、緊急救援方面的不同。

在新浪微博及Twitter微博上，「憤青言論」出現在網路上：

網名為「郝妲」的人發布微博：日本地震了！真好！為什麼不是震在東京、橫濱？為什麼不是日本所有的城市都地震呢？為什麼只有7.9級呢？它要是10 級該多好啊~~我祈禱全日本都地震。有人甚至在推特上發表推文：「熱烈慶祝日本發生特大地震，是中國人就轉！」與以往其他中日公共事件中的仇日言論如出一轍。

這些言論一出，《時尚先生》雜誌主編鈄江明立擊回擊：「借日本地震檢驗微博質量，碰到幸災樂禍者立即拉黑，避免此類違背人性的言論傳播。建議各位遇到此類言論，不爭論，只拉黑。官方有官方的審查系統，我們有我們的人性審查。」《南方週末》評論員笑蜀也憤怒回應：「從九一一的叫好聲到今天日本地震的叫好聲，在印證我們國家首要的和最艱鉅的工作，是修復人性，否則一切無從談起。」

四川網友蒲飛推文：「作為最早在網際網路上公布汶川地震爆發消息者之一的我，終生難忘災區慘烈景象，時至今日也不能釋懷，今日日本國面臨如此慘景，吾國部分國民居然歡呼雀躍，是為國恥。」

中國知名的評論人「和菜頭」也發出推文：「在地震面前，人類只是草木，再無國別。像他們在汶川地震時幫助我們一樣幫助日本人民吧。」這些聲音成為面對日本地震時，中國大多數國民人性深處的選擇。

日本啟動緊急災難應急系統，國民安靜有序

日本地震發生後，首相菅直人身穿藍色急救人員制服出現在日本國家電視台上。他看起來很鎮靜，語調也很堅定。幾小時前，他還因接受不當政治捐款的問題而受到質詢和調查;

日本國家電視臺NHK不停播報海嘯預警、餘震預報、損失情況等，指導國民避難。與當時中央電視臺對「汶川地震」的災害報導中，要突出領導視察和指揮形成鮮明對比；

在全球多個對日本地震電視直播中，主持人說：「日本人大量避難於學校，體育館等公共場所，因為信任這些場所的安全質量和建築質量，日本國內建築最安全的不是政府大樓而是學校。反觀中國‘汶川地震’，大量校舍倒塌，屹立完好的大多為政府大樓。」

震後第一時間,日本東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發表電視講話，他說：「你們在中小學都學過的避難知識，現在該發揮作用了。」

從網友傳來的現場照片看到，大量的日本國民，聚集在學校及體育場等避難處，即使是小學生，也訓練有素，安靜有序。

日本路邊的公共電話已經免費，便於聯繫家人。

正當中國網民通過多家國外電視臺或網路，來瞭解關於日本地震的相關信息時，中國網民也驚異的發現，中國媒體佔據顯要媒體位置的依然是「兩會」報導，更有甚者，有知情人士告知中國宣傳部門的封殺消息：「如有播放與日本大地震相關的境外節目，需立即刪除，不得直播或者轉播。」

中國沒有能力改善和做到救災管理，只有屏蔽

就日本地震後，日本政府的信息公開、應急管理等，德國之聲在採訪中國人民大學教授張鳴時，感受到中國公共知識份子對中國「汶川地震」的再次反思： 「在災難後的應急機制方面，世界上像中國的不多，中國一旦發生公共事件，就會遮蔽和實行媒體封鎖，日本的防災救災在世界上是相當成功的，像這次這樣大的災難，整個政府到國民井井有條，關於災害的報導，救災防災系統都如此完善，最重要的是傷亡程度很小，這麼大的災難放在中國是非常可怕的事情，這一系列的災難管理在中國都做不到。」

張鳴也批評了中國當局「災難管理」的落後及對信息的屏蔽：「當時‘汶川地震’時，政府以地震是天災為理由，其實救災防災問題、信息公開的問題，是政府的職責，應該做到這些。世界上很多國家，有一整套的災難管理機制，包括平時的訓練、逃生技巧等。最重要的一點，這次日本地震災難，看出他們的房屋質量非常好，我們在防災救災的硬體、軟體上都欠缺的情況下，我們的房屋質量還很差，其後的救災系統和機制都更差，即使‘汶川地震’後，像日本可以作為避難所的小學學校，在中國的小學校舍質量依然很差，政府還不允許去談論和批評此事，政府無能力改善和做到的事情，只有屏蔽。就在此時，我們甚至有些羨慕日本，我們也期待有一天，我們面對災難時也會如此。」

日本地震凸顯中國「人性災難」

就中國網路上出現「憤青言論」，德國之聲也採訪了最先予以回擊的《時尚先生》雜誌主編鈄江明，他認為這是一場「人性災難」：「在中國還是有這樣一些人，被稱作‘憤青’，這是和我們的教育有關係，我們在學生時代學習的歷史知識並不是準確的歷史，過度誇大我們曾被列強壓迫的歷史，對自己民族的所作所為沒有反省。我們一直沒有人性及愛的教育，及普世價值的尊重，我們在過度強調仇恨，我們所謂的愛是愛祖國、愛黨之類，而基於普通人性層面的愛很少，我們的教育是一個很大的問題，這是一種‘人性災難’，雖然說不一定比自然災難更嚴重，但會更持久，恢復人性是更難的事情，比對一個‘廢墟’的重建要難得多。」

他認為這其中根本原因為體制性障礙：「其實中國近年發生的很多事情都和人性有關，包括2010年的‘弒童事件’、‘黑磚窯事件’、‘拐賣兒童'等，中國已經突破了人性的底線，主流的官方聲音是發展是硬道理，最後引發的結果就是唯GDP是論，為了金錢可以拋棄一切，當初‘汶川地震’時，就有文章介紹日本人面對災難時的態度，我們總是運動式解決問題思路，出現災難，趕緊開晚會，號召大家捐錢等，地震之後，需要一個完善持久的機制來完成的事情，都無人再顧及。這需要制度之外的持久人性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