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明园劫难 正大光明殿成海淀垃圾总站

秋天早晨的圆明园是晨练老人和流浪猫的天下。一匹杂色的老猫懒洋洋地趴在青砖垛上,守望着在不远处打太极的红衣老太。泛潮的青砖从他们脚下向四面延伸扩展,近看,这些青砖勾勒出一组宏大建筑的基址,远看它们组成一个新鲜完工的广场,只在局部用玻璃罩起两个观察孔。玻璃罩下衰草掩映残石断砖,它们的前身是“含经堂”——以“十全老人”自居的乾隆为自己修建的归政养老之所。这是一组集锦式建筑,书房、寝宫、佛堂、可演升天入地大戏的双层戏台,由宫女太监扮演商家顾客的买卖街,凡乾隆能想到的无所不包。

现在,青砖抹平了一切。

这种粗糙的重建模式正在被复制。尚未对游人开放的圆明园西部景区正在为奥运加班加点。高低错落的遗迹基址用土埋好、垫平,一般高的青砖墩豆腐块一样覆盖其上。文化石包青砖的“夹心桥”取代了原本的石桥。

历经1860年的“火劫”;历经1900年外敌内匪联手砍伐奇珍异木,让清河镇上木材堆积如山的“木劫”;历经从北洋官僚到1950年代十大建筑、 1970年代人防工程的“挖石不倦”;历经1917年到2000年,几辈农民战天斗地、备战备荒的“土劫”,这些建筑基址本是圆明园最后的家底。

为了还它们本来面目,北京市曾花了22年和4.3亿人民币用于圆明园占地单位和居民的搬迁。到2006年5月,除前身为延安保育院的101中学外,13个单位和785户居民离开圆明园。

三百年后,圆明园似乎又回到了它在1707年建园时的起点。只是,在5200亩上风上水的土地上画怎样的图画,今天的建设者并不像三百年前的“样式雷”家族那样成竹在胸。

三百岁,生日不快乐

修什么,甚至修还是不修,如此基础性的问题又回来了。中国该怎么对待圆明园?问题又一次回到了27年前的起点。

10月20日,在“纪念圆明园建园三百周年国际学术研谈会上”,94岁的汪之力呼吁尽快恢复圆明园原有的山形水系和植物配置,并按原样重建总体十分之一的建筑物。1950年代,汪之力出任建筑科学研究所首任所长,1980年代牵头起草《保护、整修及利用圆明园遗址的倡议书》。汪之力强调,恢复山行水系及植物配置,重建十分之一的古建筑,早已写在2000年的《圆明园遗址公园规划》文中,规划经北京市政府及国家文物局批准,具有法律效力。比照这份规划,圆明园管理者在过去的7年中不作为。

次日,北京市文物局副局长孔繁峙接受《北京日报》的采访,解释了何为“重建十分之一的古建筑”,他称10%多指宫门及院墙。“圆明园的性质是遗址,复建是为了明确遗址完整范围。”

照此说法,“重建”工程竟已在悄无声息中接近完成。圆明园管理处新闻发言人宗天亮曾在9月间表示,近年完成的含经堂遗址复建、小卖部、厕所、快餐店、休息点等总建筑面积已近14000平方米,而盛时圆明园的总建筑面积为17万平方米,十分之一的古建即17000平方米。“按照他们的说法,古建就是宫门和厕所!这可能吗?”11月8日,汪之力情绪激动地问记者。

修什么,甚至修还是不修,如此基础性的问题又回来了。中国该怎么对待圆明园?问题又一次回到了27年前的起点处。

27年前,圆明园已经基本从地理上、从人们的记忆中消失。

张恩荫1955年到北京后一直住在海淀,但一直到1970年代才在别人的指点下知道车窗外荒草和杂树掩映的地方曾经是被“八国联军”一把火烧掉的圆明园。又过了很久,他才知道“八国联军火烧圆明园”是一个错误的概念。在当时,张恩荫并不是无知的特例。世居中关村而不知道圆明园的大有人在。1980年代,《北京日报》一篇报道圆明园的文章,除标题外,正文提到圆明园的地方都写成了“元明圆”。

当时,不为《北京日报》和张恩荫了解的圆明园是朱世忠们的天下。1918年,朱世忠的父亲朱德印迫于生计,从河北老家投奔看守圆明园的亲娘舅孟老爷,开始看园,后来在舍卫城附近盖了房,开了13亩地。到了1970年代,朱世忠的6个儿女前后在圆明园长大成人,其中4人在园内务农。他们和散布在圆明园的七百多口劳力组成了海淀公社的7个生产队。

几十年间,社员们垦荒种地、填湖植稻,积粪、养鸡养鸭喂猪,开豆腐坊、盖房。圆明园230座山丘里80座被挖过,大部分河湖都成了水田。平整开阔些的土地则被先后入园的大小单位占据。高干子弟学校101中学是第一个。

如今,这番景象已被刷新,但是今作也难称佳构。今天的圆明园已经逐步清理了占地单位,但植物配置、山形水系和建筑仍然凌乱。从圆明园南门进园,人们的第一印象会是出租皇帝服装照相的小摊,第二个印象则是毫无章法的植物群落,种得密不透风。对圆明园山形的批判也很多,说一个个跟馒头一样,以前,圆明园的山虽然不高,但是有各种变化,现在都一样。

在尚未出台整套实施方案的情况下,一些复建工程边考古边进行了,工程质量本身并不让人满意。“瓷砖、一揣就倒的栏杆……什么都有。”圆明园管理处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工作人员说。

今天,垂涎圆明园的土地的更多地是经济利益体,在1980年之前,觊觎它的土地的则是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科学院、国家气象局等单位。当时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特意就此事作过批示:不批了,被前人毁掉的东西,今后我们有能力的时候可以考虑重建。北京市政府据此作出“圆明园一草一木不准动”的批示。“其实周恩来的意思是,圆明园只拨给101,”一位研究圆明园历史的学者说,“101对圆明园的破坏非常大,它占了绮春园1/3的地,并且不拍照不测量,直接在遗址上建。而且这么多年,还一直向四周扩张。”目前,101中学是圆明园内惟一一个获准暂缓迁出的单位,尽管它的上地新校区早已建好。

101中学的口子一开,市级、区级单位在“文革”前后大量进驻,形成圆明园内一个个割据的独立王国。

1975年的一天,人大清史所教授王道成步行入园,环顾四周,除了农田民房之外什么也看不见;除了蛙声蝉鸣、田间流水的声音,什么也听不到。当时王道成的脑子里就浮现出八个字“故宫禾黍人世沧桑”。

就像淹没在热带密林中的吴哥窟,荒僻群山中的马楚-皮楚一样,当时,圆明园的存在也曾经不为人所知,不同的只是,它就在北京,巨大醒目,人们却视而不见。遮蔽它的不是自然界,而是中国式的时代荒谬。

到1980年,这个国家中终于有人开始试图拯救这片废墟。那一年,园中清帝处理政务的正大光明殿已经成了海淀垃圾总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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