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民與官的斗與不鬥

封建社會政治的腐敗導致了官和民對立的狀態，在強權和弱勢的較量之中，在斗與不鬥的選擇之間，正邪善惡終難逃歷史的裁斷。

元代大劇作家關漢卿在他的代表作《竇娥冤》中，講述了這樣一個故事：楚州有一位名叫竇娥的女子，其父因家貧將她賣給蔡婆婆家做童養媳。不久她的丈夫也害病死去，留下婆媳二人相依為命。當地流氓張驢兒，企圖脅迫竇娥跟他成親，被竇娥嚴辭拒絕。懷恨在心的張驢兒於是計畫先毒死蔡婆婆，再逼竇娥成親，不料竟陰差陽錯將自己的父親張老兒毒死。隨後，張驢兒便勾結貪官將殺人的罪名栽到竇娥身上。申訴無門的竇娥被屈打成招，她在臨刑前滿腔悲憤地質問：「地也，你不分好歹何為地？天也，你錯勘賢愚枉為天！」直到三年後，已做了官的父親才為竇娥平反昭雪。

幾百年以來，竇娥冤的故事在中國民間廣為流傳，幾乎是婦孺皆知。實際上，這種文學作品中的故事絕非虛構，而是中國古代官民矛盾的真實寫照，它尖銳地揭露了古代中國社會「民不與官斗」的悲哀與無奈。

在古代中國，由於為官者掌握了國家權力，並且以皇權的名義控制著國家經濟權力和社會財富，再加上缺乏一套嚴格的監督制度，致使他們的權力無法受到約束。結果就是，在大多數情況下，由於政治的腐敗、為官者的貪婪與殘暴，造成幾千年來官民之間始終處於對抗狀態。儘管在儒家經典《孟子》中就曾一再強調：「民為重，社稷次之，君為輕」。但實際上，身為百姓父母的為官者往往視民如草芥，肆意欺壓剝削。這樣的事例，在古代歷史中幾乎俯仰皆是。

很多人都讀過唐代大詩人白居易的傳世名篇《賣炭翁》，而詩中官員的橫暴與賣炭翁的淒慘也深深地印在了人們的腦海裡。其實，白居易創作該詩的目的即在於諷喻當時的現實。在唐代中期，朝廷推行一種名為「宮市」的制度，就是派出大批宦官到各地市場上為皇宮採辦貨物。但這些宦官到市場上後，卻打著為皇宮採辦的名義，到處強行廉價購買百姓的貨物，有時甚至公然掠奪，使百姓敢怒不敢言。據史書記載，當時一聽說宦官來了，就連那些賣豆漿油餅的小商販都趕緊閉門歇業。至於《賣炭翁》中那位可憐的老人，就是無數受害者的一個縮影。直到大歷八年，有一位名叫郇謨的民間人士，憤然「以麻辮髮，哭於東市」，冒死向朝廷提出抗議，直接驚動了皇上，才使那些宦官有所收斂。

在封建專制的古代社會裏，一旦遇到黑暗的統治，尋常百姓往往對貪官污吏的欺壓剝削無能為力，只能逆來順受。即使那些財大氣粗的富豪，如果一旦得罪了官府，也會遭遇悲慘的下場。明代初年，江蘇吳縣周莊出了個赫赫有名的富民瀋萬三。他通過墾殖和海外貿易獲取巨額利潤，成為當時的億萬富翁，號稱江南第一。當時民間就流傳有「南京點擊查看南京及更多城市天氣預報的瀋萬三，北京點擊查看北京及更多城市天氣預報的槐樹灣；人的名兒，樹的影兒」之類的說法。然而，正當這位民間富商的事業如日中天時，來自官方的打擊卻接踵而至。朱元璋當皇帝后，嚴厲實行對富豪的壓制政策，首先就將矛頭對準了瀋萬三。據記載，當朱元璋平定江浙後，瀋萬三趕緊主動提供大量軍用物資，但是沒想到仍招來朱元璋的嫉恨。有一次，朱元璋召見瀋萬三，要他每年「獻白金千鋌，黃金百斤」，還命他建造六百五十間廊房，供養數十「披甲馬軍」，並對他的田地征以重稅，力圖消耗他的財產。更為甚者，在修建南京(當時的首都)城牆時，朱元璋竟命瀋萬三分擔近一半的工程。當財大氣粗的瀋萬三提前三日完工時，朱元璋非常惱怒，多次要治其死罪，只是由於馬皇后的勸阻才作罷。過了不久，朱元璋又藉口瀋萬三的兒子瀋茂參與謀反，將其父子分別發配到嶺南和遼東，一代富豪從此家破人亡。

正是在無數慘痛的教訓中，古代的老百姓逐漸總結出了一種處世哲學，那就是「民不與官斗」，這也成為幾千年來中國社會官民關係的真實寫照。由於政治腐敗，一旦發生官民矛盾時，老百姓常常要面對官官相護的局面，正所謂「胳臂擰不過大腿」。更可悲的是，即使訴諸公堂，老百姓也往往會不得不面對「八字衙門朝南開，有理無錢莫進來」的現實。更何況，雖然古代中國宣稱「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但如果真的是「民告官」，作為原告的民必須先被打板子，然後才被允許民遞交訴狀。相反，為官者卻在法律上享有特權，可以不與民在公堂上對質，也可以不必出面到在法庭上答辯。這種不公平最終導致了老百姓普遍存在怕官的心理，有句諺語就說「無事見官，脫落四兩肉」。在這種情況下，作為受害者的老百姓無非有兩條道路：一是寄希望於「清官」的出現；二就是鋌而走險，冒死反抗。

眾所周知，古代中國有很多的公案小說，如《包公案》、《狄公案》、《施公案》等，在民間流傳非常廣泛，其深層次的歷史原因就是「民不與官斗」的現實。既然老百姓自身無法與官抗爭，他們便把希望寄託在所謂的「清官」身上。在他們的幻想中，這些清官往往一身正氣，當看到老百姓蒙受不白之冤時，立即會挺身而出，懲治貪官，還受害者以公道。在這些美好的形像當中，最著名的無疑要屬鐵面無私的包拯了。關於包拯的故事很多很多。比如宋代官府規定，老百姓要到衙門告狀，先得託人寫狀子，還得通過衙門小吏傳遞給知府。於是一些訟師惡棍，就趁機敲詐勒索。傳說在包拯擔任開封知府時，就打破了這條規矩，宣布凡老百姓要訴冤告狀，都可以到知府衙門前擊鼓鳴冤。再如我國戲曲中為人熟知的《秦香蓮》，更是這類故事的代表。儘管歷史上的包拯確實為官清廉，被後世尊稱為「包公」，但實際上那些民間流傳的故事多系虛構，而只是老百姓的一種美好願望的反映。

在古代腐敗的政治局面下，老百姓如果真要與官鬥，最極端的方式只有選擇暴力反抗，如暴動、起義等。像明代的礦監稅使們，就曾遇到這種情況。萬曆二十九年，當朝廷派宦官孫隆前往蘇杭搜刮時，引起了當地人民的公憤。他們在葛賢的領導下，舉行大規模的抗稅罷工，嚇得孫隆趕緊倉皇逃跑。著名的起義領袖李自成，也是由於官府的壓迫走上反抗道路的。當年，陝西米脂由於連年災害，農民都交不起租稅。李自成為解民困，就借債替鄉親交稅。後來當地主逼債時，唆使官府將李自成抓起來，嚴刑拷打，最終迫使百姓憤而反抗，殺死地主貪官，在李自成的率領下走上了起義道路。結果不到幾年的功夫，起義軍就推翻了腐敗不堪的明朝。

幾千年的歷史教訓告訴我們，雖然在大多數情形下，由於官府的威壓，老百姓總是抱著「民不與官斗」的心態，忍氣吞聲、逆來順受。但這種官民之間的矛盾一旦發展到極點，就會官逼民反，為官者也會遭到滅頂之災。正如漢代著名政論家賈誼所言：「夫民者，至賤而不可簡也，至愚而不可欺也。故自古至今與民為仇者，有遲有速，而民必勝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