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民与官的斗与不斗

封建社会政治的腐败导致了官和民对立的状态，在强权和弱势的较量之中，在斗与不斗的选择之间，正邪善恶终难逃历史的裁断。

元代大剧作家关汉卿在他的代表作《窦娥冤》中，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楚州有一位名叫窦娥的女子，其父因家贫将她卖给蔡婆婆家做童养媳。不久她的丈夫也害病死去，留下婆媳二人相依为命。当地流氓张驴儿，企图胁迫窦娥跟他成亲，被窦娥严辞拒绝。怀恨在心的张驴儿于是计划先毒死蔡婆婆，再逼窦娥成亲，不料竟阴差阳错将自己的父亲张老儿毒死。随后，张驴儿便勾结贪官将杀人的罪名栽到窦娥身上。申诉无门的窦娥被屈打成招，她在临刑前满腔悲愤地质问：“地也，你不分好歹何为地？天也，你错勘贤愚枉为天！”直到三年后，已做了官的父亲才为窦娥平反昭雪。

几百年以来，窦娥冤的故事在中国民间广为流传，几乎是妇孺皆知。实际上，这种文学作品中的故事绝非虚构，而是中国古代官民矛盾的真实写照，它尖锐地揭露了古代中国社会“民不与官斗”的悲哀与无奈。

在古代中国，由于为官者掌握了国家权力，并且以皇权的名义控制着国家经济权力和社会财富，再加上缺乏一套严格的监督制度，致使他们的权力无法受到约束。结果就是，在大多数情况下，由于政治的腐败、为官者的贪婪与残暴，造成几千年来官民之间始终处于对抗状态。尽管在儒家经典《孟子》中就曾一再强调：“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但实际上，身为百姓父母的为官者往往视民如草芥，肆意欺压剥削。这样的事例，在古代历史中几乎俯仰皆是。

很多人都读过唐代大诗人白居易的传世名篇《卖炭翁》，而诗中官员的横暴与卖炭翁的凄惨也深深地印在了人们的脑海里。其实，白居易创作该诗的目的即在于讽喻当时的现实。在唐代中期，朝廷推行一种名为“宫市”的制度，就是派出大批宦官到各地市场上为皇宫采办货物。但这些宦官到市场上后，却打着为皇宫采办的名义，到处强行廉价购买百姓的货物，有时甚至公然掠夺，使百姓敢怒不敢言。据史书记载，当时一听说宦官来了，就连那些卖豆浆油饼的小商贩都赶紧闭门歇业。至于《卖炭翁》中那位可怜的老人，就是无数受害者的一个缩影。直到大历八年，有一位名叫郇谟的民间人士，愤然“以麻辫发，哭于东市”，冒死向朝廷提出抗议，直接惊动了皇上，才使那些宦官有所收敛。

在封建专制的古代社会里，一旦遇到黑暗的统治，寻常百姓往往对贪官污吏的欺压剥削无能为力，只能逆来顺受。即使那些财大气粗的富豪，如果一旦得罪了官府，也会遭遇悲惨的下场。明代初年，江苏吴县周庄出了个赫赫有名的富民沈万三。他通过垦殖和海外贸易获取巨额利润，成为当时的亿万富翁，号称江南第一。当时民间就流传有“南京点击查看南京及更多城市天气预报的沈万三，北京点击查看北京及更多城市天气预报的槐树湾；人的名儿，树的影儿”之类的说法。然而，正当这位民间富商的事业如日中天时，来自官方的打击却接踵而至。朱元璋当皇帝后，严厉实行对富豪的压制政策，首先就将矛头对准了沈万三。据记载，当朱元璋平定江浙后，沈万三赶紧主动提供大量军用物资，但是没想到仍招来朱元璋的嫉恨。有一次，朱元璋召见沈万三，要他每年“献白金千铤，黄金百斤”，还命他建造六百五十间廊房，供养数十“披甲马军”，并对他的田地征以重税，力图消耗他的财产。更为甚者，在修建南京(当时的首都)城墙时，朱元璋竟命沈万三分担近一半的工程。当财大气粗的沈万三提前三日完工时，朱元璋非常恼怒，多次要治其死罪，只是由于马皇后的劝阻才作罢。过了不久，朱元璋又借口沈万三的儿子沈茂参与谋反，将其父子分别发配到岭南和辽东，一代富豪从此家破人亡。

正是在无数惨痛的教训中，古代的老百姓逐渐总结出了一种处世哲学，那就是“民不与官斗”，这也成为几千年来中国社会官民关系的真实写照。由于政治腐败，一旦发生官民矛盾时，老百姓常常要面对官官相护的局面，正所谓“胳臂拧不过大腿”。更可悲的是，即使诉诸公堂，老百姓也往往会不得不面对“八字衙门朝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的现实。更何况，虽然古代中国宣称“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但如果真的是“民告官”，作为原告的民必须先被打板子，然后才被允许民递交诉状。相反，为官者却在法律上享有特权，可以不与民在公堂上对质，也可以不必出面到在法庭上答辩。这种不公平最终导致了老百姓普遍存在怕官的心理，有句谚语就说“无事见官，脱落四两肉”。在这种情况下，作为受害者的老百姓无非有两条道路：一是寄希望于“清官”的出现；二就是铤而走险，冒死反抗。

众所周知，古代中国有很多的公案小说，如《包公案》、《狄公案》、《施公案》等，在民间流传非常广泛，其深层次的历史原因就是“民不与官斗”的现实。既然老百姓自身无法与官抗争，他们便把希望寄托在所谓的“清官”身上。在他们的幻想中，这些清官往往一身正气，当看到老百姓蒙受不白之冤时，立即会挺身而出，惩治贪官，还受害者以公道。在这些美好的形象当中，最著名的无疑要属铁面无私的包拯了。关于包拯的故事很多很多。比如宋代官府规定，老百姓要到衙门告状，先得托人写状子，还得通过衙门小吏传递给知府。于是一些讼师恶棍，就趁机敲诈勒索。传说在包拯担任开封知府时，就打破了这条规矩，宣布凡老百姓要诉冤告状，都可以到知府衙门前击鼓鸣冤。再如我国戏曲中为人熟知的《秦香莲》，更是这类故事的代表。尽管历史上的包拯确实为官清廉，被后世尊称为“包公”，但实际上那些民间流传的故事多系虚构，而只是老百姓的一种美好愿望的反映。

在古代腐败的政治局面下，老百姓如果真要与官斗，最极端的方式只有选择暴力反抗，如暴动、起义等。像明代的矿监税使们，就曾遇到这种情况。万历二十九年，当朝廷派宦官孙隆前往苏杭搜刮时，引起了当地人民的公愤。他们在葛贤的领导下，举行大规模的抗税罢工，吓得孙隆赶紧仓皇逃跑。著名的起义领袖李自成，也是由于官府的压迫走上反抗道路的。当年，陕西米脂由于连年灾害，农民都交不起租税。李自成为解民困，就借债替乡亲交税。后来当地主逼债时，唆使官府将李自成抓起来，严刑拷打，最终迫使百姓愤而反抗，杀死地主贪官，在李自成的率领下走上了起义道路。结果不到几年的功夫，起义军就推翻了腐败不堪的明朝。

几千年的历史教训告诉我们，虽然在大多数情形下，由于官府的威压，老百姓总是抱着“民不与官斗”的心态，忍气吞声、逆来顺受。但这种官民之间的矛盾一旦发展到极点，就会官逼民反，为官者也会遭到灭顶之灾。正如汉代著名政论家贾谊所言：“夫民者，至贱而不可简也，至愚而不可欺也。故自古至今与民为仇者，有迟有速，而民必胜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