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攻占的故乡

春节回家，才出机场，即被初中同桌余胖子拉去参加同学聚会。

离家七年，除了山川轮廓和乡音，换了人间。

一路上，余胖子慢慢地开着车，兴致勃勃地介绍着：这里要建工业园，那里要建居民区;这同学在这里有套房子，那同学在那里有铺面;这同学是怎么爬上去的，那同学打官腔的程式……同行的罗老师幽幽地说，余胖子是本地政商界知情人士。看来不假。

吃过晚饭，天已经全黑了，同学李明送我回家，由于改道，找不到回家的路，问路边小店，一脸茫然。我大窘，只好电话求助。

第二天早晨，一开门，放眼望去，那些原来种庄稼的良田，大部分栽了花木，随时准备发卖;村道上飞驰的各种车辆，激起弥天尘土，落在树叶上、房顶上，灰蒙蒙一片……

然而变化最大的，还是我们的小镇。

至迟到2000年，我们的小镇一直寂寂无名，30里开外，就很容易被人搞混。

小镇离省城70公里，背靠山地，面向平原，小镇背后，一条河流从山中蜿蜒而出。有一条老街，有些破败，观其建筑样式，多起于清末民初;有几棵两人合抱粗的银杏，一座古塔;一种略有名气、起于清代的小点心。另有两条新街，出现于上世纪80年代，多为两层居民楼。离镇10里之遥的山上，有千亩森林，古木参天，林中有始建于五代时期的寺庙，相传明建文帝曾藏身于此(全国有此传说的地方不下十处)，可惜庙产大部分毁于“文革”。另有一位唐代的“非著名”诗人也居住在这里，《全唐诗》上记载着他三十多篇诗作。

这就是小镇全部可资“旅游开发”的家当。

公元2000年之后，我们的小镇开始进入地方主政者视野。先是小镇和寺庙的历史被重新梳理，“非著名”诗人的雕像和祠堂立了起来，水泥街面换成了青石板，老街那些歪歪斜斜的木铺板统一做旧。

那时，我们都不知道他们要干什么。即便大部分人是“湖广填四川”的后裔，但我们在这片土地上生活了至少十代，是这里的主人，我们理所当然地以为，他们是“外人”，到这来得听我们的。然而事实证明，我们错了。

最初，为了名气响亮，使用了几百年的小镇名字之前，被安装上附近一个世界文化遗产的地名，与此同时，小镇迎来了第一个地产项目。那还是2002年啊，小镇上的人和附近乡民一辈子难见巨变，谁见过号称投资上亿元的项目?然而巨变不过刚开始。

此后，在地方主政者手里，小镇被一次又一次地规划、包装和改造，先获得AAA级风景区的名号，很快又升格AAAA级。

于今，在我眼前呈现的小镇，已经面目全非：广场若干，仿古牌坊若干。两条新街的临街墙面上，用铆钉固定上仿古门窗和房檐，雕楼画栋，几可乱真。街中间挖了一条弯弯曲曲的水沟，辅以亭台楼阁，可做曲水流觞之戏。建于“文革”初年的大桥，正被改建成仿古廊桥，巍峨壮观。还有新修的旅游接待中心、大型停车场，等等等等。

中午，又有一帮同学设宴于小镇上，酒酣耳热，喜气洋洋，兴奋地感叹着小镇的巨变，饭后，沿着新修建的“伴江游道”，随着山水的起伏，缓步而行，有今夕何夕之感。

我一向认为，中国人的“乡愁”，大致有两种，一种如鲁迅言“苍黄的天底下，远近横着几个萧索的荒村”，或王怡所云“每个人的家乡都在沦陷”;另一种是她的固有景观被改变了，附着在故乡上的记忆被打断，有些甚至不可追忆。如果我有所谓“乡愁”，可勉强归于后者。而接下来的见闻，大大丰富了这种“乡愁”的内涵。

一天，在去给爷爷上坟的路上，遇到一位远亲，60多岁，略微知道我是“媒体人士”后，便认真地给我“反映问题”。其最大者，是去年10月，为拆迁的事，发生了严重打人事件，多人重伤、被拘，据他描述，甚至有“黑社会”参与，此事还没完，今年可能继续发酵。那拆迁补偿是多少呢?29000元/亩。至于房屋补偿，也就是每平方米两三百元。我在网上查了一下，某开发商对这一地块的出价在百万元/亩左右。真是一本万利的生意!从中，可以看到卖地与旅游开发之间的因果对应。

那些彻底“卖”光土地的乡亲，在小镇边上，由镇政府指定一小块地，用获得的一二十万元不等的土地和房屋补偿金，自建房屋。真是碰上了好年景，遇上房价暴涨，账面资产飙升，皆大欢喜。我的堂弟几年前花了9万元买了两间铺面，如今涨到150万元，因此怡然自得，对旅游开发称赞不已。那些规划和包装所描绘的美妙前景，一次又一次地引来众多地产商和投资客。我所见到的一片别墅区，每平方米均价 8000元，而县城不过三四千而已。地方报纸云，小镇已经成了旅游地产新地标，集结于此的高端旅游项目近10家，五星级宾馆3家，有的已经动工。又称，小镇已经开始从单纯的民居古镇向国际旅游小镇全面蝶变。

沿山一带的地价都在飞涨，地方政府为此专门修了一条高等级公路，直通省城，轨道交通也快要通到我们的小镇……不出意外，后面恐怕还有更大的资本在摩拳擦掌。

只是，如今除了仅可容身的房屋，养活了我们至少十代人的土地都被一道道围墙圈去，我们已由这片土地的主人，变成了与投资客一样的“客民”，区别仅在于，他们可以随时抽身离去，我们只能在此地终老。

20多年前，河边上有很大一片荒滩，大人在那里挖石灰石贴补家用，小孩子在那里摸鱼、找鸟窝，那是我们的天堂。后来有一天，那片荒滩上来了推土机挖鱼塘，不少人去观看，并由衷展望建设成就。后来鱼塘建成，承包者是几个土高干。有一次，我从旁边经过，看守鱼塘的伙计用警惕的眼神审视着我。我由是产生一种彻入心肺的痛——原来我们的天堂已经被霸占了。

眼前的一切，何尝不是荒滩变鱼塘的翻版：我们可以多吃几次鱼，却不得不把大片荒滩交出去;我们分享了“开发”成果——增值的房产、昂贵的衣食、更多的商机和打工机会，但不得不把祖先们留下的土地悉数交出去，而且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在这场 “旅游开发”和“卖地”的游戏中，我们基本上是局外人，无权置喙，甚至可以被任意殴打，拘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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