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珍惜自己的书籍或书稿，就好比农民珍惜粮食，事在情理之中。因此文人有两怕，一怕书遭损失，怕遇上火灾、水患之类的麻烦事；二怕丢失。丢失的情况又有多种：搬家散落；被他人误作废书废纸扔掉；遭遇强盗或小偷……翻阅史书，这最后一种情形的“受害者”还真不少。
明末清初的史学家谈迁，就遇上了这种麻烦事。谈迁为人讲气节，明、清之际，他不愿出仕，而做了一位隐士。但谈迁隐而不闲，在家里他一方面靠文字打工——帮别人抄抄写写，或代写程式性的“应用文”，以此谋生；另一方面他饱览群书，编写史著。经过二十多年矢志不移的坚持，终于写就一部《国榷》。这部明朝断代史书，资料翔实，典故丰富，以至于令当时某些文人有过“非分之想”，试图占为己有，“闻迁有是书，思欲窃之为己有”(《清史稿·遗逸二》)。不过，小偷却抢了先。某日，小偷光顾，可谈迁家的一无所有让窃贼大失所望，于是一气之下将谈迁的书稿一网打尽，“夜有盗入其室，尽发藏橐以去”。几十年的惨淡经营，竟遭如此劫难，谈迁当时的心情可想而知。然而，年过半百的谈迁并没消沉，事后他说道：“吾手尚在，宁遂已乎？”自己还能动手，当然不会放弃。经过几年努力，终于再次完成《国榷》的写作。
谈迁遇上了小偷，而另一位年代稍晚一点的文史大家章学诚，则碰上了明火执仗的劫匪。章学诚与谈迁不一样，早年有强烈的入仕愿望，但一生不得志，四处颠沛流离，以讲学、著述地方志来养家糊口，同时利用空余时间写作《校雠通义》等书。公元1781年，章学诚游历返归时，在河南境内遭遇劫匪，以往的书稿被抢一空。之后，章学诚只得凭借记忆以及好友留存的部分别本来补缀原著。痛定思痛，这次劫难也给了章学诚深刻教训，自此之后，他每写一篇文章都要留存副稿，以防万一，“每有撰著，必留副草”。(据《胡适文集7·章实斋先生年谱》)
盗贼、劫匪无所不偷无所不抢，着实让人痛恶；而谈迁、章学诚等人的行为，却令人肃然起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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